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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草原之子 上

匈奴人到底是个什么模样呢？司马迁没有在《史记》中对匈奴相貌有特别的描述，似乎他们与汉人之间没有巨大的差异。虽然没有详尽的文字描述，幸而我们还有雕塑可供揣摩——在陕西兴平县西汉名将霍去病的墓前有一尊1.4米高的“马踏匈奴”雕像，马腹下的匈奴人左手持弓，右手以短矛刺马胁。此人面阔多须，头大而后仰，高颧骨小眼睛，眼睑呈三角形，厚唇平鼻，低额大耳，这种相貌似有蒙古人种特征。前苏联学者杜门通过对在外蒙各地发掘出的38个匈奴头骨进行研究后，认为他们都属于蒙古人种北部亚洲西伯利亚类型。不过在外蒙古诺颜山第25号匈奴墓中出土的刺绣像中的匈奴人则头发浓密梳向后方，前额宽广，眼睛巨大，上唇有浓密的胡须，并有蓝色的瞳孔，如此相貌又绝非蒙古人种。中国的王国维认为匈奴人“深目多须”，应该有典型的突厥人相貌。内蒙古鄂托克旗三段地汉墓中出土的土男俑则均为长颅高鼻深目，颇有欧罗巴人种特点。陕西长安县沣西乡客省庄出土的匈奴墓葬中发现过描述匈奴人摔跤的透雕铜饰，匈奴人高鼻长发，也具有鲜明的突厥种特征。在初唐史学家李延寿所撰的《北史突厥传》中就明确指出：“突厥者……匈奴之别种也”。就目前的东亚考古学发现而言，匈奴相貌以蒙古人种居多，但也包括一些突厥或欧罗巴人种特征。

曾饱受匈奴入侵之苦的欧洲人对匈奴人的记载更多，如哥特历史学家约丹内斯记载道：“他们的肤色很黑，脸没有定形。应该是眼睛的地方长了两个黑洞，鼻子平扁，面上疤痕累累。”、“胸宽头大，眼很小，鼻梁扁平，皮肤稍黑。大体上看很接近蒙古圆头人种的特点。至于其皮肤，则由于草原上太阳的强烈辐射而变成了黑褐色。”；希腊人措西莫斯认为“他们看上去和猴子差不多”；斯道尼乌斯主教更是说：“匈奴人的新生儿也有一张令人恐怖的脸……他们的鼻子不允许超过脸的高度，为了长大后在作战时能戴上脸盔，不惜用带子裹住鼻孔以遏制其生长。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亲生母亲才会给亲生的儿子破相。”，上述描述充斥着仇恨情绪，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可怕的半兽人部落。幸而有法国现代汉学家戴遂良后来给我们提供了一番中立的研究成果：“他们的身材是矮小的，有粗短的体格，圆而极其硕大的头，脸宽，颧骨高，撇开的鼻翼，相当稠密的上唇须，除了在颌上的一簇硬毛外没有胡子，在穿孔里戴着一个环子的长耳朵。除了在头顶上留有一束头发之外，一般是剃光的。眉毛是厚的，眼睛突出像杏仁一般，瞳仁是活泼的。”此外由于多食乳酪，匈奴人的颧骨下面有两团暗红的油光。

如此复杂多样的相貌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匈奴种族的复杂，不过在东西方史料中对于匈奴衣着、饮食和作战习惯的记载大致上是统一的。《史记》上说匈奴人“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古罗马史学家阿米亚诺斯描述“匈奴人的凶猛和野蛮是难以想像的。他们划破他们的孩子们的面颊，使他们以后长不出胡子。他们身体粗壮、手臂巨长，不合比例的大头，形成了畸形的外表。他们像野兽般地生活，食生食，不调味，吃树根和放在他们马鞍下压碎的嫩肉。不知道犁的使用，不知道固定住处，无论是房屋，还是棚子。常年游牧。他们从小习惯了忍受寒冷、饥饿和干渴。其畜群随着他们迁徙，其中一些牲畜用来拉篷车，车内有其妻室儿女。妇女在车中纺线做衣，生儿育女，直到把他们抚养成人。如果你问他们来自何方、出生于何地，他们不可能告诉你。他们的服装是缝在一起的一件麻织内衣和一件鼠皮外套。内衣是深色调的，穿上后便不再换下，直到在身上穿坏为止。头盔或帽子朝后戴在头上，多毛的腿部用羊皮裹住，是他们十足的盛装。他们的鞋子，无形状和尺码，使他们不宜行走，因此他们作为步兵是相当不适合的。但骑在马上，他们几乎像铆在他们的丑陋的小马上一样，这些马不知疲乏，并且奔驰时像闪电一样迅速。他们在马背上度过一生，有时跨在马上，有时像妇女一样侧坐在马上。他们在马背上开会、做买卖、吃喝——甚至躺在马脖子上睡觉”。

从上述记载来看，似乎匈奴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游牧民族。其实不然，匈奴的城镇和村庄定居点遗址与大量农具和手工艺品的出土表明匈奴也拥有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例如在外贝加尔地区就有伊沃尔加城址、德日进河边的巴颜——乌德勒城址、希洛克河畔的格曼德尔图城址和七卡河边的都列尼村等大量城镇和村庄遗址，其中的城镇还拥有城墙等防御设施。尤其在伊沃尔加城址中发现了大约7千平方米的住房和手工作坊。在游牧王国中出现农耕文明的痕迹并不奇怪，首先中原的华夏族就是匈奴起源时组成它的一份子，其次匈奴从中原掳掠到草原上的大量人口需要安置，不可能全部将他们变成牧奴。于是大量汉民族人口带来的农业也成为匈奴经济的一部分，在匈奴遗址中出土的大量汉式器具和房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在俄罗斯哈卡斯自治共和国发掘出的中国式宫殿瓦当上刻着“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字样，更是令人对宫殿主人的身份浮想联翩。根据汉代史料中诸如“会连雨雪数日……谷稼不熟，单于恐”此类的话来看，农业在匈奴社会经济中还是占有相当大比重的。

虽然中原传来了农业技术，不过游牧生活还是匈奴人的不二选择。他们的生活节奏由他们蓄养的马、牛、羊、骆驼群来决定，毡房木车就是他们的家。在不同季节，为了适应放牧的需要，他们必须经常移换牧地，选择水草丰美的地方做夏营地，寻找可避风寒的谷地作冬营地。对于马和羊，牧场的要求也不一样，马群一般依山而营，羊群则临涧而驻。但是，这种游牧也不是随意进行的，每个部落都必须在一定的地域内按照一定的路线迁徙。他们居住在用木架、毛毡和兽皮构成的帐幕中，一家人不分老少同居在一处帷幕下。在迁移时，他们将拆下的毡帐及家庭用具装在马或牛拉的车上。匈奴在宿营地驻屯时，将车子围成一圈，毡帐扎在圈内，一般是部落酋长住在圆圈中心，其他人按地位高低从内向外分布。当部落驻扎停当后炊烟袅袅升起，匈奴人在歇息时唱起歌谣。匈奴人虽没有文字，但他们的民歌曲调优美嘹亮悠扬，在胜利时高歌，在挫败后低唱。除了歌颂领袖和英雄之外，匈奴人还擅长把身边的事物和自身境遇编入歌词，于是匈奴的喜怒哀乐都会在歌声中悠悠传四方。为民歌伴奏的是胡琴，《后汉书窦宪传》中有“远兵金山，听笳龙庭”的记载，其中的笳指的是胡笳，除此外还有鞞鼓也是匈奴的常用乐器。这些乐器后来也传入中原，直到魏晋南北朝时还有中原人演奏的记录。例如晋朝的并州刺史刘琨就擅长吹奏胡笳，他吹出的“出塞入塞之声”凄婉动听，令匈奴人听了“有怀土之切”，在思念故乡时泪眼朦胧。

在匈奴的社会分工中放牧和狩猎是男子的事情，妇女负责挤奶、制作乳酪、剪羊毛纺线和制衣等工作。匈奴的女子真是顶起了半边天，在游牧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匈奴部落发生战争时，青壮年妇女往往随军出征，管理行李和钱财，同时搭建毡帐，运送粮草辎重等物。在危机时刻甚至要随男子一同上马战斗，这种特有的劳动分工方式决定了妇女在游牧民族中具有相当高的地位。后来花木兰的故事会出现在同是起源自游牧民族的鲜卑传说中，自然也是这种半边天地位的写照。

游牧民族的牧民都是纯朴、善良的化身，远来的陌生旅人可以把毡房当成自己的家一样走进去歇息。主人会热情地招待客人，不过这种招待是有时间限制的：以热情好客的哈萨克人风俗来看，在他们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祖先的遗产中一部分是留给客人的。只要沿途有哈萨克，那怕你走一年的路，也用不着带一粒粮、一分钱”。于是第一天的客人是“上天派来的客人。”要殷勤招待；住到第二天则变成了“祖先请来的客人”自然接着好好款待。俗话说事不过三，在哈萨克人家中做客不要超过两天，毕竟牧民家的牛羊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于是第三天就变成了“魔鬼派来的客人”，给以粗茶淡饭提醒客人该走人了。如果客人真存了就此留在这里白吃白喝一辈子的念头，那么第四天什么招待都没有了，直接撵出去拉倒……我有个朋友曾去内蒙草原深处游玩，他结识了一位蒙族牧民朋友，两人结伴同游相谈甚欢，无拘无束饮酒高歌。当他离开的时候，那牧民忽然给他跪下磕了一个头。朋友大惊失色忙问这是为何？牧民说你是我的好友，但这一离别今生再也不能见面，所以用这种方式送你。如此真性情，只有草原民族，想来匈奴人自然也不例外。

匈奴人的精神世界很原始简单，他们信奉以灵物与偶像崇拜为特点的萨满教。在万物有灵的信念支配下，匈奴人膜拜氏族或部落的祖灵，也膜拜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土地，乃至于苍狼白鹿等一切草原上的生灵。匈奴的萨满教没有成文的经典，没有宗教组织但每个部落都有巫师，没有寺庙但有祭坛，没有统一、规范化的宗教仪礼但有相似的祈祷和施法模式。匈奴的萨满巫师被中原称之为“胡巫”。胡巫最基本的功能是为人间沟通和联络神灵、祖灵、精灵、鬼灵诸界，以帮助人问解脱痛苦和灾难。而通灵这个神圣的使命，是普通的氏族成员难以承担和胜任的，必须具有天赋异性的人才有这种能力。这种能力就是做胡巫的基本素质。通灵能力和某些疾病相联系，如精神疾病的治愈者、得了天花而不死者、重伤不死者等，据说他们的伤痛是由神灵加诸其身的，因此，在选拔胡巫时他们往往是未来合格的萨满人，而胡巫的职位一旦确定后也常在本部落氏族中靠口传身受世代嬗递。

萨满教的产生与古老的猎、牧地区的自然灾害和流行疾病分不开，因此在胡巫的职能中天然地包含了医治疾病和占卜凶吉的内容。胡巫在治病时以跳大神的方式为主，并辅以火、水、木器、金属器等法器作法。如胡巫赤脚踩踏烧红的炭火后，再用脚去踩病人患病的部位，以神灵之力来驱逐病魔——做这个技术动作的要领是快，只要够快自己决不会受烧伤，在今天的一些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还能看到类似的表演，不过已经沦为旅游区的观光项目了。此外，也有用烧替身的办法为人治病的，即用纸或草等扎成人形后施以巫术，使这些替身有了“生命”后用火烧掉消灾。胡巫虽然靠巫术做法，手里还是要有些真本事的，否则治一个死一个，很快就混不下去了。他们的原始医术从实践中得出，很擅长治疗筋骨毛病和皮外伤，这些也都是草原上常见的创伤。

原始的萨满教中，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是最主要的成分。在匈奴人的自然崇拜中，最突出的是对天、地、日、月的崇拜。《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匈奴人对天地十分尊崇，在一年三次大规模祭祀中，正月的春祭、五月的龙城大祭，都要祭祀天地，因为单于代表苍天，阏氏则代表大地。这样，祭拜天地的同时等于也是对单于夫妇的膜拜，有利于巩固其统治。匈奴祭天最早在鄂尔多斯草原上的云阳甘泉城下。后来此地被秦朝夺去，只好向西迁到河西走廊休屠王右地。后来此地又被霍去病夺取并获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据《魏书释老志》的记载，这个金人大约有一丈高，汉武帝把它陈列在自己的行宫甘泉宫内并不祭祀，只派人烧香礼拜而已。

对日月，单于要每天在其升起时朝拜：“而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另外每次出兵之前都要观察星月，月盛则可攻战，月亏则必须罢兵：“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由于太阳从东方升起，匈奴人自然产生了以左为尊的观念，毡房的房门也常向左开。因为太阳带来了光明，匈奴人崇敬代表光明的白色，与人盟约时要杀白马歃血，共饮血酒。

对于祖先，匈奴认为人的灵魂不灭，所以要随葬大批的衣物、器皿乃至奴婢人牲，供其在天国享用，必要时还会通过巫师与祖先对话。正所谓“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每年五月，单于会在龙城大会诸侯，举行大规模的祭祖活动。坟墓是祖先的住所，位置要严格保密，而且严禁任何人破坏。《后汉书乌桓传》记载在汉昭帝时东胡的后裔乌桓曾挖掉了匈奴单于的坟墓，打扰了祖先的清静，匈奴大怒，发兵东击乌桓。

由于有了神灵代言人的身份，使得巫师的神权与匈奴贵族的世俗权力往往交织在一起，互相作用。除了替匈奴首领沟通上天和祖先之外，胡巫还经常参与现实政治斗争。每次匈奴对外出兵时，都要先由巫师做祷告和占卜，吉则出，凶则缓。从当时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到胡巫常常参与到匈奴的司法审判体系中，当主持断案的官员无法判断时便要求助神灵指点，也就是全凭胡巫说了算。甚至有不少匈奴显贵也会被政敌串通胡巫陷害，不仅会失宠下台还可能丢掉性命。胡巫传到中原后与中原固有的鬼神观念结合，成为贵族官宦们打击政敌的工具，后来酿成了汉代的一场巨祸。

胡巫除了装神弄鬼之外，还肩负着生物战专家的职责。在汉武帝反击匈奴连获大捷的情况下，单于命令胡巫在死去的牛羊身上施用法术，然后抛弃在汉军经过的地方和大漠草原上的水源地。汉军接触后大批感染疾疫损失很大，《资治通鉴》中记载“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胡巫导演了古代历史上最早的“生化危机”，现代历史学家何新在《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中认为这些牛羊是被巫师做过特殊毒化处理的“生化武器”，匈奴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使用生物武器的人。汉武帝时的名将霍去病年仅24岁就病死了，《汉书》中说“骠骑将军登临翰海，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也就是说霍去病的军队全靠俘获匈奴的补给来维持军需，所以历代学者都认为他是匈奴瘟疫的受害者。至于到底是什么引起了瘟疫，历代学者众说纷纭。不过可以肯定不是胡巫跳大神的结果，大体上有炭疽、天花和鼠疫等几种猜测。以发病时的症状和日后蒙古军队的类似做法来看，似乎以鼠疫最为可能。无论如何，被汉人称之为“伤寒”瘟疫由匈奴传入中原，酿成了延续数百年的可怕灾难，连汉朝的灭亡也与瘟疫有直接的关系，东汉末年的黄巾军起义正是依靠送符水治瘟疫的办法串联组织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