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那年庐山（三十六）后来 -- 史文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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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河待整

【原创】那年庐山（三十六）后来

八月十八日，绵延47天的庐山会议终于落幕。前一天，前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在半个月之前还让专机往庐山送了六筐竹叶菜的周小舟，收到了庐山会议工作人员送来的两张三等船票。人生的转折有时就这样令人无法预知却如此残酷。在诸多中委和高干纷纷坐专列或飞机离去时，庐山会议的管理员在五十年后，依然记得周小舟怅然下山时的那张苦脸。（事实上，会议对周小舟的处理是对外保密的，但这张船票泄露了天机。----此外，一个值得提到的事实是，在庐山会议中段，警卫会议的江西地方部队被从北京来的部队替换了。）

在下山前，洛甫又一次给东哥写了一封“服软”的信。表示和昨天“永远决绝”，“我衷心感谢你和中央其他同志所给予我的帮助。”“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东哥对此的反应是将信“印发各同志”，还拟题《洛甫同志八月十八日上午庐山临行赠言，给毛泽东》，并在批语中表示：“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洛甫同志又一次率先发信，和东哥收信后“印发各同志”的作法都是这段历史几个生动的形象。

9月9日，在北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后，彭总也写信给东哥：“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许多同志对我耐心教育和帮助。’东哥对此感到满意，收到当日即作赞扬批示，通报全党。并说：“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但是，事实上，无论彭总和洛甫，这两封信都不是他们的心里话。洛甫后来被贬为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1962年还回到故乡上海浦东调查经济，文革间收到残酷迫害，后流放广东肇庆，江苏无锡等，期间对他毕生的理想进行深刻的思考，留下很多珍贵文稿。里面的内容和东哥的路线自然是大相径庭。-----而彭总回到北京后，迎来的是军委扩大会议对他和黄大将的暴风骤雨，之后，他申请搬出中南海永福堂。（不是被迫，而是彭总自己申请的），搬到挂甲屯吴家花园，后来就是自己种了一分试验田（该事迹后写入小学教科书），用实证来说明自己的错误，大跃进的浮夸。-----可见，彭总始终认为他在庐山的行为是对经济问题发表看法，而不是一场政治斗争。------之后，在东哥最难堪的七千人大会之后，他又上了八万字的意见书，认为：“我不是什么‘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野心家’、‘阴谋家’、‘蓄谋已久的篡党分子’，但是我犯有一定的错误。。。。”并对胡服同志说他：“彭德怀在庐山写信“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所有人都可以平反，惟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愤怒地驳斥到，“我对私通外国搞颠覆活动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所以加在我身上的这一丑恶罪名，引起我心情极大不满。我诚恳地要求党中央根据一贯实事求是的原则，派专人彻底清查这一是非问题。如发现事实确凿，按以叛国论罪判处死刑无怨。”

对于“高饶联盟问题”，彭总详细叙述了他与高岗的往来，“我并不否认我在高岗问题上所犯的错误，首先没有及时向中央汇报情况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高岗在散布攻击少奇同志的言论时，我不应该品评少奇同志‘有时有点偏’。如果说这就是‘高、彭联盟’或者‘恐怕是彭、高联盟’，而作为一个当事者的我，是有点想不通。”

“七千人大会”后，许多人都平了反。当然，彭总的信使东哥大为不快。1962年8月5日，东哥在武汉同华东、中南两大区负责人谈话时，又点了彭德怀，并说：“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

总之，1959年八月东哥在庐山取得的胜利，仅仅维持了不到三年。他印发全党的，来自彭总，洛甫等的检讨书和服软信，最终只是一张文字。

然而，在庐山会议结束的当时，全国上下是因此掀起了“反右倾和继续大跃进”的高潮。----我们知道，庐山会议本是为“纠左”召开的，而且上山之初，各路诸侯里面做检讨的也不在少数，谭震林，王任重，吴芝圃，柯庆施，李井泉等等都作了检讨。------而可想而知的，当时大跃进的胡闹在广泛的基层应该早就怨声一片了。-----这些个诸侯如果是带着他们的检讨下山的话，恐怕面对那些对他们提意见的下属更加的底气不足了，-----但庆幸的是，东哥在庐山之上给这些诸侯们作了表率。既然东哥对彭黄张周这些“善意”的异议者都采取了打压的手段，这些诸侯们自然可以操起“反右倾”的大棒回他们的封国了。------一般的看法，1958年的大跃进的胡闹仅仅伤到了农民的“皮肉”，而1959年的继续跃进则彻底伤到农民们的“筋骨”。---------------另外一种看法就是1959年的反右倾，浪费了扭转经济形势的大好时机，白白失去了一整年的时间。

但历史是冷酷的，这些在1959年反右倾时保住脸面的诸侯，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时，终于迎来了他们的终审判决。吴芝圃，张仲良，舒同（1960年免职），曾希圣等等，被撤职。谭震林，李井泉，叶飞等在小组会上遭受众人批评，叶飞作了深刻自我检讨，声泪俱下。谭震林被“誉为”“我们党有史以来第一大官僚主义者，主席思想受干扰，主要受他影响。”李井泉被人写匿名信反应他的严重问题，在四川小组的会议上，他一次又一次的检讨，说到动情处，也流下了眼泪，然而听众的反应还是一片声讨声，下面的干部就不让他过关，后来邓公到了小组，说四川的问题不是哪一级的责任，而是中央地方都有。才勉强给李解了围。

至于东哥本人，在七千人大会之后，他几乎退出一线的工作。虽然大跃进整个的失败并不在于他一人的责任，但在庐山之上，他对彭总的反击和压服无疑恶化当时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于东哥而言，在下庐山之时，他手里揣着彭黄张周的检讨，无疑是志得意满的。他在八月十九日给秀才们写信，宣布：“….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不明真相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们，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起见，必须向这一切人作战，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为此问题要向世界宣战。”---------但可惜，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给了东哥一个冰冷而沉重的答案。------1961年，东哥就不得不宣布是年为“调查研究年”（这已经是庐山会议一年半之后了），-----到了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眼看着大跃进时踊跃的左派大将被部下的揭发戳的体无完肤之时，东哥才最后明白，他所受到的蒙蔽有多严重，换句话说，他的理想是依靠怎样的载体去实现的。

但纵然东哥明白了庐山会议所讨论的经济问题上他的错误之后，(这一点，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公开承认，中央的错误，首先是我负责)------对于庐山上对他骂娘的彭总个人，他无法低头。------尤其在七千人大会后，彭总的上书全盘推翻了他曾承认的加诸于他身上的罪名之后，东哥更加的愤怒。-------可让东哥感到虚弱的是，那一次的七千人大会，左派诸侯的落马在事实上已经印证了在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的错误，因此，所有的高级干部们虽然嘴上不说，但他们自然还记得整个大跃进乃至庐山会议这个进程里东哥的作用和表现，-----现实很清楚地证明，彭总在庐山上写的信是对的。（这一点，胡服同志本人已经确认。）-----是以，东哥和胡服只能以“里通外国”和“高彭集团”这两个前者虚无缥缈，后者死无对证的罪名来维持对彭总的批判。-------坦率地说，这只是用一个谎言来掩盖另一个谎言罢了。-----而当一个领袖需要谎言作为武器时，那往往是他变得虚弱的开始。-----而对谎言的重复需要，则明显是上瘾的症状了。

三年之后，彭总庐山罢官再一次成为一个政治操作的题材。在东哥和颜悦色地表态支持闲居的彭总去四川做三线建设总指挥的同时，他的夫人正繁忙地来往京沪之间，秘密地策划那篇著名的《海瑞罢官》。-------虽然毛彭之间的恩怨对于东哥发动文革的动机而言，几乎小的可以忽略，但看到东哥在七年之后，依然对彭总无法释怀，-----只能让我们断定，在东哥心中，其实清楚地知道，他并没有赢得一个真正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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