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冯玉祥自传》 -- foundera

第十六章　左路备补军(二)

　　一九一三年的秋天，左路备补军又另外成立两个团：左翼第一团同左翼第二团。我奉令招编左翼第二团。

　　我在阴历七月廿九日奉到命令。当天晚上，即在原来统带的一营人中选拔了几位官长头目，翌晨带同他们到河南郾城一带去招募新兵。

　　从北京动身的时候，天还没有明亮，东方正泛着血红的朝霞。沿路上，看见百姓们正在收割晚禾，茫茫的原野，一片晚秋的景象。

　　在漯河车站下车，五里路即到郾城。这里既靠车站，南面又有一条大沙河，下流可通至临淮关，上流亦通许多重要的城镇，河中船舶拥挤，产鱼颇丰。所以郾城是一个水旱码头，市上一片蓬蓬勃勃的兴隆气象(后来因连年内战，景况大非昔比了)。我们到了郾城，即找地方落脚。我向来牢牢记着“冻死不入民房”的教训，以为无论如何，我自己得把这句话拿来身体力行。至于住旅馆，则更不相宜。所以我每次行军，必住祠庙或空着的公所。这次在郾城，找到有一家停闭的戏院，室里有现成的木床。我们当即住了进去。因为大雨之后，里面异常潮湿，但为了方便，即未另找房子。当天我们都很疲乏了，在床上铺起随身带来的军毯，躺下就呼呼睡去。想不到一觉醒来，周身如同针刺的一样，疼痛得厉害，把毯子掀开一看，席子上，枕头下，到处臭虫，成群结队，多到令人肉麻。后来回到南苑，遍身都生出厌人的疥疮。这戏院停止已久，臭虫都饿瘪了，一旦住了人，它们就馋餐地大吃一顿。戏子身上都生着疥疮的，俗话说：“不怕疥水，只怕疥嘴。”一夜的工夫，戏子身上的疥毒，就传染到我们身上来了。这场恶疾，经过两月，才慢慢地治好。从此我得知戏院、澡堂、旅店都是传播病菌最厉害的场所。后来每到这些地方，我就怀着戒心，不敢稍有大意。

　　郾城这一带，人烟稠密，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也多。我们除在郾城招收而外，并派出人员在逍遥镇、西华县、沈邱、项城等数处分头招募。取录标准，凡农工良民，身无暗疾，年在十八岁至二十五岁，身高四尺八至五尺者，一律收录。凡面黄肌瘦，精神萎靡者，体高不够者，皆不要。人民生活，的确看出一年年地艰难起来了。整整一团人――一千六百余名――不到两个星期，就招足了额数。梁冠英、田金凯、赵廷选、吉鸿昌等，都是这次应募来的。郾城街上有朱姓兄弟两人，一名朱安邦，二十岁；一名朱安庭，十八岁，都是基督教徒。浸礼会牧师介绍他俩投军。入伍后，极为忠诚本分，勤劳负责，不久即升排长。一九三八年我过郾城，想起他俩，曾向熟人打听他们的下落，不料都已死去了。替他们算算年纪，不过四十多岁。中国人寿命往往如此之短，真是民族一大可怖的现象。我细思原因，觉得主要的是知识不够，意志薄弱。富裕者则生活恣纵，耽逸堕落，因而短命；贫苦者则生活窘困，饥寒交迫――纵有得着机会，慢慢爬上去的，但一旦有钱，也就恣纵起来。社会如此，彼此熏陶，好像惟有恣纵方是人生乐事，加以经济凋敝、社会动乱诸原因。总之还是整个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

　　当晚乘车北返，还出了一点小波折：郾城车站站长，要等候接到路局的电示之后，才肯开车。路局没有答复之先，他坚执不肯开车。但那时新兵早已登上火车了，停在站上，久不开行，于是便七言八语，嘈杂不休，闹得车站上秩序非常混乱。我便向站长说，我出来招兵是奉有政府的公事，决不会是假冒。向路局要车，也是经过正当的手续，当然不是私自乘车。这样留难不开，我固然难以维持秩序，车站上也多不少麻烦。若是早把车开了，两方面都方便，免得耽误时间。后来费了许多的争议，才勉强把车开出。在站上整整耽误了四五个钟头。

　　我们乘的是铁篷车。这一千多个新弟兄，招收并不是难事，可是要把他们大伙儿运往北京去，就觉得非常不容易了。因为他们都是老百姓，过惯的是农民生活，团体生活的训练，丝毫没有。因此处处都得为他们照料，为他们设法。尤其乘火车，困难问题更多。我因为有了上年招兵的经验，这次在事前都一一妥为预备，以免临时没有办法。现在且举三件极小的事来说：第一就是饮食的问题。现在军队士兵们每人都有一只水壶，行军时食水是不成问题的。可是这些新来的弟兄，哪里来的水壶?但决不能因此就不给他们水喝。他们都是新来的，忍饥忍渴都无训练。倘若一天没水喝，眼睛红肿了，鼻孔也流血了，他们受不了这种苦，势必即对军队生活，得一恶印象。我乃想出了水站的办法，事先派人在沿途各站，安置大桶，预备开水，另外每辆车上，预置两把洋铁壶，两只粗饭碗，以便替换着用。等到我们的车子到站，开水早凉好了，大家都可充量地大喝。新兵没受过苦，吃的也不能坏，于是在开车之前，办制了大量的馍馍带着，在车上吃着方便。第二就是大小便问题。铁篷车上没有厕所，大小便都很困难。往往看见军队乘火车，每到一站，弟兄们都争先恐后地跳下车来，就在站台附近拉屎拉尿。兵车一过，随处污秽。而且站台上男女旅客来来往往，瞧着丘八们到处哈着腰，露着屁股，实在不成体统。更有一种的，任弟兄们在车厢衔接的那连关上面大便小便，一个不小心，就可以摔死摔伤。这在没乘过火车的新兵，更须注意。我的办法，是把火车在离站十里的地方停住，让弟兄们下来，到野地里去把大小便打发干净，然后再进站去，自然什么问题也没有了。第三是睡觉的问题，事先即办置了大量的草，把车上铺垫起来，每辆车内都铺个三四寸厚，可坐可卧，十分舒畅，只是严禁吸烟。这些虽是小事，但是却疏忽不得。比如垫草，若不事先预备，那时到了车上，铁板冷气砭骨，弟兄们无有不生病的。这些事一一张罗好了，还得对弟兄们详细说明，马马虎虎说一下，是不行的，又非不惮繁琐，反复讲说不可。

　　我们一团人，分做三列车，一路上顺顺利利，到达北京。

　　下车后，在顺直门外一个大庙里住。安顿之后，就开始团队的编制。第一营营长由我自兼，二营营长是赵冠江，三营营长是邱毓坤。每营哨官四位：一营，前哨为李鸣钟，后哨王某，左哨万某，右哨刘某；二营，前哨赵西平，左哨刘某，右哨刘大侃，后哨关某；三营，前哨吴鹏飞，后哨杨某，右哨康某，左哨席尊龙。这回任用的哨长头目，多数都由备补军第二营中精选充任，所以比较的整齐，不像上年成立第二营时那样的分子混杂，滥竽充数了。

　　军营中紧要的事，是卫生知识的灌输。尤其是新招的兵，十九都是穷乡僻壤里来的子弟，卫生方面的常识，根本谈不上的。一天晚上，已经深夜，忽然一阵号啕哭叫的声音，从兵棚内传了出来。这时我还没睡觉，听了很是诧异，急忙循着声音去查，以便追究一个明白。到了兵棚里，看见一个兵正在地上乱滚，口里不住声地哭叫。问他们的班长是怎么一回事，说是前两天因为擦枪，一时不慎，把大拇指擦破了一块，即用布裹扎起来，当时稍有一点儿疼，以为不要紧，并不在意。不想浸了水，毒菌侵入创口，伤势陡变，如火焚烧，疼痛难忍。我把他的手指仔细拨开一看，中指头竟已烧黑，毒气正在飞速地蔓延。我就急忙亲自送他到哈德门同仁医院治疗。大夫一查验，出人意外地，竟说手指非锯掉不可，否则，连手膊子也保不住了。我听了这话，很替他焦心。我对医生说，我不敢做这个主，请等我的回话，再做定夺。当即把此事去报告了陆统领，请示他能不能照医生的话把指头锯掉。陆将军说，这万万不可姑息，毒气到了哪里，就齐哪里锯掉。并说：“你没有这样的经验，一定不知道它的厉害。”我回头即通知医生，照他的话行了手术，将大拇指锯了一节。一个活泼泼的小弟兄，因为这一点小的创伤，就受了这种断指的创痛，实在是出人意外了。自从这次以后，我对于军队的训练，就特别注意卫生知识的灌输。历年来，无论行军驻军，每逢讲话，必特别提出这个题目，同大家反复地申述，叮嘱他们要看重小事，注意卫生。

　　这次招来的新兵，都是年轻力壮的良善农夫，从质的方面说，可说没有可訾议的地方。但是他们缺乏教育，知识浅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丝毫没有。他们原先在家里的时候，只想着出来当兵，可是等到入伍了，受到严格的训练，即感觉苦恼，不自由，又想着还是家里好，一心一意要逃回家去。可是军营门岗严紧，于是只好跳墙。庙中的墙垣高的很，有冒险尝试的，往往把身体摔坏，吃了大亏，只有自认晦气。从那时候，我就常常想：中国要想抵抗帝国主义，不能不实行征兵制。但要美满的实行征兵制，则又非先普及国民教育不可。可是照我国实际的情形看，若说一定要等教育普及了，国民的文化水准都一般地提高了，而后再施行征兵制度，则事实上又不能许可。因为国民教育的真正普及，在整个的民族问题政治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是办不到的。所以这就必须努力宣传工作，使爱民族、爱国家以及各方面必要的政治认识，都能家喻户晓，那时方可有效地实施征兵。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万万不可忽视，其故即在于此。我为要补救这个“逃兵”的严重现象，一面对士兵加紧政治教育，一面又极力设法改良对于他们的待遇。初级官长教育士兵，大部分都是缺乏经验，方法又欠请求。他们正在壮年，血气方刚，性情暴躁，日常士兵偶有不是，动辄恶语相加，痛施体罚。因此难为得很多士兵暗自流泪。他们所以私逃，这正是原因之一。所以这个问题，实在非常的严重。《孙子兵书》上明文载着：“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生，可与之死，而民不畏危也。”这就是说：治军最要紧的是要得兵心。平素训练，不得兵心，一旦有事，怎么能使士卒共甘苦患难，怎么能叫士卒舍生拼死?所以我这时一再剀切地告诫初级官长，叫他们务必要把士卒看成自己的兄弟手足一样，万不可稍存丝毫歧视的意念。但是在那时的环境下，要根本废除体罚，事实上还不可能。所办到的，只是切戒官长逞意气，胡乱虐待士兵。我特意立下一个“八不打”的戒条：一、官长生气时，不许打士兵；二、士兵劳碌太过时不许打；三、对新兵不许打；四、初次犯过者不许打；五、有病者不许打；六、天气过热过冷时不许打；七、饱饭后及饥饿时不许打；八、哀愁落泪时不许打。我把这个戒条，三令五申地告诫各级官长。刚实行时，官兵们都非常的不高兴，以为这样一来，军纪就难于维持了。后来日子一长，方慢慢地见出功效，同时逃兵的事，也无形中大大减少了。

　　我们驻在顺直门外，感到种种不方便，故又移到北苑驻防。这时我把官长目兵分成四个讲堂，加紧训练：一个营长和营副的讲堂，一个连长排长的讲堂，一个头目的讲堂，一个特别兵的讲堂。官长的基本战术同应用战术两课，由我亲自讲授。方法、原则与应用混合起来教授，一面讲原则，一面讲应用。课堂上讲完了，马上就上操场演做；操场上演做完了，立刻又到野外去实习。我的教学程序是这样的：一、我做给你看；二、你做给我看；三、讲评；四、我再做给你看；五、你再做给我看；六、讲评；七、你再做。从每个士兵的战斗动作，以至每连每营的战斗动作，必须经过这七道步骤。我认为这样的讲授，才是切合实际的办法，才能免掉纸上谈兵的流弊。后来十六混成旅时代的中下级干部大半都是在这时候训练成功的。

　　一天我正预备上讲堂，陆将军临时来了个电话，问我第三营营长邱毓坤为什么辞职不干?我一听，沉疑了半天，当即回复陆将军说：“我当面来报告。”原来第三营中哨有两个兵偷了人家两块钱，中哨孙副哨官主张马上把他们开革掉。但营长邱毓坤却坚持不同意，把两个兵一个拨到前哨，一个拨到左哨。前哨哨官是吴鹏飞，左哨哨官是席尊龙，他们俩看见无缘无故从中哨拨来两个兵，觉得很奇怪，后来探问出他们曾在中哨偷钱，就极不高兴。两个哨官异口同声地说：“中哨既然不要贼，我们也不要贼。”事情弄僵了，三营营长进退两难，即愤而向我请假。我当时劝慰他说：“这是琐碎事情，你何必如此固执?若竟因此动意气，更不值得了。”他当时也没说什么话，待了一会，就默默地走了。

　　接着是两个哨官同一个哨长来见我。中哨哨长表示无论如何不再收留这两个兵，前左两哨更坚决地表示不能收容。我正没法儿办，待要预备上课，陆将军恰好就来了电话，询问这件事情的经过。显然是邱营长从我这里走出之后，又向陆将军那里去辞职了。我接罢电话，即匆匆地乘马由北苑到军警执法处去见陆将军。到了那儿，邱毓坤正好也在座。陆将军问我说：

　　“邱毓坤为什么辞职?”

　　我回答说：“这件事最好是让他自己说。”

　　邱毓坤站起来把上述情由说完，又道：“这时天气这么冷，雪下了几尺深，若是把他们开革了，叫他们上哪儿去?我看不如来年春天暖和了，再叫他们走才好。”

　　陆将军说道：“你说的话不成理由。你说天气么，这和犯法有什么关系呢?他们若是不偷东西，就是六月天也不能开革；若是偷了东西，下怎么大的雪也不能姑息。这和天气是两回事，你为什么要牵扯起来呢?”

　　这位邱营长是安徽合肥人，武备学堂出身，曾办过旗语学校和各种训练班。学识阅历，都是好的，只是脾气顽强固执，骄傲自恃，从来不肯降心下气，听听别人的道理。因此同谁都处不好，这次同事们都不同意他的意见，到后又被陆将军说了这一顿，他还是不肯放弃自己的主意，结果竟辞职走了。我觉得为人处事，最要紧的是明镜高悬，抱定无我的态度，来看是非道理。若是一味的固执己见，意气用事，那无有不失败的。但一般人却很难做到这种地步，军人尤其如此。

　　邱毓坤走了，第三营营长之职，派来一位孙振海接任。

　　北苑一带，为历年驻兵之地。历来被裁汰的老弱残卒和被开革的不良士兵，大部分都流落在这儿，明着打杂帮闲，以谋生活，暗中却借此勾引营中弟兄，干些下流营生。奸淫偷盗，无所不为，一切罪恶的事，全由他们一手制造出来。一天晚上，七点多钟的时候，营房后门口的马号里，忽然起了火，喂马用的干草，全都烧起来。幸而发觉得早，没有酿出大祸。据站岗的兵说，火焰是突然间冒起来的，事先并没有看见零星的火焰。因此，断定这不是一时的失慎。后来多方查询，始从一个小贩口里，追究出原委。那是因为几天前我无意中看见一个小贩在营门口摆摊，卖的尽是有碍卫生的零食，弟兄围拢着购买，你去我来，秩序紊乱。我看不过去，就把他驱逐走了。那小贩因此记下了仇恨。他原是以前被别的驻军开革的兵，他知道靠营墙的马房中，储藏着干草。这天晚上，他乘人不备，隔墙把火药包扔到马号的干草堆里，上面插上一枝燃着的香头，等到香头燃到火药上，火药爆发，干草即随着燃烧开来。幸而为时尚早，人都未睡。若是迟一些，必定闹出乱子来。过了几天，汤旅长天锡那边也起大火，烧去二三十万斤干草，也是附近游勇干的。大概住过北苑之人，像这类的尴尬情形，都能够知道的。

　　在北苑驻了三个月的光景，又奉令调到东城东四禄米仓驻防。这是以前逊清时代屯米的所在，地方很宽阔，一团人住着，尚有余裕。大约屯米的时间太久，耗子多的可怕，满地都拉撒着碎米。这房子的垣墙，下面厚有一丈，上面阔有六尺，进身深有八丈余。因此虽开有小窗户，却不管事，阳光仍是难得照进去，以至室内阴森森，光线幽暗，空气中弥漫着湿雾。弟兄们的铺位虽都铺有很厚的藁草，但仍不免受病，往往一连上病倒五六十个。症候都是喉头作痒，不住声的咳嗽。我问了几位医生，据说吃百合可以治这病。于是我就买了几十斤百合，每天叫伙夫煮一大锅，我亲自拿去给弟兄们分食，每人一碗，连汤一齐喝下去。吃了十多天，大家果然都渐渐痊愈起来。我在照应他们的病时，正是我和他们接近的最好的机会。问问他们的姓名，家庭状况，想家不想家。他们大多天真烂缦，淳厚老实，我们总是谈的非常亲热。因此全团的弟兄，我都很熟识。虽不敢说每个人我都叫得出名字，但是一百个中，叫上九十个名字，是没有问题的。不但正名字叫得出，就是他们在家时用的小名，我也要问出来，记牢。比如张凌云，我问他的小名叫什么，他说叫做“厚儿”；刘汝明，我问他小名叫什么，他就说叫做“呆子”。我日常对于他们，不只呼大名，并亦呼其小名。能叫出他们的大名小名，两下里的感情就显得特别亲热，特别不同，这意义是很大的。要记牢弟兄们的名字，其实并不是难事，只要多和他们接近就行。除了他们生病时，自己照应而外，还有别的机会。比如样子特别的，有点特殊艺能的，有些特别脾气的，曾经发生过特殊事故的，都容易熟识。除此之外，还有每天亲自点名的机会，点一个，瞧一个，久而久之，就都成了熟识的人了。

　　开驻禄米仓之前，曾经奉到开一营人到新乡驻防的命令。当时遵令开去的，是孙振海带领的第三营。孙振海的外号叫做“孙气”。这人做事虽然热心，但读书太少，欠缺修养，最好意气用事，加上他那一营的官佐，又都是杂凑而来，因此官长之间，老是闹意见。他去新乡之前，我很是踌躇，怕他弄不出好结果，不幸我所挂虑的事情，终于到来了。一天第三营营副同三个哨长，共同来了一个报告，指摘了孙振海十大罪状；一、不给目兵开水喝；二、公费悉入私囊；三、胆量太小，遇事慌张；四、疑心病太大；五、言过其实……以下几条，记不清楚了，每条底下都列举很多的事实。

　　我接到这个报告，就拿去见陆将军，请示他怎么办。陆将军也接到同样的报告，他主张我亲自去新乡查考一番。我回到营里，略作布置，即带了一个护兵，当天就搭平汉车去新乡。

　　我乘的是晚车，开车的时候，已经四点，过了高碑店，夜幕渐渐落下，窗外的景物都依稀辨不清楚。火车走的很慢，好像快到了磁州的时候，我问茶房：

　　“离新乡还有几站?”

　　茶房说：“还有四站。”

　　我就叮嘱护兵王炳发说：“记着，再过四站，咱们就下车，不要走过了。”

　　“再有四站，咱就下车。”护兵又重复了一句。

　　叮嘱好了，我把外套一围，就在车凳上斜靠着。这时一轮皓月，正从窗外射进来，照着车内，起了一层淡黄的烟幛。我们的一些被称为睡狮的同胞，纵横狼藉地散乱在车上，有的在打瞌(目充)，有的却耸着肩膀吸香烟，除了断续的像雷也似的鼾声之外，一切都静悄悄的。在月光下，我左右前后地看着，他们那些黄色的脸上，都满覆着很深的皱纹，这正表明着他们都是长年在外，饱经艰苦的。到了这时，不禁也触动我的乡愁。火车向南奔驰着，我的心头腾起许多麻乱的思绪。过去，未来，想来想去，没个完结。这样没头没脑地沉思着，不久也就蒙??入睡。但始终只是似睡非睡的状态，车轮轧轧前进的声音，我都能模糊听见。一站一站地过去了，听着到了四站头上了，我蓦地听见王炳发说：“到站了，下车。”匆忙地把东西提了下车，两人缓步向站外走。这时站台上正停有一辆二把手小车，我就把行李卷同箱子放上去，叫车夫推着。走出站约莫大半里路，王炳发突然叫喊起来：

　　“错了，那不是岳王庙吗?”

　　我一听很惊愕，抬头一看，前面不远果然巍然矗立着那座俎豆千秋的岳王庙。这时我的两只腿就像被吸铁石吸住了一样，停在哪儿，一动也不动，呆呆地直发愣。车夫回过头来问道：

　　“你们到底上那儿去呀?”

　　“上新乡。”

　　“错了!错了!这是汤阴县呀。”车夫说完话，把车子一放，也木挺挺地站住了。

　　这事到现在想起来，我还不免掩口葫芦，想不到我竟然闹了这么一场笑话。只记着过四站就下车，也没想到四站过后，是否果然就是新乡。这时火车已向前开走了，想再上去已不可能。到城里找栈房去住宿，离车站又太远，而且第二天早晨，又须赶回来。不得已，就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粮食店，权行借宿了一宵。第二天绝早，乘了一辆拉煤的车，云天雾地地拖到了新乡。不料事有凑巧，我在北京上车的时候，遇着一位第三营的军需长，他也是乘车回新乡的。我在汤阴耽误了一夜，这工夫他早已到了新乡。我来新乡的消息，他已事先报告给他的营长了。

　　孙振海听说我来新乡了，一时慌了手脚，当夜就去各栈房里找我，所有的新乡栈房都找遍了，连个影儿也没见到。这样一来，益发增加了他的疑心病。他决没料到这时我还在汤阴车站一家粮食店蒙头高卧呢。

　　到新乡下车，径到营部里去。“孙气”见了我，那种局促不安的样子，使我不禁发笑，同时也很使我诧异。还没等着我开口，他就一口咬定说：

　　“我的事情，您已经查明了。我知道您昨天就到了，什么事您全都查明白了，用不着我来多说了。”

　　我听了他的话，晓得他是误会了。我就向他解释，把在汤阴县耽误了一夜的事告诉了他，但他始终不肯相信，仍然肯定地说，我把他的事情都已经查明了。

　　经过详细查询之后，才知道所报告的几条，并不完全确实。原因只在孙振海初任营长，缺少经验阅历，又加神经过敏，疑心太重，处事往往不能沉着。他这次到新乡驻防，原为防范土匪。因此他就整天想着防匪的事，看见什么都要联想到土匪的事上面来，甚至看见车夫小贩，也要生疑心，想着这怕是土匪的探子吧。他一营人开到这里，分做数处驻扎，他成天往来各处，叮嘱弟兄，提防土匪，准备进击。有一天，附近一个地方演戏酬神，夜里放起鞭炮来。他听了就慌了手脚，立刻部署一切，神情举措，很不镇静。以此，官佐都瞧他不起。此外，平日总还有些罗嗦事，得罪了人家。我觉得这是经验太少之过，阅历深了，自会沉着起来的。阅历重要，同时读书也极要紧，二者并进，互相补正，方才真有进益。先贤给我们的教训，也是这样的。当时我把孙振海重重地教导申斥了一顿，一场风波，方始平息。

　　这次到新乡，顺便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对于营中挂病号的弟兄，都亲自看了一下，分别加以抚慰。我看过病房同士兵的寝室，深深地感到中国的士兵生活，实在太可怜。只要稍能避风遮雨，无论什么地方，都叫士兵去住。这同欧美国家的军队比起来，相差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