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新中国粮食生产的研究 1．概述 -- 润树

2.2 自然灾害的影响

自然灾害，包括气候变化引起的旱灾和水灾以及病虫害等，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农民“靠天吃饭”这一宿命，不会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突然改变。下表列出1950年至1998年各年度遭受旱灾和水灾的土地面积的原始数据以及由此计算出的相关数据（排除1958年数据，1967–1969年因灾害记录阙如也被排除）。

表2.3 历年受灾数据及相关计算

上表中右起三项变化量是本年度与上年度比较的差值，其中成灾变化和非成灾变化分别是其对应变量的百分数之差，粮产变化是绝对产量之差，亩产变化是亩产增量百分数之差。细心的读者将会注意到，这里的亩产量和亩产相对增量不同于表1.1中的对应值。原因是这个亩产量是基于播种面积而非耕地面积计算的。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考查气候以及劳动质量对生产的影响。

从上表最后一行可以看出，成灾变化和非成灾变化的平均值都接近于0，也就是说气候变化虽然对于年与年之间来说差别可能很大，但在长时段里相互抵消，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同时可以看到， 1950年至1997年每年粮产变化和亩产变化的平均值分别是823万吨和3.1%，这是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结果。尽管如此，年与年之间由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损失（表中的负值）或得益（表中的正值）却往往超出这些平均值很多。也就是说，当某一年的亩产变化量超出平均值很多时，那基本上就是由气候变化所引起的。

根据这些数据，可以估算出1959–1961年这三年的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减产。在受灾面积里，如果某些耕地的粮食产量减少了30%以上，就被划分为成灾面积（原表的定义）。一般地说，旱灾的危害性比水灾大，但它们的上限均可致绝收的程度, 即减产80%以上，实际取值应该根据当年灾害的程度而定。对于一个长时段来说，取其中间值，即55%，应该是一个合理的猜测。按定义，受灾但未成灾的耕地，其粮食产量的减少应低于30%，取中间值的话，是15%。运用统计学软件Minitab，选取表2.2中的亩产变化作为因变量，成灾变化和未成灾变化（均相对于播种面积）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后得到以下结果：

Regression Analysis: 亩产变化 versus 成灾变化 , 未成灾变化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is

亩产变化 = 3.35 - 0.624 成灾变化 - 0.248 未成灾变化

Predictor Coef SE Coef T P

Constant 3.3456 0.6162 5.43 0.000

成灾变化 -0.6241 0.1232 -5.06 0.000

未成灾变化 -0.2476 0.1295 -1.91 0.063

S = 4.12609 R-Sq = 47.2% R-Sq(adj) = 44.7%

Analysis of Variance

Source DF SS MS F P

Regression 2 639.36 319.68 18.78 0.000

Residual Error 42 715.03 17.02

Total 44 1354.39

Source DF Seq SS

成灾变化 1 577.10

未成灾变化 1 62.26

图2.2 亩产变化的残差值图析(1)

对以上回归方程（regression equation）的诠释是，常数项3.35代表亩产的平均增量（与实际平均亩产增量3.1%非常接近）；成灾变化系数 -0.624意味着成灾面积相对于播种面积每增加1%，全国平均亩产量就减少0.624%（或成灾耕地的产量平均减少62.4%）；未成灾变化系数 -0.248意味着，受灾但未成灾耕地的产量平均减少24.8%。这两个系数与前面估计的55%和15%比较接近。

如果将成灾变化和非成灾变化加起来作为一个自变量，由回归分析获得的亩产变化结果如下：

Regression Analysis: 亩产变化 versus 受灾变化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is

亩产变化 = 3.36 - 0.433 受灾变化

Predictor Coef SE Coef T P

Constant 3.3596 0.6457 5.20 0.000

灾变 -0.43278 0.07969 -5.43 0.000

S = 4.32242 R-Sq = 40.7% R-Sq(adj) = 39.3%

Analysis of Variance

Source DF SS MS F P

Regression 1 551.01 551.01 29.49 0.000

Residual Error 43 803.38 18.68

Total 44 1354.39

图2.3 亩产变化的残差值图析（2)

受灾变化的系数差不多正好是成灾变化和非成灾变化的平均值。

由Minitab的相关分析也可证明亩产变化与综合受灾变化（成灾变化和非成灾变化之和）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Correlations: 亩产变化 , 受灾变化

Pearson correlation of 亩产变化 and 受灾变化 = -0.644

P-Value = 0.000

笔者对由统计学的回归分析获得的结果持相当审慎的态度，特别是在多变量的情况下。除非对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关系的实际意义有充分了解，不会依赖这样的回归分析来得到自己希望看到的结果。对于本例，只要对统计学和农业生产具有基本知识的人，应该都不会对笔者使用回归分析这个数学工具表示异议。实际上，检查所有那些亩产变化超过8%（增产）的年份，除一两年例外，都对应着负的灾害变化；而所有亩产变化为负（减产）的年份，都对应着正的灾害变化。下图是对两者关系的图解。

图2.3 亩产变化对应与受灾变化的取样分布

由回归分析而获得的亩产变化和灾害变化之间的关系是线性的，然而实际上即使每年的受灾面积相同，危害程度也可以相差很大，因此是非线性的。熟悉农业生产的人都知道，同样是干旱或水涝，发生的季节和时间长短不同，对各种农作物的影响也就不同。同样是下雨，在小麦播种和生长期是有利的，但在扬花和收获期就不受欢迎。即使不旱不涝，气候的温度和湿度变化，对农作物的长势和收成，也会产生相当的影响。这些因素可以解释上表中为什么有些年度即使受灾变化很小但粮食产量的变化却很大。回归结果的标准差（S = 4.12）和亩产变化的变化量只有47.2%获得了解释（R-Sq = 47.2%）也说明了这一点。毕竟，由生产条件和科学技术带来的进步是可以预料的，也是渐进的，而气候的变化和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却可能是剧烈的。

现在的问题是，成灾变化和非成灾变化的系数应如何取值才能比较准确地反映1959–1961年所遭受的自然灾害对粮食减产的影响。从成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百分比来看，1959年与1957年相当，而1960年和1961年则近乎加倍；非成灾面积1959年和1961年较1957年加倍，1960年更达三倍。这就是说，这三年的自然灾害程度与1957年比较，1959年有所加重，1960年和1961年则大大加重。事实上，这两年的受灾面积在前后几十年中都是最大的。据此，笔者认为以下系数的设定是合理的：

以1957年 成灾系数 = - 0.4， 非成灾系数 = - 0.15 为基数，设定：

成灾系数 1959 = - 0.5，1960 = - 0.65，1961 = - 0.65

非成灾系数 1959 = - 0.15, 1960 = -0.23， 1962 = - 0.23

由此而计算出1959–1961年三年因自然灾害分别比1957年减产494，2544，2655万吨，共计5693万吨。这个数字与陈东林在《三年自然灾害”与“大跃进”——“天灾”、“人祸”关系的计量历史考察》一文中，根据《灾情报告》的数据而计算出的三年粮食因灾减产8888万吨有较大的差距。这个差距也许主要在于陈文对1959年减产的估算，没有完全排除因播种面积下降而造成的减产（注1）。该文同时也提到，“按照另一种全国不完全统计的因旱灾粮食损失量计算，这三年年均损失117.7亿公斤”，如果加上水灾的影响，则与笔者的估算接近。

笔者也计算和分析了成灾和非成灾系数的不同设值而引起受灾减产值的变化，如下表所示：

表2.4 不同系数取值对粮食减产的影响

这些敏感度分析表明，即使对自然灾害的影响按保守的系数（1）取值，林毅夫的“博弈论”也不可能成为这几年粮食产量减产的首要因素。本文取中间值（4）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当然，这不可能是精确的计算。实际误差既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

至此，可以计算出因播种面积变化和因自然灾害所导致的三年粮食减产的综合影响，如下表所示：

表2.5 播种面积和自然灾害对粮食减产的综合影响

除去由播种面积下降和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粮食减产外，仍有约2500万吨即17.6%的减产尚未获得解释。

2.3 其它因素

造成1959-1961三年粮食大减产的其它因素可能包括：

瞎指挥 - 不合理密植以及不按当地实际情况播种。

共产风 - 农民积极性受挫。这也是人祸，但与农民“博弈”偷懒有别。

博弈论 - 无法计算，但显然不是首要因素。下一节将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另外，当自然灾害连年发生时，因受灾而导致的连锁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比如种子粮和耕畜的减少，劳动力的流失和质量的下降，等等。这些因素都使得自然灾害减退后，粮食产量不可能马上恢复到正常年景的水平。

如何分别计量以上各种因素造成的粮食减产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但对于证伪林的“博弈论”是造成粮食减产的首要因素已不重要，因为它连次要因素都排不上。从下一节的分析甚至可以看到，它基本上是子虚乌有。

注1：本文初稿在向某西西河网友征求意见时，他提出这三年播种面积的下降可能与受灾后某些耕地不能播种有关。这也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1959年的播种面积下降如此之多以及笔者计算的因灾减产值与陈东林一文中报告的数值相差如此之大。但这样一来，就会使这部分耕地在按受灾面积计算粮食减产时被重复计算。这部分土地的面积在全国有多大，笔者查不到数据。陈东林的文章中只提到了1961年湖北有67万公顷小麦没有播种（大约损失70万吨），受灾减产一项就多算了约45万吨。在不能获得确切数据的情况下，只能在此加以注明。如果河友们能提供这方面可靠的数据或线索，笔者将重新计算这些数值并在正文中反映出来。当然无论这些数值如何变化，不可能大到将林毅夫的“博弈论”上升到减产首要地位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