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那年庐山 （四十）写作心得报告 -- 史文恭

其实现在当代史的史料还非常的稀缺。----庐山会议能够看得比较清楚，李锐的功劳真的非常巨大。---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而且还是一个一定程度对庐山双方领袖都有所深入了解的人。----所以他的那本实录在之后的当代史研究里，依然是可贵的第一手资料，而后来的几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处，再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记录者了。

试看近来出的《七千人大会实录》《四清运动实录》《大动乱的时代》等等，虽然已经很努力地做到收集资料，但分析的深度要浅的多。----而对于我们爱好者而言，是在第二手的资料基础上，对于很多关节，就谈不上切实的分析了。

不过话说回来，有一点是可以说说的。。。

庐山会议之后，已经稍稍冷静下来的大跃进运动又重新鼓起勇气，各地纷纷向东哥报来“喜讯”，说“反右倾”之后，各地生产迅速恢复正常，又开始跃进了。。。东哥开头也很鼓舞。。。。该年年底，他还组织了为期两个月的“读书会”， （顺便说说，胡服同志也参加了这个读书会，他的读后感非常好，河里喜欢经济的同学不妨一看。）---但是，事实上，1960年经济比1959年更加困难的一年，----东哥又一次被下面的干部“善意地’欺骗了。。。到了1960年十月左右，“一些农村饿死人等严重情况，越来越多地反映到毛泽东那里。问题的严重程度使他吃惊。”（引自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此后，河南信阳事件曝光，TG高层非常震惊。“信阳事件的材料，1960年十月二十六日送到了毛泽东手里。”

再之后，中央和东哥都紧急采取措施来挽救这个恐怖的危机。----但我们知道，灾难一直到了1961年年底才算结束。------而期间的岁月里，在无声无息间，东哥在之前近乎无往不胜的自信自然而然地被腐蚀了。--1961年三月，东哥以沉痛的心情说到：

“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例如河南本来粮食产量只有二百四十亿斤，他们说有五百多亿斤，这都是反右反出来的。右是要反的，也不得不反，不反，对我们工作就不利。庐山会议是要反右的，但是接着就在群众中反右，这就坏了。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三月到六月只反了四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

此后，他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睿智的东哥当然知道他在大跃进中的领导是一个深重的失败，-----无论报纸如何吹嘘他的伟大，但没有人可以逃脱自己内心的评论，东哥自然也不例外。---而更让他痛苦的是，----他显然还没有找到失败的根源所在。

而等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一种清算的气氛进入高潮时，（也就是各地的诸侯都纷纷痛哭流涕地向他们的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做自我检讨时。）-----有一些东西，在人们的内心中，动摇了。----我们知道，所有参加七千人大会的成员中，绝大多数都是经过了残酷的战争岁月，担任至少县一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干部，----换句话说，他们自然是有清晰的头脑和分析的能力的。---尤其是，在饿了三年的肚子后，连他们的胃都会提醒他们的脑。-------所以，当时政治体制的一个支柱，松动了。

胡服同志后来的实质性的威望上升，并非他本人在能力上，或者功绩上有了“跃进”，---而是东哥威望突然（也是必然）空出了一大块，于是刘主席上位了。

但既然刘主席不是因为他的能力或者巨大的功绩上去的。（不是说刘的能力不高，而是相对东哥而言，他的各方面差距过于明显）----所以，刘主席地位的“跃进”并不是一个基础巩固的跃进，----而且这个跃进的冲量和惯性无可避免地碰伤了东哥。

于是，仅仅从政治架构这个角度，文革必然要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