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冯玉祥自传》 -- foundera

第三十二章　首都革命以后

　　首都革命最初的目的，原是要扫除军阀势力，打倒贿选政府，拥护中山先生主义，实现和平统一的主张。但因在军事胜利之中，没有能够建立革命政府，结果仅是给予当时最凶恶的军阀曹锟、吴佩孚一个致命的打击，或能减去异日革命上不少的阻力。除此而外，这次革命的意义已在奉系军阀与皖系政客为私人势利的合作之下断送了!

　　段祺瑞这回初到北京执政，谁都希望他有一番新的觉悟，能把他自己身上的大疮和虱子割尽除绝，使国家人民少受些弊害。谁知上台不久，就证实了：不但旧有的虱子未除，反倒加了臭虫；不但大疮未割，反倒加了疥疮。官僚买办，二花脸，三花脸，等等全都来了，成天抢官、抢权、分赃打吵，闹得昏天黑地。同时他又宣言“外崇国信”，承认金佛郎案，维护帝国主义的特权，以与中山先生的取消不平等条约相对抗；一面召集善后会议，俾军阀官僚政客买办分赃攫利，以与中山先生的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相对抗。种种乖谬措施，总要使中山先生纵背毅然来到北方，亦无法进行其为国为民的革命方策。)

　　我看着前途一团漆黑，没半点光明的气象，遂决定避入天台山，以示消极。此地在民国六年讨阀复辟之前我曾住过，前面已约略提及。天台山不甚高，路是缓缓通上去，虽不阔，亦不陡，走着不感吃力；东北上直通到香山。庙中屋子共有三四十间，所有门窗都以??红油漆，很是美观。和尚有三个，一个老和尚，一个大和尚，一个小和尚。老和尚规矩甚严，起居功课都有定时，闲时不许下山，两个徒弟都很受约束。庙中工人，都是老和尚“娘家”的亲戚，还都朴实勤劳。三位和尚，都是我的熟人，相见很是欢洽。那天在后面山上，看见石工凿石，我问他什么，老和尚却不肯说。后来大和尚告诉我，说是老和尚做的坟墓。我觉得好笑，心想这和尚真是自私，又想成佛做罗汉，又要留恋躯体。庙后有一个老爷庙，或称老佛爷庙，殿门关着。叫他打开看看，回说每年三月三日方开，平时不开。这么一说，引起我的好奇，越要打开看个究竟。后来开了，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个干巴肉胎，头歪歪地望着北京。问这是什么人?和尚附在我耳边低声说：“这是顺治皇帝。”我笑了一下，明明又是和尚捣鬼，不知从哪里打听得顺治有出家之说，就造出谣言，愚弄百姓。山后就是过街塔，居民极苦，住屋破败不堪。那时天气已经很冷，家家都无棉被，只拾柴火，把炕烧热睡觉。找他们谈谈，无不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不到乡间看看，百姓的困苦，是想像不出来的。

　　我在天台山住着，原是不打算见客的。但每天来访的人陆续不断，我也不能拒绝。其中奉系皖系以及国民党的朋友都有。他们怀着不同的意见。同我提出不同的主张，都是劝我不要消极。邓宝珊、汪兆铭和吴稚晖先生等来访谈的次数最多。他们来时，我总在带着兵们在山上开垦，一段段都开成二丈长三丈阔的土地，极是肥美。他们见我干这个，引为希奇之事。我说：“这样好的地，和尚却弃而不用，真是太可惜了。我现在开出来，给他们看看。”黄膺白先生也常常来。我和他谈，我想到外国去走一趟，考察考察，长些见识，回来说话做事，也可有个准儿。黄先生却不赞成，说如今不是时候，其他国民党朋友都不同意，部属也常来相见，鹿瑞伯每来请示今后的做法，我总是告诉他说：

　　“你们第一要听中山先生的招呼，其次要和李协和先生多多见面谈话，还有胡笠僧、孙禹行诸位，必须常通声气，结合在一起。这三件是大事，其余你们商量着办就是。”

　　我每天按时读书，读的是《书经》《诗经》，以及群书志要一类，严格地说多是一些废书，不切合时代和社会的要求。

　　后来段祺瑞派人来告诉我，说我们的部队都已另新编制好，任我为西北边防督办，请我到张家口去。本来我为陆军检阅使即兼有西北边防督办的这个名义，现在只留下这个，陆军检阅使的名义便无形中取消了。察绥一带虽是苦寒之地，但那时我却极乐意去。第一，中山先生曾派汪兆铭和吴稚晖、孙哲生等先生屡次到山上劝我不要消极，其他各方也函电交促，劝我出山，而我出国游历的计划亦为各方劝阻不能实现。第二，我厌恶这个政治中心――乌烟瘴气的北京，极想远远地离开，效法张留候退居留坝的办法，到那地僻人稀的区域里，一则可以藏拙，二则或者更适宜于我的避免参加内战的心愿。主意既定，即离开天台山。这时候天气很冷，大约是民国十四年的春初吧。

　　下山以后，先料理军队的事。那时我们国民军第一军共改编为六师：李鸣钟一师，鹿钟麟一师，刘郁芬一师，张之江一师，宋哲元一师，郑金声一师。这原先是五个旅，扩充成师；外加郑金声一师。我的治军理想，原是重质不重量，贵精不贵多。但西北幅员太广，不有足够的兵额，即难于分配。如甘肃，必得有一师方可维持无虞；察哈尔、绥远亦各需一师。鹿钟麟时为北京卫戍司令，非有一师之众不能胜任，而南苑驻防的队伍亦不容太少。六师之外，石敬亭、石友三各编为一混成旅，外加炮兵两旅，交通队一团。人数约在十五万左右。人数既已扩充，长官士兵的教育不能不加紧努力。特组织了军官教导团、交通教导团、骑兵教导团、炮兵教导团、铁甲车团等教育机构。更于南苑设训练处，内分步骑、炮工、辎重等科，任熊斌为总监，刘骥为参谋长，曹浩森为副参谋长，钮惕生为总参议，分负考察监督之责。

　　这些编制上的更张，当然由陆军部决定。那时陆军部部长吴子堂，属于奉系的人物。吴子堂一心要和我们的国民军作对，在陆军部会议的第一天，他即提议取消国民军的名称。那次是段先生主席，刘定五先生为国民军代表，刘坐段右，吴坐段左。吴最先起立发言，说同为国家军队，不当另立名目，国民军名义现还听其留着，究竟有何用处?……说了许多拐弯话。刘定五先生听不入耳，当即予以驳斥。刘说：

　　“今天多么重要的会议，有许多经纶大事须得商决，为什么一上来就要抓个名义不名义的题目和国民军捣鬼?国民军的名义自有其光荣的意义，应当尊重保留的。没有国民军，这回哪来的段执政?是谁打倒曹、吴的?是谁驱走满清皇帝的?若必取有子不要母的办法，国家的纪律如何伸张?你们上次捣鬼已经把段先生捣得要不得，现在你还要捣鬼，你和段先生究竟有什么仇恨?”

　　于是指骂他不像一个部长，简直是奉军的马弁，吵的个不亦乐乎。段先生见情形不佳，就把定五先生拉到内室里去喝茶，说：“今天是第一次会议，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我们还是喝茶好。”第一天会议，即如此结束。但国民军的名义毕竟还是取消了。自此改编如前，统称为西北军。这次吴子堂一上台就拿国民军开刀，实种下了后来的恶根。

　　我既为西北边防督办，以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李鸣钟为绥远都统。不久，又发表我兼任甘肃督办，我乃派刘郁芬代理之；又派蒋鸿遇为帮办，开驻宁夏，并保举薛笃弼为甘肃省长。任邓鉴三为绥远民政厅长。

　　我到了张家口，第一件积极办理的事情，便是修筑由包头到宁夏的汽车路。这条路沿着黄河，极是荒僻难走，土匪随处出没。沿路有一种雉鸡草，丛生，非常高大，都是几千年来任其留着，从来没有芟除过。自石嘴子到流沙河一段，尤其艰难。当时派石友三带着一旅人任其事，费了极大劲，吃了极大的苦，直闹了四五个月才算竣工。与此同时，我又呈请任命王铁珊先生为包宁铁路督办，打算把包宁间的铁路也修筑起来。王铁老的为人，清廉不苟，督办此事，最为合宜。可是王过去曾参过交通部一案，因此交通部表面对之极表恭敬，称为深庆得人，而实际则恨之刺骨，处处掣肘，什么也不叫办，什么也办不动。铁珊先生和我叹息道：“你派我做这个事，恰好派错了人了。”这一条重要的铁路，竟因此没有动工。我老以为个人的事和国家的事无关，然而结果如此，可见我知道得太少了。人心真是不可解。中国的政事，恐怕大半坏在这个人事的关系上。应当是对事不对人；而实际则恰好相反，偏是对人不对事。这种病根随处可见，到而今也不能免。

　　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对于地方政治，很肯努力。在处境艰难，部队那样困苦的时候，他还节省出一笔款项来，在上堡地方建筑一座铁桥。原先那是一座木桥，夏季水涨，车马行人往往出险，铁桥筑成，化险为夷，旅行大感方便，因此地方上很是感激。

　　我在张家口住着，曾修筑一个新村，由冯治安、张自忠两人负责，带着他们的队伍修筑的。此外又盖好了一个诚洁旅舍，因为这里来往的旅客很多，平时他们都住俄国饭店，价钱极是昂贵，我为减轻他们的消耗，特筑这个旅舍为他们食宿之地。

　　这时各方面的朋友都三三五五地来看我，大约国民党朋友来得最多。许多阔别多年的，许多闻名而未见过的，这时都得到会晤的机会。那时所谓新兴社会科学，只在萌芽。三民主义在旧政治的压迫之下，也未普遍地公开于世，因此社会人民对于新兴社会政治的知识，都很简陋。我那时读书，尚未脱传统的窠臼，在此方面自然也不能例外。尤其许多术语和名词，我简直弄不清楚它的概念。而中国旧有的政治哲学，深入我的脑筋，使我对于党派的组织不免怀着成见。记得有一次于右任先生来看我，他和我详谈政党政治的道理。我们已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故我不揣谫陋，老实说出我的意见。我说：“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我是竭诚敬佩的，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我也是拥护的。但是国家政治，总还是选贤与能的好，若定要结党成派，在我看来，总不免有私而不公的弊病。我现在还不能赞同。”于先生不和我驳辩，只笑着说：“请你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请你入党。”这以前，在天台山时，有一次汪兆铭和吴稚晖先生来看我，谈起打倒帝国主义的名词，我也提出了质问。我说：“常听到说打倒帝国主义，我总觉得纳闷。人家欺凌吾国，我们反抗它，这是应当的；但是何必还要进而替人家去打倒皇帝呢?”我那时的知识有多高?连帝国主义名词的概念尚不懂得!当时吴、汪二位都对我掩口而笑，现在想来，我自己也觉得好笑。

　　鲍罗廷和加拉罕也先后由人介绍相识，常来找我谈话。每次都由陈友仁先生担任翻译。我们所谈的，主要是关于革命、宗教，以及取消不平等条约等等一类问题。我和他们说，中国的目的只是争取自由平等，谁能赞助我们达到这个目的，谁就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接触，越来越亲密，越谈越接近，于是我的思想和许多政治方面的见解也慢慢起了变化。因此我请他们二位介绍，从苏联请来三四十位顾问，步骑炮工等各项专门人才皆备，分在我们训练班中任教。两方均无条件，只为帮助我们完成国民革命。他们来后，几时觉得不适宜，即几时辞去。随来随去，没有拘束。有位总顾问，中国名字叫做任江，曾参加欧战。同时又在我们干部中选派了数十个学生赴俄留学，此时鲍、加二位与中山先生也来往颇密，这自然是因为中山先生主张并倡导三大政策的缘故。

　　这时由北京传来的消息，说中山先生的胃癌病渐渐地加重了。当时我离开北京到张家口时是通电辞职的，因此不便去拜看他，只请李德全带着我的亲笔信约汪兆铭太太陈璧君去谒见。这时中山先生送给我六千本《三民主义》，一千本《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我便全数分发给各部队，令官兵列为正课，悉心研读。在教导团中，我和李德全分任三民主义一课，按时读给学生们听，使彼此都能获益。此外，我也经常规定时间召集重要的官长在一起，一段一段地轮流挨着读。对中山先生学说和主义，我们才第一次有了更深一层的有系统的全部认识和了解，大家对整个的政治思想才开始有了体系。当时我们全体官兵那一种欢欣鼓舞，兴奋难制的情形，实非笔墨所可形容的。此时我自承已为一党外的中山主义的信徒，全体官兵亦莫不如此。不久中山先生病逝北京，噩耗传来，官兵们无不震痛。国民军全体皆缠黑纱，持服七日，以志哀悼。自官长以至目兵伙夫，皆无例外，又通令各部队，以三民主义为官兵必修之课，以加紧收灌输之效。北平方面，我致电鹿钟鳞，说国民军部队，即是中山先生的部队，云云，故关于丧事一切保护守卫之事，皆鹿负责率部照料。有一次，孙哲生先生同好些其他的国民党朋友来到张家口，我特设宴欢迎他们。在致词的时候，一说到中山先生的死，我不禁一阵心痛，热泪簌簌地落下。过后朋友都很诧异地说：

　　“冯先生和中山先生并未见过面，何以情感如此深厚?”

　　的确，我景仰中山先生几已二十年，信使往还者已多年，但我一直没有得着见他面的机会。这正是我私心中引憾的一点。可是我从敬仰中对他所生的一种敬爱之情，决不因此而稍有不同。我总觉得自己在精神上和他长在一起，从他跟前我得到启示与鼓励，使我循走大路，不至陨越。最使我感激的，是在当时淫佚骄奢殃民祸国的北洋军阀集团中，他竟能深刻地认识了坚强挺立的我，累次派人来，送信来，予我以种种的指导和鼓励。尤其一次专派孔庸之先生送给我他手写的《建国大纲》，征求我的同意，并叫我加以增减，这种知遇之感与特别瞧得起之情，是叫我没法不深深感激，而永远不能忘记的。现在一代的伟人死了，特别认识我知道我的人死了，我怎能不伤痛，不流泪呢?

　　张家口接近外蒙古，相距不远。外蒙古国民党也常派人到张家口来看我。他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丹巴多尔基先生和他们的陆军部长都曾来我处访谈过。有一次，我和他们说，外蒙古长久独立着，和中国不生关系，恐怕总是不好的，为整个中华民族计，为蒙族自身计，我以为应该早日取消独立，归复祖国。他们反问我道：

　　“你对于目前中国政府的一切措施，是不是都能满意呢?”

　　我说：“那当然不满意!”

　　接着，他们笑着说：“你自己看着就不满意，我们怎么愿意拥护呢?若是中央政府真有好的气象，我们自然自动地取消独立。我们取消独立的条件是很简单的，就是要求中央政府真做到清廉，真正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信约!”

　　这以前在南苑的时候，有一次我招待外蒙古代表巴丹增先生，他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

　　这时班禅到了北京。内外蒙古的人民有很多往来北京去参见他，三百、五百也有，一千、两千也有。每一批经过张家口，我都预备车辆护送。蒙古的王公们依旧保持着满清时代的体制，随侍的奴仆受着非人的压迫和虐待。和清末时如那次我在朝阳所见的情形没有两样。我看了这种情形，心里非常难过，觉得是中华民国领域内的一个怪现象，正像溥仪前在北京自坐小朝廷一样。当时曾向段执政拍去一通长电建议取消王公制度，伸张人权平等的原则。但是这与他本人的权利毫无关系，自然未蒙采纳。

　　自首都革命而后，强顽的直系军阀势力被摧毁，同时南方的革命浪潮一天天汹涌澎湃起来了。全国――尤其觉醒了的中下层社会，无形在久压之下慢慢抬起头来。一时民众运动空前的活跃，全国民气空前的高涨。到这年――民国十四年，划时代的五卅惨案终于在上海爆发了。这回帝国主义者赤裸裸地显露了他们凶恶狰狞的面目，把我国的工人学生群众残酷地加以屠杀。这暴行，引起了全国民众不可遏制的愤怒，促使全国民众一致的觉醒，工人学生罢工罢课，各业商人也一律实行罢市，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全国各地到处普遍地激起了反帝的高潮。我对这次事件的反应，曾有一通电致全世界基督教徒，吁请他们主持正义，予中国民众以援助。因为我知道大多数教会里纯正的英美朋友都是同情我们的。一面在张家口召开反帝示威的民众大会，以与全国的反帝运动相应和。同时更成立了干部学校，在北京创办了今是学校，以收容那些因参加此次运动而被学校(尤其基督教会学校)开除的大中学学生(这些青年学生，后来资送到英美德俄各国留学的很多；也有送入陆大的，大半都有很好的造诣，成为国家有用之材)。我的这些举动与当时压迫民众甘当帝国主义者鹰犬的军阀们的行动成为明显的对照。帝国主义者因此对于张家口的活动十分注意，对我尤极仇视，竭力造作种种谣言，挑拨离间，企图予我们以打击。为要使社会不至受愚，并宣传革命的理论，我特敦请陈友仁先生在北京办了一个《民报》，中英文都有，主张与态度，完全以中山先生的遗教为依据，以达成反帝的任务。此举即是当时与国民党相结合的一个步骤。

　　帝国主义者对于我的攻击造谣，可谓无奇不有。比如有一个名叫布施胜治的日本小子，这时写了一本书，说我已与苏俄订立密约。这密约多少章多少节，若干条若干款，都写得清清楚楚，简直是千真万确，实有其事。这个谣言竟使国内国外很起了一番波动。后来民国十七年我到了南京，这小子跑来见我。我问他说：

　　“那时你对我捏造那种谣言，今天还有脸来见我吗?”

　　“请你原谅，是人家以两万元代价雇我写的，看在金钱面上，我不能不写。”说着，他尚对我深深地鞠躬。

　　“你真是把读书人的脸丢完了!”我恨恨地说。

　　他却微笑着，满不在乎，完全是那种无恐的浪人神气。我本想多教训他几句，又觉得大可不必了。

　　我除公开地反对帝国主义者的行为而外，还有几件直接打击外人在华利益的事情，也是造成他们仇视我的原因。有一位英国人，在察绥一带创办一个合记公司，专门经管牧畜，养的羊最多，约有二十万只，都很高大雄壮。牧羊者全是雇用的中国人，每人领牧二百头，六人设一个头目，六个头目以上再设个大头目。使用中国人的劳力，占有中国人的土地，吃着中国人的水草，却大赚其中国人的钱。这种不法的举动，究竟有什么根据?究竟什么条约上给予他这种特权?但多年以来，却无人过问。以往中国官厅不是不知，而是慑于外人之势，不敢干涉。我到张家口后，一直不知道有此一事。后来他公司里有一华籍职员，向居重要位置，但为人很有血性和良心，因为五卅事起，激于义愤，乃自动地来我处，将此事秘密告发。我派人调查属实，即毅然把他们的羊全部没收。此事大出该公司主人的意外，直控告到外交部。但并无任何条约的根据，他们的使馆也没话可说，只好自认晦气。这回所没收的羊、肉皆给士兵们吃了，皮则全数制为军衣。

　　京绥路上改革货运办法，也是得罪外人的一件事。原先京绥路上货运的惯例，凡是外国商人运货，只须拿着货运联单，向税关纳税一次，即直达目的地，不用再纳；华商则遇关必纳，层出不穷，手续极为繁难。这是一点，再则外商仗着洋威，不知凭什么就获得货运的优先权，有货尽先运出；华商的货物却在站上堆积如山，许多日子运不出去，若一旦被雨，便不免霉烂毁坏，损失不赀。我查知了这些情由，深觉不平，即找路局负责者，与之另定规例，一反其道，尽先输运中国人的货物，把外商之货屈居其次。结果是翻了过来：华商的货物先一车一车地运走，而外人的货却滞阻不能畅运了。我以为此事办得最为合理。因为一则京绥路是中国的铁路，中国人自当享有优先权；二则中国国民经济，处处受外商压迫，不能抬头，国家理当尽力扶助提倡，以挽权利，而塞漏。外国商人对于此事如何恨我，我也不能管他了。

　　有一次，有个日本武官要到赐儿山游历，托人征求我的同意。我的答复是准许他去。他从赐儿山游历回来，又来见我。我问他说：

　　“你这次游历，有什么感想没有?”

　　不料他很轻薄地回答道：“我见到赐儿山一带的情形和几十年前的高丽差不多，因为那时高丽的山多半没有树，这赐儿山一带，也是没有树!”

　　我听他这话，是有意要在我面上侮辱我国，居心可恶，不能容忍，我便说：

　　“最近我有几个朋友从日本回来，和我谈起来，总说日本简直是个妓女国家。我倒不很相信。那几个朋友之中，有的寓所和你家是街坊，并且还和你家中人熟识，他也见过你母亲，说你母亲长得很好看，和窑姐儿差不多!”我怕他不懂我的意思，又补上说，“你母亲现在和妓女完全一样，虽然我知道她不是!”

　　我说了这几句话，翻译却不肯照译，说：“这不得罪人吗?”我说：“他有意侮辱我们国家，我们就怕得罪了他吗?何况我们不是为自己得罪他，我们是为国家得罪他，我们也不是愿意得罪他，实在不如此，即自己良心难安。”

　　终于逼着翻译照着译了。那武官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你才说的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因为我说赐儿山和高丽一样呢?”

　　“是不是，你自己想一想好了。”

　　结果他很不痛快地走了。后来许多人来劝我，说我不当这样结怨于日本人。还有一位驻察哈尔外交特派员包士杰特别为此事来找我辩论，说我对日本人此语未免太过。我说：“你没有深思一番，若曾深思，必嫌我的话还说的不够。三国上述诸葛亮舌战群儒，薛琮谓刘玄德乃织席贩履之徒，出身微贱，而孟德为曹相之后，系出贵胄云云。诸葛亮闻而大怒，立刻起而以牙还牙。薛琮骂刘备，诸葛亮为何生气?金圣叹批道：‘对奴骂主。’辱其所事之主，尚且不许；人家侮辱咱们国家，咱们若是甘而受之，对得起咱们的国家人民吗?你不懂得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礼尚往来的道理，如何办得外交?”这样不客气地说了一顿，当时唐悦良亦在座。

　　还有位日本驻张家口的领事，也是一个狂妄荒诞的家伙。有一天唐悦良和包士杰两人满头是汗，气喘喘地跑来见我。我以为出了什么大事，问他们为什么这样的慌忙。他俩说：

　　“刚才我们同日本领事在一块儿吃饭，他喝醉了酒，发起脾气来，把我们辱骂一顿，骂得很是不堪。特意跑来向督办报告。”

　　我说：“你们说的这话真是特别得很!他只一个人，你们是两个人，骂也没有你们嘴多，打也没有你们手多。若出了事，我替你们担当。为什么白白地受他一场骂，丧自己的颜面，辱国家体统呢?现在你们要赶快回去，还骂他一顿回来，否则你们没脸来见我!”

　　他二人听我如此说，果然回转去，骂了那荒唐领事一顿，那领事也只好瞪着眼，没有办法。外交官代表国家人民，若是不知自尊自重，随便丧礼失言，如何要的?日本政府选派武官外交官到中国，都是这一流无品无学的人物，想见他们国家的政治文化并不见得怎样高明!

　　这位日本领事因为驻在张家口，和我们少不得常有来往。他使唤他女人如畜牲，常和我说他的女人很会唱歌，叫他女人抱了琴出来，唱歌给我们听。每有客至，他女人亦必跪地相迎，那种种卑贱神态，完全和奴隶一样，真令人看着难过!“爹千斤，妈二两”，日本女子受男子这样的压迫与蹂躏，我看他们文化比起中国来，差得太远了，这简直是野蛮国家的现象。我常常可怜日本女子，想着她们何时才能脱离男子的压迫，跳出奴隶的地位，享受人的权利呢?

　　还有一件事，也使我认识了帝国主义说教者的嘴脸，使我知道他们之中有些对于弱小民族的同情竟然是假的。当残酷的五卅惨案发生后，我对于全世界基督教徒主持正义的呼吁，既如石沉大海，没有引起什么有力的反响。后来有一位加拿大人名叫古约翰的来看我。他是我的多年老朋友，在常德时就已相识，每年都要见面几次。那次我又提到五卅惨案的事，我问他说：“您说英国人在中国这种行为到底对是不对?”

　　“那些乱党胡闹，怎么不应该开枪打?”他毫不迟疑地这样回答。

　　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但我按住了激愤，向他说道：

　　“古先生你再说一次!我要求你不要说英国人的话，我也不说中国人的话，你我都是上帝的儿子，今天咱们说一句上帝儿子的话：英国巡捕拿着枪向中国徒手工人学生胡乱射击，这种行为到底对是不对?你凭着良心再回答我一次!”

　　他说：“他们都是乱党，开枪是对的!”

　　我就站起来，走到他跟前，我说：“我和你相识了这些年我可错认了你!我倒要看看你的心肝，是不是生错在胳肢窝?”说着，我就拉开他的胸口，在上面推了几推：“我要把你的良心推到中间来，你再说一次!”于是我就沉下脸，指着他的鼻子大骂道：“你这是昧着良心说话!我被你骗了，你是冒充教徒!你其实倒是帝国主义者最凶恶的走狗!”从这次以后我再也不愿意见他。

　　帝国主义者的凶狠残恶，泯灭天良是一回事，但我们固步自封，自甘落后，不能日新又新的往前进取，求发展，也是不能否认的。在张家口住着一个名叫梅顺生的德国人，他原是汽车司机的出身，因会做生意，赚了钱，娶了一个中国女子为妻，生了五个孩子。他用他女人名字，在张家口置了产业，大规模地经营园艺。有一天，被邀往他家去参观，使我大开眼界。常听人说京北如张家口一带，因气候苦寒，种菜种瓜都不能肥大。这话听来似乎有理，所以我颇不置疑。但我这次在梅顺生家里所见的情形，却使我大为惊异。他种的菜和瓜，不但并不瘦小，而且反比任何地方的都格外地肥大。有一种西葫芦每个重有七八十斤，大如桌子。菜也出色地肥嫩，有一种龙须菜，丰厚繁盛，至为可爱。种有十几架葡萄，搭的那架，横竖成行，宛如工笔画一般，那肥厚的叶子都向着一边，整整齐齐，丝毫不乱，好像经过细心排列的一样。果子晶莹剔透，累累成串地挂着，真是纸扎的也不能如此美观。我看了这些以后，觉得很有感触。这位梅顺生先生，和我们中国人住在同一的地方，享有同一的气候，他不为成见所囿，努力与自然斗争，结果种出的菜蔬和瓜果如此肥美；我们中国人却因循苟且，不能进取，反造出气候不宜的借口，以勉强自慰(素来听说张家口一带，初九天气即下雪深达三四尺，使人以为寒冷不可当，实则张北下雪平常不过尺许深，气候也不是我们想像的那么严寒)。两两比照起来，我们这样不争气的习性，如何对得起列祖列宗!如何对得起天地造物!见了梅顺生的成绩，我们应该如何警惕、努力、痛自鞭策，以求迎头赶上先前国家的文明!梅先生的家庭情形，也是很值得我们自省的。比如他的孩子们，五岁的有五岁的桌子椅子，七岁的有七岁的桌子椅子，玩具以及一切用物，均视其年龄而有不同，又聘请了五六位先生，分别教授英文、德文、法文和各种科学。一个开汽车出身的人，能如此努力有恒，如此注重儿童教育，我们还不应该惭愧吗?外国人并不是四个鼻子八只眼睛，他们为什么能做到如此地步?还不是肯实干、肯研究、有恒心不懈怠而已。后来这位梅先生患了一种“沙麻症”，即是尿石，回到德国医治，割去了一个腰子。愈复之后，又来中国，二十二年我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的时候，他还送我开了花的铁树。我上次送他的苹果树苗，此时已经结了果了。过了一年，他的病复发，不及医治而死。他的太太原在领事馆充任书记，在梅赴德治病时患丹毒而死。现今他五个孩子只有两个在中国。

　　在张家口住久了，想到各处走走，一则问问民间疾苦，二则看看驻军，考察各地的政治。

　　那位德国园艺家梅顺生送我三个七八十斤的大瓜，都如桌子一般大。这回出发，我即把瓜带着，每次对民众讲话，我总要提到这回事，借以鼓吹努力生产，注意科学的道理。我说：“你们看看外国人在这里出这样的大瓜，我们自己种的为什么那样瘦小可怜?可见是土地是非常肥沃的，就是我们自己不知努力，不知研究办法，以至凡事都落人后。”那些人民看见大瓜，都极惊奇，有的还不大相信，要走来用手摸摸，看个明白。有这个实在东西摆在眼前，比空口说白话有力得多了，所至之地，民众很受刺激。

　　到平地泉，正是夏尽秋初之时，天气渐冷，柳叶儿半青半黄。我曾作诗道：“叶儿青，叶儿黄，同胞饿的肚子慌；叶儿黄，叶儿青，同胞身上冻的疼”云云。苏联的朋友觉得有些意思，特意把它译成俄文，寄到俄文报纸上发表出来。由此检看部队，那时骑兵旅长王镇淮部因为分配马匹的事，和苏联顾问发生意见。因为新买到一批马，王旅长分配各营；苏联顾问过于热心，对其分配，出面干涉，王很不乐意，报告于我。我说：“苏联顾问只能负责训练方面；这些行政的事，他们不应过问的!”于是总顾问任江先生大不高兴，借故说欧战时曾被毒气熏坏，体力不济，要请假回国休养。任江走后，换来一个亚里山大林为总顾问。其他顾问之中亦有更动。

　　到了绥远，在省城住了数日，把应有的任务料理完毕，有一次召集绥远督统公署的人员闲谈，问到此间近百年来的好文官好武官，坏文官坏武官的姓名及政绩，又问及本地的古迹，请他们详细开一单子给我。记得他们所开古迹之中有“昭君墓”、“康熙甲”二件。昭君墓就是杜甫诗所谓“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的那个青冢。至于康熙甲的故事，据云是康熙年间，土默特作乱，康熙御驾亲征到此，土默特乘其不意，出兵奇袭，康熙皇帝本没有防备，慌得未及穿上盔甲，便仓皇退走。后来土默特之乱虽平，但这副盔甲始终留在此地，没曾携回，到后来便成为一个古迹。此次还把当年王海门大哥，在此间作战的情形，详加询问，也得了一些材料，又将大瓜演说几次。这时石敬亭一旅人办有一个苗圃，很有成绩，所种柳树，尤为讲究。从绥远即到包头，包头滨着黄河，土地肥美，农产丰富，从黄河下来的货物，皆由此上火车，所以是个很好的地方。如果包宁铁路修成，能够直达宁夏，那时益加发达。这地街道古老，买卖殷实，风土情形还保留着百年前的面目。市上布匹木器都是国货。有一种羊皮筏子，是件新奇的东西，我从来没有见过。在此我曾购小轮船试航，黄黄的水，不过二三尺，可是没法看得清楚，小轮走着走着，就搁了浅，曾试多次，结果还是失败。又有朋友梁式堂、谷九峰、王鸿一诸位先生等提倡在此开垦，从内地运了许多农民前来。因为此间土地极多，只是缺乏人力，结果倒有相当成绩。

　　包头那时刚刚设县，没有城墙，仅修了一层土围墙。我在东关外以一千六百元代价买置了一所房子，打算在此长住下去，并筹划建筑营房和垦植种树的事。因为这时我立下决心，无论如何是不参加内战的了。避免内战，力主和平统一，是我历年来持政的根本原则。这次我毅然摆脱北京的政治，退而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又从张家口避居包头，埋头于垦种整训之事，都为的要贯彻这一个初衷，这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单凭个人的意志，毕竟不能凭空决定行动，无如整个局面推演变化，一步步紧逼而来，使我们的初志终难贯彻，到头我们还是被迫着卷入了漩涡。

　　首都革命以后，吴佩孚狼狈逃窜，到了汉口看了看，觉得各方面都已不能有什么办法，乃不得不到岳州，蛰居不出。后来他的旧部阚玉琨、张治公等，于倒戈之后，残部归胡笠僧收编。但河南的局面，仍是不能稳定。此时阚、张等重整旗鼓，盘踞洛阳，受了刘镇华唆使，共同向胡笠僧进攻。一场恶战的结果，阚玉琨、刘镇华都相继做了国民二、三军的败兵。刘镇华所保举的陕督吴新田，不久也为国民三军驱走，孙二哥便继任为陕西督办。这次国民二、三军虽然取得了豫陕二省为其根据地，可是笠僧却于这年(民国十四年四月十日)患了疔毒，不小心，竟致中毒而死。笠僧是个好学不倦，侠义精诚，处处以国家为前提，而富有革命性的人物。他的不幸死去，于国家实是莫大的损失。国民军全体官兵挂孝三日，以志哀悼。笠僧死后，河南督办由岳西峰代理。岳西峰为人青年有志，但当了督军之后却一天天骄傲懒惰起来，政事固不闻问，对于军队训练之事，他一概也不去注意。有一次于右任先生自告奋勇，和我说，他愿意到河南省去看看岳西峰，纠正纠正他的错误。我自然希望他有此一行。及至于右任先生到了河南，剀切地劝勉了一番，岳西峰很表示振作的决心，兴奋地说道：“从明天起我一定积极训练队伍。”于先生见他如此勇于改过，十分的高兴，问他道：“明天打算几点钟去看队伍呢?”

　　“早晨八点!”这是头一天晚间约定的。可是到了第二天，右任先生大早就到操场等他，一直等到十一点钟，还不见他的影子。派人去探问，他还没有起床。右任先生乃大大失望而回。只此一点，便可看出笠僧死后的国民二军，是没有多大前途的了。

　　此时奉张违约入关，肆无忌惮地攫夺地盘，他既使李景林、张宗昌分督冀鲁，又沿着津浦路南下，伸张其势力于安徽，且有直取广东之意。这时并派人来找我，说我们国民军可以河南、河北、山东为根据地，而伸张势力于广西。我回说：“国事如此，你们还是想着这一套，究是什么居心?这个不但我不干，并且劝你们趁早也打消这个主意。”他当然不肯听我的话。

　　孙传芳见他贪得无厌，不禁大为恐怖，即联络直系残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向之猛攻。那时姜登选、杨宇霆刚刚进入苏皖，尚未立定脚跟，又因其军纪大坏，百姓视之如虎狼，人人怨怒。经孙传芳这一打，手足无措，毫无抵抗地退回徐州。孙乃乘势进逼徐州，奉系的势力终被驱出苏皖。于是孙传芳便以直系新兴将领，自命不凡，挂起了苏浙闽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大旗，盘踞了长江下游。

　　孙传芳进攻奉军，原曾约好岳西峰一致行动的。孙下徐州而后，岳即独力去攻山东。此时奉军新败，岳部南北两路虽然都顺利地取得了预期据点，进迫济南，可是他的部下陈文钊、田维勤、王文蔚却于此时反戈，使他不得不仓促撤退，攻鲁之功至此败于垂成。张宗昌仍然安做着山东督军。这倒戈的陈文钊等部本是直系的残余，胡笠僧大肚包容，愿意将他收编。我当时确以为不妥，曾写给他一封信，恳切地规劝他。但笠僧坚信他自己能够以至诚相感，可无流弊，终把他们收编下来。其实陈文钊等无信无义，只为升官发财，若是笠僧不死，或者还可相安无事；他既去世，岳西峰又荒惰不理正事，此次等他攻鲁，即被他们掣了后腿，翻了跟头。盖因河南四面皆有铁路，号称为四战之地，事发，即四面受敌，再也无法定足。岳西峰出发攻鲁时，我曾以此意剀切告知，令其格外审重。岳竟不以为意，终于二军大吃亏苦。

　　帝国主义者是惟恐中国不乱的，乘着我们国内不能稳定时，竭尽所能，大肆其挑拨离间的伎俩。那时奉系军阀自以为羽毛丰满，一意攻城略地，扩张势力，以遂其不能厌足的野心。日本帝国主义乃从而扶助之，鼓舞之，藉可作起风浪，坐收渔利；不久中国即造成一个混乱的局面。

　　一九二五年的秋天，日本举行秋操，约请国民军和东北军前去参观。我们国民军选派军官七八人，以韩复榘为领袖；东北军方面领队者则为郭松龄氏。两方面人员到了东京，同住在一处。却说这位郭松龄虽然列身奉系，为人却极是忠正而有血性，目睹国内情状，国际处境，对于张作霖骄横恣纵，殃民祸国的行为，久怀不满之心。一天郭找韩复榘密谈，说有一件希奇特别的事，不知可不可以相告。原来这次他被奉派到日本之后，日本参谋本部就有一位重要职员跑来访问，问他这次来日本是否还兼有代表张作霖与日签订密约的任务，他茫然不知所谓。那位重要的职员也就蹒跚地走了。但郭却把此事放心不下，百般探听，才知道最近奉方拟以承认二十一条为条件，商由日方供给奉军军火，进攻国民军。这个密约已经完全商洽成熟，最近奉方致电日本，说签字代表已经动身，即日可到东京，正式立约云云。恰巧郭于此时来日参观秋操，日方即以为郭是奉张派来的签字代表。其实签字代表乃于冲汉，迟到了数日。郭松龄查悉了这件害国殃民的阴谋，一时激于义愤，不可遏制，便毅然把全部密约条文，对韩复榘坦白说出。当时他愤慨地说道：

　　“国家危殆到今日这个地步，张作霖还不惜为个人权利，出卖国家。他这种干法，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苟同的。我是国家的军人，不是某一个私人的走狗，他若真打国民军，我就打他。”

　　韩复榘回到包头，将此事同我报告，请示我的意见。我说：“这事情关系太大，不要轻率地乱做主张，最好请郭先生写个亲笔的什么东西，派两个亲信的人送来，两下从长商酌一下，方显得郑重其事。”韩复榘到天津不久，郭的参谋长同他的弟弟郭大鸣便来到包头。他们带来了郭所拟具的亲笔条款，共有四五项，大意是：

　　一、张作霖勾结日本帝国主义，擅订祸国条约，以图进攻国民军，此事他誓死反对。

　　二、奉张进攻国民军时，他即攻张。他的部队改用“国民军第四军”或“东北国民军”番号。

　　三、他愿率部出兵，专门开发东北，决不与问关内之事。

　　四、河北、热河，拟请划归李景林。

　　在条文后面，他已经把字签好了，对于上述条款，我除建议他的部队改称“东北国民军”外，其余都予以赞成；另外我又写了“严军纪，爱百姓，就是真同志。”的几句话，交给他的代表带回天津去了。

　　郭松龄的代表刚刚回去，忽然张作霖也派了一位军长许兰洲到包头来看我。这次张派代表来，是因为杨宇霆、姜登选在苏皖被孙传芳打败，要求我帮助他去打孙传芳，再不，就帮着去打湖北。若是我不答允，他表示对我便不谅解。我看这种山大王的办法，实在把战争当做儿戏。当时我便写一封很长的信，对他的要求严词拒绝，让许兰洲带了回去。信中大意是说，你不顾信义，不顾国家与人民，惟知争夺权利，扩张自己势力，这种做法我是无法赞同的。你用杨、姜一班心浮气躁，不学无术的人，胡冲乱闯，作威作福，此回失败也是必然的。事到今日，你还是不知悔悟，还是要扩大内战，我真是替你惋惜。我以为你此时赶快退出关外，痛自反省，另立些新的办法，真正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方有好的前途。这封信，当时各报纸均曾刊载的。

　　许兰洲走了没几天，东北国民军反戈讨奉的战争便爆发了。

　　这回的讨奉战争是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发动的。揭幕是郭松龄拍发了一个通电，列数奉张祸心，请其下野，以谢国人。措词极为痛快淋漓。原来他从日本观操后回国，即住在天津的法国医院里。等到他的代表从包头回去，报告我对于他所提各项已经同意签字，他即出院，到滦州召开一个军事会议，当即把几个表示异志的高级将领加以逮捕，交给李景林拘押。并将曾任安徽省督办的姜登选捕获，执行枪决。把队伍迅速编成四军，星夜向关外挺进。驻守山海关的张作相部，首先被他击败，乃由汤河进占秦皇岛，追踪张学良的败卒，长驱直入，向葫芦岛进迫。张作相及金纯两部分队伍，完全被他解除武装。接着张作霖固守锦州之兵亦被他击溃，于是势如破竹，占据新民屯，越过巨流河，直迫大名屯。张作霖自顾一败不可收拾，已感无抵抗之能力。奉垣要人看见形势不妙，亦多纷纷迁避。这时奉系军阀老巢的攻破，郭部亦操左券，只是指顾间事了。可是事情往往出人意料，郭松龄铲除军阀的大业，终于功亏一篑，而归于失败!这原因，一方面是李景林的违约异动，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出兵干涉。

　　当郭松龄发难之初，李景林是参与密约，积极赞成攻奉的人。但等到郭军长驱出关之后，李景林一以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离间，一以打不破权利观念，定要劫持河北地盘，竟在此一发千钧时候，引起了对国民二、三军的冲突。原来平汉沿路的防线，在首都革命之后，本即划归了国民二、三军。贪得无厌的张作霖，见利忘义，自食诺言，入关后将河北一下攫夺到手，李景林就驻到那里飞扬跋扈，日事扩张势力，把二、三军不放在眼里，定要挤他出去。孙二哥一因陕西地方困苦，给养不能维持；二因张作霖曾有驱逐王承斌出津之事，前仇难释；三以逼于李景林的压迫，不甘让步；于是乘奉军内部发生裂痕之时，派令邓宝珊、徐永昌率领国民二、三军联军进攻保定，企图规复河北地盘。我在前面已说过，国民二军缺乏训练，三军亦太嫌散漫。他们革命的热心是有的，但缺少革命的方法；作战的勇气是有的，但缺少作战的方略。我虽然以为河北仍应归二、三军，李景林可往热河，打倒张作霖之后，再商量别的问题。但此时我仍屡次致电陕豫，说我与郭松龄已有密约，若有动作，必须商酌而行，万万不可造次。可是他们大利当前，即不顾大局，对我们的密约，完全不肯承认，竟一意孤行，冒昧地攻击保定。但攻战多时，不能得手。此时李景林怕引起更大的误会，曾把据守保定的队伍自行撤出。但二、三军却认李军是战败被迫而走，于是派队追击，不肯罢手。此时我派张之江带着三旅人，集中丰台待命，本是准备必要时应援郭松龄。孰知李景林竟又误会我们是应援二、三军的，蓄意要解决他，愤激之下，于是把郭松龄交押的军官一律释放，积极部署，必要大干，终与国民二、三军发生了正式冲突。

　　国民二、三军邓、徐的队伍与李景林正式接触之后，便不支败退。邓、徐战败之余，吃亏很大，转回头来，把怨恨全加到张之江身上；责备张之江道：

　　“你的队伍既已集中好了，为什么还袖手旁观，不去进攻天津应援我们呢?”

　　张之江说：“我并没有接到进攻天津的命令。”邓、徐则以为这时候应速增援，不应还再等待命令。

　　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已经误会重重，空言再也无法释去前怨。我的力避内战意志，至今终也没法避免。这个莫名其妙的战争就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天天扩大起来了。许多大事，都是从小事闹出来的，许多变乱的酿成，亦往往受某一小事的影响，而致无法控制，无法收拾。国民二、三军闹出了乱子，自己不能下得台盘，反把我们也拖下了水，与李景林掀起了恶战。郭松龄倒奉之功败垂成，一面固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出兵干涉，但是国民二、三军之不顾大局(郭、徐皆革命军人。因张作霖、张宗昌、李景林在天津时种种飞扬跋扈，为害人民国家的作为，心中留下不灭的恶印象，故必要打之，所持之理何尚不对，但应当有个权衡)，李景林之违约异动，致使我们部队不能应援，也是不可抹杀的原因。

　　为要策应国民二、三军在青县鏖战的部队，张之江毫无作战准备，就率部仓促进攻杨村。本以为用不了多大的兵力就可解决事变，把僵局挽回过来。孰知李景林早经请德国顾问秘密构成了异常坚固的阵地；同时，还有日本人替他筹划作战，替他活动谍报工作(那些充当暗探的日本人，曾有被张之江捕杀者，日使馆虽提出抗议，但不予理会，也就罢了)，致张之江对杨村左攻右攻，激战多日，总攻打不下。

　　张之江既多日毫无进展，我便令他暂停进攻，静待援军到来，即把鹿钟麟、宋哲元、李鸣钟各部以及骑兵调了一部分上去。激战三日，卒由韩家墅攻入，李军大败，向天津以南退往德州一带。我们队伍就占据了天津。此时任截击沿津浦线南退山东的李景林的任务，本令由国民二、三军负责，但他们动作迟缓，竟未得预期的效果；致李的实力得以保存，后来与张宗昌联合，并力攻津，死灰乃又复燃。

　　张之江到达天津，战乱之后，地方秩序紊乱，当然必须停留几日，整理一切。但是这种应有的行为，也引起了许多谣言，竟说我已委张之江为直隶省督军，河北地盘又要被我们国民一军占夺不放了。

　　此时我已到张家口，刘竹波和栾汝林两先生跑来看我，要求我必要保举孙二哥为直隶督军，说：“督军或是省长，都须我们的人。你知道孙禹行为什么来了?他是饿坏了，要找总司令给他饭吃呀!”于是迫着我立刻给段写了亲笔信。我自卷入了混战的漩涡，心里无时不在难过，此时看看他们如此心理，尤觉不可忍耐。我被迫得无法可想，只好避到屋外去溜圈儿。他们又去迫我的参谋长刘菊村。我从外面回来，菊村跑来找我，说：“他们是搁不下这个念头的了，怎样?还是写给他们算了吧!”我无可奈何，就把致段的信写了，保举孙二哥为直隶省督军兼省长，交给刘、栾二位带走。可是孙二哥的督军还没发表，国民二军的电话，却又一次二次地来了。原来自天津攻下，岳西峰的几个代表即到北京住着，包围着国务总理许世英先生，索要地盘，定要个直隶省的首脑位置，并不许许俊人先生发表孙二哥为督军(否则即谓安福系挑拨离间)，说：“国民军吃个虱子也得分给咱们二军一条腿；吃个蜜枣也得有咱们二军的一份”。段执政没有办法，就对他们说：

　　“委孙禹行作督军，是你们总司令的意思啊!”

　　他们听了这话，所以才左一电话、右一电话地来催迫我，要我替他们设法。我想伤亡的许多官兵还没有过问，大家却胡乱抢起官儿和地盘来了!一面万分地痛心，一面又只得保举邓宝珊为直隶帮办。其实邓何尝是做这等事的人?都是一般无耻政客捣出来的鬼。当日情事，至今思之，还是觉得难过，使我无法写得下去。

　　再说郭茂宸(注：郭茂宸，即郭松龄。)率军越过新民屯，进至巨流河的时候，前锋距奉天省城仅只六十里路，张作霖已经逃走，准备着通电下野了。这时日本方面派了人来，见茂宸说：

　　“眼见东三省的政权马上就是郭将军的了，历年来奉张和日本所订的条约，还望郭将军予以承认才是。”

　　郭断然地回答道：“那断断不能够承认了。我就因为张作霖和你们订立祸国条约，这回才兴兵打他的!”

　　日本方面碰了这个硬钉子，知道郭茂宸不是个容易玩的人，若一旦让他拿到东三省，他们既得的权利必将不能保持，于是极力劝说已经逃走的张作霖转回奉天。

　　张作霖说：“我的兵打光了，拿什么回去干呢?”

　　“我们帮你两师人!”这是日本方面的答复。

　　得了这句话，张作霖欣然转回沈阳。随即日本方面出动了八十架飞机，把白旗堡附近三十里炸成一片焦土；又以南满铁路附属地不得干犯为借口，阻止郭军向前进；更以日军乔装奉军，由郭军左侧加以压迫，同时黑龙江吴俊升的援军也已开到，向郭军后路猛抄。

　　郭军突然四面受敌，无法支持，而郭氏夫妇所居的村落，因日人曾一度前往交涉，把路程地形探得明明白白，至此便引导着吴俊升的骑兵迳入该村。郭茂宸猝不及防，即时被擒获枪杀了。

　　这时郭军后路魏某之部尚在山海关，听说前方部队溃败，非常恐慌。于是我和熊斌、刘菊村等商议，派人送给他两万袋面粉、十万元现洋，藉以接济他安然退出危险地区，希望他仍能继续茂宸的精神，再图奋斗的机会。哪知他离山海关后，不走天津，竟绕道一直转到保定，归到孙二哥部中。这事又谁料想得到呢?

　　这边张之江的队伍刚刚退出天津，李景林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即随后攻来。国民二、三军抵御不住，节节败退。张之江处此形势，惟有率队转回天津，一战方把张、李打退。原先张之江在津，因为军纪好，爱百姓，很受地方士绅的欢迎。及至李景林卷土重来，就衔恨于心，对地方上大肆报复。第一个吃亏的是国货商场宋则久先生，以亲近国民军为罪，把他逮捕，处以十万元的罚金。凡与国民军――甚至一个伙夫有来往者，无不捕去，重刑拷打，索诈财物，不知迫死了多少人命。他们弄得了钱，即在天津买地置产，盖造洋房，以为淫乐之所。

　　在这样一次恶战之中，我所感受的苦痛，是没法说述的。第一，郭茂宸先生为爱护国家，激于义愤，而兴讨奉之师，一面与我有约，一面与李景林携手，我们是以打倒奉张为第一目的；可是国民二、三军不明这个大义，不识这个大体，只说郭的发难是奉系的内乱，不承认我们的条款，只顾鲁莽地干将起来，把局面弄到不可收拾。使我提脚不动，使我与郭的约定不能实现，条约等于撕毁，结果茂宸败死，我何以对人?第二，二、三军为要规复河北地盘，申雪心头积怨，出而进击李景林。但我们与郭有约，与李景林便是友军，二、三军亦不当打李，我们一军更不当打；但一个漩涡卷来，却竟不容缩腿。如此反友为敌，以私废公，弄出了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我们又何以自处?第三，二、三军的好朋友与我共甘苦共患难，同以革命为志。但他们许多人却为环境所移，旧的观念不能屏除，犯的毛病不能改革，不知切实着重训练，真为爱国爱民而努力，以至不肯放弃私怨，必要乘机打李。而部队素质如何，不问把握如何，只顾去打；打了起来，不能收拾台盘。再说我们一军自己，亦因我自己不学无术，虽经多年的训练，许多人对于识大体明大义，争利不前，赴义恐后的德行，仍是缺乏得很。当张之江打下天津之时，许多平素有学问的朋友，亦竟不能放弃权利思想：这个争路局，那个争关税，自己人各不相下，告状的信电如雪片般向我飞来。这种种情形，都是我意想不到的，我真是觉得太痛心了，太丧气了!

　　我若不是为了避免内战，贯彻和平主张，我为什么跑到那样穷僻的察哈尔去?但是事到这步田地，我究竟是为自己，抑是为国家?这种莫名其妙的战争，循环无穷，要打到哪天才算了局?这样地退而自思，一切的痛心难过，都使我归结到自己学识不足，办法不够的一点上。我必得跳出国内的漩涡，出国去好好考察学习一番，同时希望大家都能痛定思痛，毅然悔悟，赶快化除仇怨，停止祸国殃民的内战。

　　这个主意既经自己决定，我也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即将西北边防督办和甘肃督军之职分交张之江、李鸣钟署理，毅然发出主和息争的下野通电，抱着满怀痛楚惆怅的心情，由平地泉取道外蒙古，悄然赴俄去了。

　　当我在途中的时候，奉张、直吴和张宗昌、李景林直鲁联军等军阀集团的大联合阵线已经结合成功，又以直鲁军攻津为引线，对国民军施行大规模的围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