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谈门阀士族的几个特点 -- 履虎尾

确实，知识传播途径的提高可以说是一个推进文明发展、社会进步、体制变革的重要方面。

原始社会，知识由氏族首领或长者对晚辈通过语言口耳相传，内容又相当简单，可以在小范围的人群内持续流传。由于氏族首领和祭司掌握着比普通成员更丰富的生产生活、宗教、军事、部落管理等各类知识技

能，所以就形成了最初的世袭部落酋长和祭司阶层，像舜所出之有虞氏世掌山泽，而禹父子皆善水利。但这对于知识交流、学习和完整的保存是相当不利的，因此文明的发展相当缓慢，仍处于雏形阶段的国家的职能也很不完善。

而后，出现了文字，这不仅大大加快了知识的传播和积累；统治阶级仍然可以有选择性地教授知识，但教育的范围和效率都随之扩大提高。伴随着生产力的提升，更多的人可以投入到管理工作中，于是国家正式成立，其规模和职能也在不断提升；而这就要求更多的管理人员必须参与其中，因此形成了贵族阶层。所以说早期的国家形式或多或少带有“民主”的色彩，因为单靠一个君主是难以有效管理一个国家的，而国家的领土规模也有一定的限制，即使能够超出这个范围，通常也很快会面临地方官员的分权、独立和反叛。

这种文明社会早期的教育，由于书写载体的严重局限，所设学校辟雍和泮宫，仅限于贵族子弟，并且很大程度上仍依靠家族教育，如《周公家训》。一个贵族子弟也就被严格的束缚于宗族之中，上层贵族接触高级的管理知识，长大后遂能参与军国大事，并世袭担任重要职务，下层贵族由于所能接触的知识有限，也就只能担任小官吏；国君也必须依靠这些大家族才能正常地运作国家机构。这时候的贵族教育，多是“全才”教育，比如要通“六艺”、公卿们则要能出将入相，博而不精，因为当时对管理水平的要求不高，事务也不多繁复。而一些更为专业的知识，如历、史、卜、乐等，则延续了自古以来的家族传承的传统。

到了春秋中后期，战事日趋频繁，国家的土地和人口增多，旧有的管理方式已难以适应。以往博而不精的通才自然也不再适用，加上贵族们自身的腐化，于是一批新兴的专精于某方面的人才开始出现，逐步取代了旧有的人才，比如将相的分离，专职的“将”的出现，各国竞相求士若渴，贵族养士成风等等。这个趋势相当漫长，甚至一直延续到了今天；随着社会分工的专门化，知识总量的增多，该趋势还将继续深化下去。

从春秋开始，士阶层的壮大，国家对于专门人才需求的加剧，各国间人才流动的增加，知识交流的加速，还有政府管理的加强、国内政局的动荡和国家间激烈的竞争引发的社会下层对国家事务的参与度提高，都导致以往的教育体系已不再适合于那个乱世。旧有的国学数量稀少，入学严格且日渐衰败。掌握知识的没落贵族加入到了士的行列，如老孔等人，他们能够为不断加入士阶层的国人和没落贵族之后提供所需的教育。

于是，一种全新的私人办学、聚众授徒式的教育方式开始出现。这种教育的扩大化，与其它因素一起直接

导致了西周式贵族体系的崩溃。而这进一步促进了知识和人才的流通，私学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战国时期，士阶层进一步扩大，国家对于人才的需求更为急迫，随着毛笔的发明和普及，加上各国政府的支持，设立稷下、郢都等学宫提供场所，这种私学教育方式方兴未艾，进而出现了“百家争鸣”，各家纷纷聚众讲学，修业授徒，著书立作，知识也随之普及化。这点尽人皆知不需赘述。但也应注意到，各家学派所传授的知识已经开始专一化，不再像先前那么广博了。

此种教育体系，一直延续到了两汉，尤其是汉武独尊儒术以后，两汉经学大盛，国家所办的中央太学及地方之学校庠序，皆依托于此，逐步就形成了“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基于这种讲学体制，自然而然会形成不同流派的家学，弟子按照“师法”讲经，代代传承，后来者有些要花毕生之力才能掌握，所谓皓首穷经；皆以自家为正统，党同伐异，而这也绝非单纯的学术之争，同百家争鸣一样，与政治密切相关，比如今古文经学之争中王莽倡古文，后光武复兴今文、设十四博士。

与此同时，随着秦汉的统一，对旧贵族和地方豪族的严厉打击，社会上层阶层出现了真空，以经学为晋身之阶的儒生们，正好抓住机会填补这个空缺。这些成为官僚的儒生们，当然要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儒学知识以维护自己集团的利益。而自东汉建立后，原本以军功起家的地方豪族，也借着社会经学兴盛和皇帝对四姓小侯的经学教育，而逐步士族化。前者可称为知识文化的家族化，体现在士人通经入仕，以为官所带来的政治经济优势扩张家族势力，并垄断学术，使之成为家传私学，此所谓累世经学，如杨袁崔桓。后者则是家族的文化化，大姓冠族在家族中培养经学文化传统，进而促使家族性质由豪族向士族转化，以求累世为官，如窦马梁樊。这种累世经学和累世公卿相结合，加上察举征辟制度中的权贵请托和故旧报恩，乡里清议亦皆由地方大姓操纵，遂形成了门生故吏遍天下或是在地方上能够世袭把持州郡僚佐的大小门第士族。

这种开业收徒式的教育，仍有很多的不足。学生们必须长期离家脱产，条件限制颇多，对经济能力有不小要求，专注于学习一家一派的知识，未免囿于门户，视野狭窄。经学大师数量有限，典籍稀少，不可能对每个学生耳提面命，那些著录弟子，往往要数年之后，才得升为及门弟子，直接聆听老师教诲。儒生们也就形成了独立的文化圈子。东汉以后，由于造纸术的发明，熹平石经的凿制，纸张传抄和捶拓技术逐渐流行普及，知识的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小康之家也有能力接触书籍，学习知识；亦不需要专修一家一派，故魏晋出现了游学之风；而经学世家，也开始衰弱。

虽然如此，捶拓之原本有限，抄录书籍也费时费力且易有错讹。知识传播的范围依旧有限，世家大族仍得以垄断政府高层，庶族子弟只能作为一种对官僚体系的补充。到了隋唐，政府大兴官学，开科举取士；特别是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致使文化交流日益便捷；加之士族自身的腐朽没落，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也就进入了平民社会。

宋以后，又发明了活字印刷，书籍作为廉价的文化载体日趋普及，学习文化所需的成本日渐降低，还有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儿童启蒙读物的推广普及，都使得即使是平民出身，也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培养人才成本的降低，使得人才数量大增，宋改革了科举考试，放宽了范围，并加以严格化，科举这种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机制正式确立了地位。大批出身寒门的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入朝为官，也就建立座师、门生、同年等关系，一个文官阶层随之形成。此后直到明清，博学巨儒，文坛领袖等，纵然在知识界能流芳百世，他们在当时政坛上的影响，与以往之经学大家已不能同日而语。

到了近代，科举制度从内容到形式，都已远远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西风东渐，国人兴起留学风潮，以西式自然与人文科学教育为主的学校在中国也一一建立，而不论留洋也好，进入新式学校也罢，在当时多出身于富裕阶层，没有相对殷实的家底，是无法承担学习费用的。这批人学成以后，自然成了掌握现代知识文化的知识分子阶层，深刻得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这些社会的上层精英，从出身成长到社会地位，当然就或多或少带有一种相对于平民百姓的优越感。

建国后，义务教育开始普及，全民识字率大升，随后大学的招生人数上升，如今的知识的传播和获取更是极端便利，原先的知识分子、专家学者、包括大学生等，地位也就随之不断下滑了。网络上的草根化运动，对专家学者的调侃和不信任都是典型。今后随着专业教育培训体系的完善，社会分工的深化，人民受教育水平的继续提高，社会竞争日益激烈，以往的知识分子阶层将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各个细分的专业领域的专门人才。

从这个角度说，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可以说就是知识文化随着传播交流水准的提高而逐步普及，普通大众地位提高，参与竞争，挑战并取代原有的精英垄断体系，最终导致精英主义和精英阶层衰亡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