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厦门，解放日（一） -- 王外马甲

古宁头战役前后的军事生涯回顾（删节）

劳声寰口述

（劳声寰 广东南海,一九○七年生於广西都安,先后毕业於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军官教育总队、中央航空学校陆空联络训练班。历任陆军基层干部,空军入伍生队长、总队长、驱逐总队长、空军特务第六团团长兼飞行... 金门之战时任陆军第二十五军四十五师师长。）

从警卫旅到四十五师

空军有一支地面部队，专门负责各基地、各厂库、各办公地点的安全警卫事宜。因为是防卫性的任务，故没有重武器，不适于野战。

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初，我正在忙于入伍生总队迁台之际，突然奉召前往南京，接任警卫第二旅旅长。该旅下辖第三、第六、第七，共三个团，四千六百余人。军官都是军校出身。士兵也是多年老兵，忠诚可靠，士气高昂。若能获得重武器，稍加训练，就可成为一支适于野战的队伍。当我了解情况以后，我就决心向这个方向进行。原因有二：

一、徐蚌会战失利，国军损失惨重，所余能战的部队不多，我这个警卫旅迟早会派上用场。与其待命令下达后措手下及，不如事先准备。

二、将来即使仍担任防御性的任务，亦必须有攻击能力，防御始克有效。故重武器仍不可缺少。

全旅于三十七年十二月底撤退至台湾，集中于台中、南投地区，立即开始整训。以行军与射击为主，加强机动与打击能力。

民国三十八年元月二十一日，总统蒋公宣告引退，代总统李宗仁企图与共党谈和。四月和谈破裂，共军渡江南侵，蒋公乃以国民党总裁身分再起。五月初拟自溪口前往厦门，需要一支忠诚可靠的部队维护安全。经空军总部推荐，调派我这个旅担此重任，我即利用这个机会要求重武器及野战装备。我知道空军当年淘汰霍克三驱逐机时，曾将机上的空用机枪拆下保存，我即要求将该批武器拨交给我，共有五十四挺。空军总部特调拨对空电台一座及人员给我指挥，以便临时申请空中支持。对我来说，无异于获得最佳的重武器——空中的枪炮和炸弹，比地面上的重武器更有用。

军人的事业在战场上，如果怕上战场，最好不要穿军服。在开拔前，我公开宣布，这一次我们前往厦门，是准备作战的，不愿意去的可以不去，绝不勉强。结果大家都愿意去。全旅于六月二十日乘船到达厦门。七月总裁莅厦门，驻跸鼓浪屿，由本旅担任警卫，全旅人员都备感荣幸。总裁召开东南沿海军事会议，我奉命列席。会中决定，我旅扩编为师。所需装备由汤恩伯总司令部拨给，计八二迫击炮十八门，六○迫击炮五十四门。我旅原有的三个团缩编为两个团。即三一三团，团长为宋养儒；三一四团，团长为傅西来。另由一百五十师拨一四九团及一五○团，约两千余人，编成三一五团，团长为林从礼。另有师直属部队：工兵营、师部连、炮兵连、卫生连、输送连、通信连。本师编号为四十五师，本人任师长，副师长为郭玉田和朱志和，参谋长为骆维藩。本师受陆军第二十五军节制。

从表面上看，我和我原来的警卫旅已脱离空军，一变而成为陆军部队了。其实不然，在精神上我们与空军仍维持紧密的联系，改编前夕，我电请空军总部派专机到厦门，接我回台北，参加八一四空军节庆祝大会，并向总司令周至柔上将报告改编事宜。他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保持空军的传统荣誉，绝对不可吃空缺。」我向他保证，我不但不会吃空缺，我还会一个人当两个人用。同时我向他请求拨给我相当数目的高射炮，改装供陆上作战时使用，他同意了。因此我这个师的火力较其它部队强大，亦足以说明空军仍然在支持我，而我亦事事仰赖于空军。

本师编成后，先是负责厦门及鼓浪屿的防务。九月初全师移驻金门本岛。后勤补给靠船舰由台湾运来。因风浪太大，不能进港卸载，守军粮食不继，向乡民借红薯、芋头，连叶子混煮充饥。一天中午，我陪同；一二三团三营十二连的弟兄们吃午饭，某中士班长，盛了一碗稀饭给我。我吃第一口时，觉得是甜的。当即向旁边一位列兵要过他手上的稀饭来尝了一口，不甜。我立即问那位班长是怎么回事，他答道：

「师长年龄大，责任重，日夜操劳，应该营养好，才能维持体力。我刚才在师长的稀饭里加了一点糖。那是我从台湾带来的。」

我听后十分感动，当即向他致谢，并将我的那一碗稀饭倒回桶内，让大家分吃，以示同甘苦。我心中暗想，那位班长有这样的心，其余的人虽然没有表示出来，我们彼此之间已心照不宣了。俗话说「患难见真情」。有这样弟兄和我在一起，我还有甚么好担心的。

福州失守后，厦门告急。驻守厦门的刘汝明兵团作战失利，不到两天都撤往台湾去了，金门对面大陆地区全部为共军占据。汤总部要我派一个加强营守小嶝及角屿，我当即向汤总司令报告：

「小嶝及角屿两地，潮水退时即与大陆相连接。部队车辆可通行无阻，如共军于退潮时攻击，一个加强营如何守得住？且本岛亦无法支持，岂不白白牺牲了。因此我建议只派小兵力驻守，并配备船只。于必须撤退时，即撤回本岛，以保存实力。」

不料我的意见却不获采纳。我不得已派赖治奇营长率步兵一连，重机枪一排前往。

十月二十一日夜，共军大举进犯大嶝，激战至次日下午，我方损失惨重，大嶝终为共军占领。当时我曾向汤总部请求撤回小嶝及角屿两地的部队，均不得要领。次日黄昏退潮之际，共军即开始进攻。但闻炮声震天，火光不绝。而我却无船舰增兵支持，亦无法撤退。赖治奇营长一直与我保持电话联络，报告战况。经一夜战斗，赖营长在电话中称伤亡惨重，弹尽粮绝。我忍痛勉其成仁取义！

小嶝和角屿终于失守。我也损失了一位营长和一连弟兄，我强抑内心的伤痛，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大战。

回忆当初在汤总部开会时，都说如果大嶝、小嶝及角屿等小岛不能守，则金门亦不能守。然而金门却固守至今。当时如采纳我的意见，我们当可避免这一次无谓的牺牲。幸好我只派了一连人去，如果按照上面的要求，派一营人去，那就必然是牺牲一营人。

战争是要死人的，但要问是否死得有价值。很多人重土地而轻人，忘记了打仗是要靠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军第六军团二十多万人，为了不肯放弃斯大林格勒，希特勒抵死不准撤退，结果二十多万人全牺牲了。反过来看，如果希特勒准许撤退，保持这二十多万人的战力，可能再将斯大林格勒攻占回来。甚至还可能不致全盘失败。日本也是一样，明知很多岛屿守不住，却偏要守，结果土地丢了，很多军队也牺牲了。倒是英国的丘吉尔与众不同，敦克尔克撤退，为了人，他连武器都不要。因为船舰的容积和载重量不足，他教他的军队将武器投入海中，赤手上船回国．后来他再靠这些人反攻，打败希特勒。

而我们，整个大陆都丢了，偏要守那几个明知守不住的小岛。打败仗时，特别要注意保存实力，有实力才能反败为胜，才能不至于全盘失败。即使是谈和，也要有实力才能谈。当时我们的总兵力不到九个团，而共军则有二十万人之众。众寡悬殊，我们尤其要以实力为重，全力守住金门本岛才是。我所牺牲的这一连人，在整个反共战役中算不了甚么。然而对我来说却影响甚大，每一个弟兄都是我原来警卫旅的得力干部，第一仗就遭遇如此重大的损失，眼看着他们牺牲，而力不能救，心头的苦楚，惟我自知。

全师的人都为牺牲的这一连弟兄感到悲伤。我告诉大家，大战已经迫在眉睫，这一战，攸关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死存亡。我们惟有打胜，才能存活；如果败了，就再无地方可退。因为没有那么多船舰装载这么多人。故我们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打胜这一场战争。为了激励士气，我又向大家说明，我们本来是空军的部队，有空军作我们的后盾，我们的对空电台，就是准备与空军联络用的。我可以申请空军支持。陆空协同，对付敌军。我这一个师的防区是金门东部。我们日夜不停构筑工事，并严密监视对岸及海上敌军的动态。尤其是夜间，我和我的副师长、参谋长，都守在指挥室里，轮流小睡。白天我则以大多数的时间视察各处的工地构筑情况，我特别嘱咐对空电台的值勤人员，与空军作战指挥部门保持联系，每天都必须与空中的飞机检查无线电。由于我与空军的大多数飞行员们熟悉，因此我决定亲自指挥空中的飞机作战。这件事，我绝不假手他人。因为敌人的地面部队比我们多，我们惟有靠空军的支持。但必须知道如何运用，才能取胜。在大陆上，我们就是不知道如何运用空军而打败的。在台湾时，我曾多次与空军将领们谈论此事，莫不扼腕叹息。这一次我要一显身手，让飞行员出出锋头。

我确实做到了。古宁头战役就是这样打胜的。作战经过我将留在谈古宁头战役时再详细报告。在此我要留一点空白，介绍当时在对空电台工作人员的一段往事。

民国三十六年，我在南京，有一天在玄武湖堤上散步，突然有一位穿空军制服的年轻人走过来向我敬礼，并自我介绍：

「报告总队长，我是你在入伍生总队时的学生，我名叫曹润霖。」

我们谈了几句话后就分开了。想不到我前往金门时，空军分配给我的对空电台工作人员中有曹润霖的名字。我们再度相见，分外亲切。我调派一连弟兄前往小嶝时，他正在生病，故没有派他去，改由另一位去，小嶝失守后，跟全连弟兄一起牺牲了。民国六十五年我从台北赴美，曹润霖特到机场为我送别。谈起此事，感叹不已。人生际遇，各有不同，死生一发，非虚言也！

古宁头战役

在中国大陆上剿共作战期间，我们有强大的空军，因为运用不当，结果有等于没有，反而被那没有空军的共产党打败，失去了整个大陆。

民国三十八年十月的古宁头战役，我们第一次适当地运用空军，将共军打败，赢得辉煌的胜利。此即世人所知的古宁头大捷。此一役不仅彻底挫败了共军不可一世的锐气，同时亦重新提振了国军的士气。共军的攻势作战到此为止，而我中华民国的国脉得以维持，且日益壮大。

我亲自参与此一战役，并亲自指挥前来支持的空军作战。在未述说战役经过以前，且让我先解说空军战术作战的先后次序：

所谓战术作战，就是空军支持地面或海上友军的作战。为确保成功，必须依照一定的次序执行。即反制、阻绝与密接支持。

反制的目标是敌人的空军；阻绝是孤立战场：密接支持是协同地面或海上友军，攻击战场上的敌军。

必须反制作战成功，将敌人的空军打败，使我空军有充分的行动自由，才能执行阻绝作战；必须阻绝作战成功，使战场上的敌军陷于孤立状态，既不能获得增援、补给，又不能撤退。然后密接支持作战才会成功。

这个次序必须严格遵守，不可颠倒。譬如还未执行反制作战，将敌人的空军打败，就先执行阻绝作战，敌人的空军必然会全力阻扰。我方执行阻绝作战的飞机都携带了对地或对海攻击的弹药。如果不理会敌人的空军，坚持对地或对海的任务，则容易被敌机击落；如果要应付敌机的攻击，就必须抛弃外载的弹药，否则就打不过敌机。既然将外载弹药抛弃了，也就不能再执行阻绝作战了。故若欲有效执行阻绝作战，必先执行反制作战。同样的道理，如果未先执行阻绝作战，就执行密持支持作战，不论打死多少敌人，或击毁多少战车，敌人仍可获得增援补给，甚至比原有的更多，那就不能将敌人打败，使密接支持白费气力。故若欲有效执行密接支持作战，必先有效执行阻绝作战．

在大陆上剿共作战期间，共军没有空军，我们不须执行反制作战。但我们的空军却一直是执行密接支持作战任务，将阻绝作战忽略了。共军的增援补给未受影响，甚至愈打愈多。最糟的是，在执行密接支持作战时，又没有使用大兵力。往往是这里去几架，那里去几架，产生不了甚么效果。而执行任务的飞机则经常被击落，牺牲了不少飞行员，损失了不少飞机。用陆军的术语来说：就是兵力分散，未能形成重点；逐次用兵，遭敌人各个击灭。

在大陆上我们就是这样被共产党打败的。

现在我们来谈古宁头战役的经过：

共军的地面部队虽然比我们多，补给线也比我们短，但他们没有空军，也没有大型的运输舰艇，这是他们的最大缺点。因此我判断他们绝不敢在白天渡海来进攻金门，他们一定会在夜间，利用小型舰艇，如机帆船及渔船等作为渡海的交通工具。这种船舰，目标小，在黑夜中不易被发现，同时因水域狭小，可以往来运送人员和弹药。但其装载量不大，且极为脆弱，容易被击沉。如在渡海途中就予以攻击，当可对其造成很大的伤亡。万一我们未能发现，被其偷渡成功，只要我们能持续作战，将其登陆的部队拘束于一定的范围内，待天明后，我就可指挥空军，专门攻击其海上的船舰，阻止其后续的增援和补给。其登陆的部队就没有持续战力，即使想撤退也不可能了。这就是我心里面的作战方针，因此我命令我的部队加强监视海上情况。在夜间预置照明设备及增派监视人员。我的对空电台则与空军作战指挥部保持联系，并要求增派待命出击的飞机。一连数夜，共军派遣机帆船十余艘，企图在我防区内登陆，均被击退。一艘机帆船被我俘获，内有共军军官一名，及士兵数十名，经押送防卫司令部审讯，证实共军即将大举来犯。

十月二十四日夜，对岸一片沉寂。与往常灯火处处、车辆频频往来的情景大不相同。我判断共军夜里必有行动、乃下令加强监视，准备作战。并通知战车营营长陈振威上校，将所有战车加满油料弹药，保持待命状态。据陈振威报告，有一辆战车下午演习时发生故障，目前有另一辆战车陪伴，在观音山后面检修。

午夜零时三十分左右，我正在岸边巡视，忽见敌岸、大嶝、小嶝，燃起大火。我判断该等火光是为船只参考航向，那就表示敌船已经发航了。不久果然于我防区附近海面发现大批船只，立即以五○机枪猛射。曳光弹划破黑夜的天空，在海面上织成火网，敌船被迫改航，偏向古宁头地区，与守备该地区的二○一师激战，抢滩登陆。部分敌军乱窜至观音亭附近地区，被我正在检修的两部战车发现，枪炮齐射，全部歼灭。至凌晨三时四十分许，守军第一线阵地被突破，指挥官下令退守第二线阵地。

开战伊始，我对空电台即与空军作战指挥部联系，申请派机支持。天还未亮，第一批起飞的飞机就在无线电中呼叫：

「总队长，我是某某，奉命前来支持，接受你的指挥，请指示攻击目标。」

我当即指示，攻击海上敌军船舰，孤立战场；然后攻击对岸的炮兵阵地，摧毁其隔岸支持的火力。此期间，古宁头地区指挥部曾要求我，转请空中飞机攻击已登陆的敌军。老毛病又犯了，我当即予以拒绝。我回答说，地面情况混乱，空中飞行员难分敌我，很容易误击友军。事实也确是如此，当时已有很多村庄和碉堡被敌军攻占，而我地面部队亦正在逐一反攻，要飞行员确实认出敌军，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因此我坚持所有的飞机仍以海上船舰和对岸的炮兵阵地为目标。当天空军前来支持的P-51、P-40等型战斗机共两百余架次，登陆的敌军完全被孤立，但仍作困兽之斗，希望夜里能得到增援补给。到了夜间，我申请L-47机在海面空投照明弹，照亮夜空。敌利用小舢舨载运数百人，被我发现，当场俘虏。战斗至二十六日中午，守军指挥部又要求空军轰炸固守在碉堡内，不肯投降的敌军。我再度拒绝，我说陆军炮兵可做的事，何必麻烦空军。至二十六日傍晚，敌军弹尽援绝，非死即降。此役计毙敌一万余人。

此役我地面部队的伤亡亦相当惨重。报导此次地面部队作战情况的文章，曾有多篇见诸报端。检讨致胜的原因，大多数都归诸地面部队之作战英勇，很少提及空军。我无意抹杀地面部队的功绩。但事实极为明显，如果没有空军攻击海面上的敌军船只，敌军就可源源不断地获得增援补给；如果没有空军攻击敌军的炮兵阵地，敌登陆部队就可获得他们炮兵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能有多少胜算？这是稍具有一点常识的人都能够一目了然的。

战争完毕，论功行赏。我这个师因为未直接参加战斗，当然就无功可议、无赏可行了。至于我指挥空军作战的事，可能是无人知道，也可能是遭人忌恨，故意不提。最令人不解的是，空气中的火药味尚未消散，就有消息传来我被调差，上面将另派人来接替我师长之职。后来又有人说我抗命，不愿意前往小金门接替防务。有功不赏，我不在乎；但这个抗命之罪，我可担当不起，当即亲自前往司令部说明。我特别报告：

「我这个四十五师原是空军的警卫旅扩编的，要调动我或我这个部队，最好先获得周至柔将军（当时他已升任参谋总长）的同意。」

后来得知周总长果然不同意。不久我这个师被调往舟山驻防，受石觉将军指挥。

历史的真相是不能改写的，因为知道的人太多。像古宁头战役这么大的事，任何人都改写不了。在那一次战役中，指挥空军作战的虽然只有我一人，但我的对空电台的工作同仁知道，参加作战任务的空军飞行员们知道。尽管那些执笔写战史的人故意不写，或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也掩埋不了事实。

据说在台湾曾拍制过一部名叫《古宁头战役》的电影，因为与事实不符，未敢公开放映。在那部电影中，指挥古宁头战役的司令官是胡琏，而不是汤恩伯。这真是一个大笑话，也是一个大谎话。战争是十月二十五、二十六日两天打的。胡琏是二十八日才接任司令官，那分明是汤恩伯指挥的。参加过那一次战役的人都知道，这种事居然也有人敢乱来。难道真个是「不伯千夫指，但求有个名」！

照理说，打了胜仗应该升官晋级，至少会保留原位，然而汤恩伯将军竟在打完仗的第三天就被免职了。个中原委，深悉国军内幕的人都心知肚明，不说罢了，因此我也不必多说。

抚今思昔，民国三十八年发生的那一场古宁头战役，真个是旋乾转坤、起死回生的一大盛事。中华民国今天还屹立于台澎金马；两千一百多万同胞享受自由、民主、富足、繁荣的生活，除了对那决战役致胜的真正原因应该知道并珍惜外；对在那次战役中牺牲的先烈们，更应该衷心感激，并奉上崇高的敬意。

（吾以为：金门登陆战斗许多人认为潮汐计算出了问题，其实不对。吾军登陆时逢大潮，问题出在潮水过大，所有船只越过第一道铁丝网，冲击到船只触底，退潮时候被阻，被上面这个小子指挥飞机炸毁了 。炮兵支援不力和二梯队上不去，皆因此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