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说说陈部长那个关于两个外资企业的话题 -- 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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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3)

这一节说之前给个连接,可以把相关的东西捋一下.都是自己的旧文

危机,以及和毛泽东有关的一个八卦

http://www.ccthere.com/article/1983624

文字里的2与3是说,本次危机实际是中国模式和美国模式的不可持续。而4是试图就本次经济危机做一些前景分析,至于最后的5的部分还需要求证一些信息所以暂时不能写。如果写完,短期里真的不想多发什么东西找人厌烦了,让自己头疼了。不过,这里摘引的连接,却是接着昨天写的风口浪尖这个话题。

先还是从,《物权法》、《新企业所得税法》与《新劳动合同法》是一个分水岭说起。实际,就和在这三个法律在前些年通过的时候说的那样,这三个法律在同一时间通过,实际是在中国形成相互博弈的各种势力交换利益以及相互妥协的结果。从某种角度上说,就象爱因斯坦说的那样:选择美国,不过是因为那是地球上唯一一个可以让个阶级维持勉强的和平共处的地方。中国的高速增长,是让中国各种利益甚至是各种存在不可调和矛盾利益维持勉强的和平共处的理由。只要蛋糕在不断做大,那么即使在蛋糕份子越切越小的那些利益或者弱势群体来说,那个蛋糕的绝对分配额还是有不断持续增长的希望的。不过,这个希望维系在,中国的经济可持续增长,并且是可持续的高速增长之上的。一旦,这样的增长遇到问题,并且长时间不能恢复到前几年那种高速增长阶段。那么,我们会面对的是改革三十年里长期积累的各种问题,甚至是建国以来都没有能彻底解决的各种问题。我们还是从简单的方面说说,复杂的说不说看情况定。

这里先给个文章连接,并摘部分内容:

产能过剩令中国进退两难

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093337

尽管尚未公布计划的全部细节,但看起来计划不包括大幅削减产能。举例来讲,截至2008年底,中国粗钢产能达到6.60亿吨,不过产量只有约5亿吨。钢铁产业的计划草案呼吁,2011年前将钢铁产能减少2,500万吨,但这只占了过剩产能的一小部分。

中国政府领导人希望帮助大型行业,不关闭这类行业,这是可以理解的;美国也不愿让本国汽车生产商破产。

汽车业也是让中国担忧的一个问题。中国的汽车年产能约为1,200万辆,而2008年的销量只有937万辆。据一位了解政府计划的业界高管说,政府的计划鼓励汽车厂商进行并购,但是并没有呼吁降低产能,计划意在巩固大型企业的地位。

其实,早几个月一个台湾人曾经就这次危机这样问过我:现在大陆在消费电子上的产能已经是全世界消费能力的300%。那么,危机之下大陆会怎么处理这些。说实际点,我无法回答他。或者说,我无法充满信心的告诉他,我们可以象很多专家那样充满信心的认为,只要银行家重新发放对发达国家的信贷西方经济的消费就可以迅速恢复。更无法认同,我们发放的消费券能解决多少实际问题。其实就象一个朋友前不久在聚会时私下和我说的那样,我们的房价已经透支了多数中国人20年的消费。如果你不相信的话,那么即使作为中国最繁华的都市之一,这个城市的人均GDP只有日本人均的1/8,却有着相当于日本地东京均地价的60%。实际点说,我无法对任何短期里刺激中国内部消费的话题有任何兴趣。

说到这里,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文字开始以来一直提到过的民营资本的话题来选一个样本。这个样本,不仅可以叙述中国模式的特征也可以说明中国模式的问题。而这样一个样本,用以前在西西河我曾经试图在转型政策出来前作为提醒并几乎引起河一面倒反对的江浙模式是最适合的。是的,江浙模式或者放大一点来说的江浙财团。下面的话,只做纯利益分析,具体谁愿意就我的个人观点做引申,一概不参与。

其实,江浙财团或者江浙资本的崛起,在中国要比广东财团的崛起稍晚。也许,谁对90年代早期的历史还有记忆的话,多少会对当时报纸电视热议的广货北伐有点印象。而挟改革风气之先,领略港台模式之先的广东商人能在中国市场沙漠里率先崛起其实有着天时地利任何以及中央政策倾斜性的扶持。但是,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优势明显但是先发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终究导致广东本土财团的逐渐衰落。这个是别话,是写江浙的引子。

其实写江浙,一直都很忌讳。不仅是话题敏感的原因,而且是这个话题,几乎函盖的是整个中国民营话题的全部。要简说这个话题,也容易就一句话:如果看资本与资本家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地位与作用。这里,才是我在全文里想要表达的意思,也是很多人关心的有关自己前途的问题。

其实一直以来,很多人都在批评有关民营资本的原罪问题,比如偷漏税、比如劳工待遇问题、比如官商勾结的腐败问题、比如假冒伪劣甚至生产有毒有害商品谋求暴利的问题。其实,在我看这个是一个时代的问题,甚至不仅遍及民营企业的各个领域,而且遍及国营企业、外资企业。而且,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消费者的虚荣心以及一味强调低廉价格的消费诉求在其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实际引导这些的却是我们国家在一个时期里盛行的猫论引导下的经济指导政策。再实际点说,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实际在在中国的现实就是: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甚至可以说,不管什么方法抓老鼠只要本身不被抓到就是好猫。以三鹿事件引出的食品安全法的出台,尽管有传闻里其中有复杂的利益搏斗甚至有政治势力参与其中。但是,参照我们当时的食品安全条例的惩罚条款。可以负责的说,不愿意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都是傻瓜,最终不能适应低价大战生存下的要被淘汰掉的经营者。而看看中国的其他怪状态,都是单纯逐利政策下不可避免的产物。比如,我们曾经的税制下,民营要想获得发展,不走些非常手段是不可能发展的,甚至直接点说,一段时间里不触碰法律的红线,中国的民营是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的。

《物权法》、《新企业所得税法》与《新劳动合同法》是一个分水岭,在更小圈子里的说法就是这是一条时间线。在这个线之前,不管发生过什么事情,都是可以模糊的。因为,那是一个时代的问题。那之前,不管什么人做了什么事情,走过什么路只要不是原则性问题,都是可以被谅解的。而之后,中国这个国家在初步实现原始积累之后。需要完成的转型中的重要内容,就是满足民生的需要,就是需要维持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缓解社会矛盾和压力,让这个国家更多人可以喘口气活下去。

只是,就象今天西西河里很多人当然以为的那样,认为中国近30年来的政策很好,可以一直继续这样的政策而丝毫不需要考虑社会矛盾与压力的反弹,更不要说由此而支付的各种成本。或者,象一些人想当然的认为这些问题与矛盾,是时代环境下规律作用下的不可避免的产物。或者说,没有人可以需要为此付出代价或者承担责任。可即使他们那样认为的是正确的或者代表大多数人意见的,这样的观点,能不能适应我们今天遭遇的危机呢?或者说,在这个危机之下,象很多人一相情愿的以为的按照他们所理解的资本的独立意志所应该去的什么那样。在这个危机之中,有谁思考过国家利益,尤其是大国的国家利益或者说国家资本的独立意志与选择呢?

呵呵,这个话题展开还是不展开,的确是一个问题。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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