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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将赵尚志引向苏联入狱蒙冤（上）

——陈绍滨其人

1938年1月初，在萝北县名山镇附近的黑龙江江面上，有六个人在一队骑兵的目送下，正向对岸苏联方向走去。忽然，其中一个小个子转过头来说道，一个月后在这里接我们。这个小个子就是东北抗联赫赫有名的将领赵尚志。随行人员有副官吴兴利、警卫员郭禄、王明发和小陆等。

　　一个月后，抗联第三军九师师长李振远准时来到这里，却一直没有等到。他哪里知道，此时的赵尚志正被扣留在苏联伯力远东军区内务部拘留所的禁闭室里，直到一年半以后的1939年6月，赵尚志才得以重返东北战场。而包括李振远在内的三军九师及三军一师和六军一部共计500余名精锐骑兵，则在入苏寻找赵尚志未果的情况下，被苏联遣送到新疆，再也没有驰骋在东北抗日疆场上。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赵尚志为何去苏联？因何被苏联长期扣留羁押？又是谁将赵尚志引向苏联？

赵尚志为何去苏联

　　1937年冬，在日伪不断加紧“讨伐”的严峻形势下，北满党和军队领导人根据东北抗联孤悬敌后，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相互隔绝的实际情况，为摆脱困境，解决各部队存在和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决定谋求苏联的军事援助，并通过苏联打通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取得党中央对东北抗日斗争的领导。

　　11月26日，北满临时省委执行委员会主席、抗联第三军军长赵尚志写信给苏联远东军司令部布留哈尔（即加仑）元帅及联共（布）军党的委员会，要求苏军给予援助，他在信中介绍了中国东北抗联面临的困难，向苏方提出支持军事器械、药品和协助军事技术培训等要求。同时请代转给中共中央一封信，殷切盼望与党中央早日取得联系。赵尚志之所以给布留哈尔元帅写信，是因为他们有着一段师生之缘。早在大革命前，布留哈尔在广东革命政府担任首席军事顾问时，经常到黄埔军校讲军事课，而赵尚志当时正在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大队第三中队学习。这一段师生缘份使赵尚志对这次去信寄予很大希望。

　　1937年12月，原抗联六军第二师代师长陈绍滨率交通队从苏联返回，他是通过抗联第七军的关系与苏联取得联系的，此次带来口信说：“苏联要与日军开战，苏联远东边防军司令部邀请东北抗日联军主要领导人去苏联研究配合行动问题。”

　　北满临时省委得到消息后，迅速于12月19日，在依兰县东杨家沟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这一问题。正在汤原指挥对敌斗争的赵尚志连夜赶来赴会。参加会议的还有冯仲云、张寿籛（即李兆麟）、张兰生、魏长魁等抗联领导人，蔡近奎、戴鸿宾、陈绍滨列席。经过商议决定从三个方面谋求苏联的援助：一是要求苏联援助武器、弹药和医药；二是要求苏联为我军提供训练干部的条件；三是要求苏联帮助北满临时省委接通与中共中央的组织关系。会上决定派赵尚志作为代表前去苏联，并约定在其过界赴苏一个月后，派部队到边界迎接他回国。然而赵尚志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这次苏联之行会长达一年零六个月。

赵尚志因何而被扣

　　当赵尚志一行冒雪进入苏联境内，他们谁也没有料到，苏联边防军矢口否认有邀请抗联领导人入境探讨商议重要问题之事，丝毫不听赵尚志的解释，而将其按照非法入境人员处理，并将他们缴械，关押在额尔古纳村的临时监禁室。第二天被送往伯力远东军区内务部拘留所继续监禁。

　　2月4日晨（农历正月初五），第六军军长戴鸿宾、第三军一师师长蔡近葵、九师师长李振远率领三、六军组成的500余人的骑兵队伍，对萝北县城肇兴镇发起进攻。准备以胜利的军事行动配合赵尚志在苏联的行动，迎接赵尚志回国。在战斗中，由于敌军大批增援，我军伤亡较大，战局对我渐趋不利。危急关头，经过临时磋商，戴鸿宾等决定率队过江进入苏境与赵尚志会合。进入苏境后，他们得到了与赵尚志一样的待遇，除留戴鸿宾一人与赵尚志关押在一起外，其余被全部缴械后遣送到新疆。

　　赵尚志等北满抗联领导人被迫滞留苏联，以及抗联第三、六军500余名骑兵被遣送到新疆，严重削弱了抗联第三、六军的战斗力，给北满抗日游击运动造成了巨大损失。

　　关于苏联方面为何长期扣留关押赵尚志同志，这一问题至今还是个谜。有下列几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归罪于陈绍滨办事不牢，带来虚假口信。或者认为他与当时的某些北满抗联领导人共同设计，从自身利益出发，将赵尚志诳到苏联，从而排挤出北满抗联领导层。

　　第二种解释认为，苏联是从本国利益出发，不愿意因为支持抗联活动，给日本向苏联挑衅造成任何口实，以免除外交上的麻烦。

　　第三种解释认为，这是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的阴谋。植田谦吉继任关东军总司令后，发誓要除掉赵尚志。为此多次授意伪满军政部和关东军参谋总部，拟订可行计划。日特粟三茂二在苏联边境活动多时，终以金钱为诱饵，收买了苏联远东军一位名叫安德烈耶夫的少将军官。此人在收受关东军巨额钱款后，同意在“除赵计划”的关键环节充当帮手。于是，当抗联第6军二师师长陈绍滨率领一部抗联战士从苏联返回中国前夕，安德烈耶夫特意设宴款待陈绍滨，并故作郑重地佯称代表苏联远东军司令部向中方传达一个信息，即苏方有意与中国抗联联手向盘踞在中国北满地区的关东军开火，如抗联方面有意，可尽快派人过江与苏军进行密商。安德烈耶夫又故意向陈绍滨暗示，抗联最好派重要指挥官来，而赵尚志则为苏军最为欢迎的人选。 陈绍滨不知是计，返回北满境内后，马上向临时省委作了汇报，并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转达了苏方的邀请。赵尚志的积极态度又恰好与日特及安德烈耶夫共设的陷阱不谋而合，终于酿成这一历史冤案。

第四种解释认为，当时正赶上苏联肃反，赵尚志致信的布留哈尔元帅是被肃对象，并于1938年11月9日受诬陷被枪毙。布留哈尔已经身陷罗网。自身尚且难保。赵尚志给他写的信非但不能自救，反而从客观上平添了赵尚志马上恢复自由的难度，因此赵尚志受到牵连。这种说法得到了俄罗斯历史学家的有力证实。俄罗斯历史学家叶夫根尼、戈尔布诺夫在俄罗斯《独立报》2006年1月20日发表文章，指出“赵尚志……这位中国游击队领导人，是在1937年大清洗后前往苏联的。当时特种远东红旗集团军的全部情报部门在斯大林发动的大清洗中遭遇重创，负责人波克拉多夫上校，其两名副手及若干工作人员被指控为“日本间谍”，遭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枪杀。这是那个年代司空见惯的事情。苏军与中国游击队之间的联络渠道被完全切断，因此赵尚志一进入苏联便遭逮捕，并在监狱或集中营里蹲了一年半。”⑴

　　以上的解释虽然不能完全揭开赵尚志蒙冤苏联囹圄之谜，但都离不开陈绍滨这一关键人物。陈绍滨其人，与赵尚志似乎有着难解之缘。赵尚志因他入苏而身陷囹圄，回国后又由于错误枪杀十一军军长祁致中，而被陈绍滨、戴洪滨和叛徒尚连生之流加以利用，谣言蛊惑北满省委，最终被开除党籍。作为抗联队伍的一员，陈绍滨的一生是备受争议的。很多人对他指摘不少，但却很少有人对他作以全面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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