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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歲月回眸 (41) 调总指挥部 -- 内燃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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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歲月回眸 (49) 揪“黑五类狗崽子”

49 揪“黑五类狗崽子”

什么是“黑五类”?地、富、反、坏、右。

“黑五类”子女叫什么?“狗崽子”!

“红卫兵运动”,现在,可不可以理解成:发动一些小孩,去打倒走资派、“黑五类”和“狗崽子”?红色恐怖、阶级专政。说不清!

我们西工指的干部,一部分是从铁道部调来的。记得董处长从北京探亲回来,就十分紧张而又惊奇地告诉过我:有些红卫兵给老师剃阴阳头,有的学校的老师、校长活活被打死。

北京发生的事,我心里虽不在意,还是让侄女婿周裕兴,把我的两个小儿子,弄到车辆段去“学工”,躲是非。

我大女儿曾丹娅,13岁,在二局铁中念初一,“是祸躲不脱”,她却变成了“黑五类”“狗崽子”!

那年月,职工象上班一样,晚上要政治学习到九点钟,才能回家。

1967年的一天夜里,妻学习完毕,刚出门,看见漆黑的走道边,坐着一个孩子。天哪!这不是丹娅吗?怎么这么晚一个人跑到医院来了?从家到医院,大街小巷,弯弯拐拐,起码得走一个小时。看见妈妈出来了,她畏缩地挨到妈妈身边,好久才冒出一句:“同学们说我婆婆是地主(已平反),我是‘狗崽子、黑五类’,我是吗?”当时,妻哪懂得什么“红卫兵运动”,只以为孩子们闹着玩的。若无其事地安慰了她两句:“你想呀!爸爸、妈妈都是共产党员,你咋会是狗崽子、地主婆呢?同学们乱说,莫管它。”这晚,在半明半暗的路灯下边,推着自行车,母女俩好容易才走回了家。

第二天,铁中教室外边的一排桉树,还是那么挺直、安祥,可教室里却在召开“红五类翻身会”,把“黑五类”曾丹娅揪上台,要她交待剥削帐,进行着激烈的阶级斗争。丹娅问:“什么叫剥削帐?”下边说:“你婆婆是地主,你这小地主婆还装糊涂?”丹娅把妈妈昨晚讲的话重复了一遍。开始下边平静了一会,经过叽叽喳喳一阵,一个同学站起来,揭露曾丹娅耍花招:“什么爸爸、妈妈是共产党员?是混进来的吧?刘少奇还是共产党员哩?”台下响起一阵口号声:“打倒曾丹娅!曾丹娅必须低头认罪!”

当天晚上,妈妈学习完了,又看到女儿坐在那里!女儿很伤心、很恐惧,畏畏缩缩地讲今天挨斗的经过。好个粗心的妈呀!她一心想什么?毛主席没讲过第三代是“狗崽子”呀!她把女儿受的天大的打击、委屈,仍然没当回事,还只认为是孩子们闹着玩哩!没有安慰她,反而责怪她说:“你大概平时和同学关系处得不好吧?咋没斗别人呢?”万能的主呀!在这关键时刻,你怎么没有把这愚昧的妈妈,教得聪明一点呢!

爸爸呢?等我从资阳通勤回来,听女儿唠叨后!想的竟和妈妈惊人一样!毛主席怎么可能让红卫兵干这种事呢!都是你曾丹娅平时没有和同学搞好关系嘛!在爸爸、妈妈这里得不到一点点支持、安抚,有客人来家,她悄悄向客人求助:“我婆婆是地主,我是地主婆吗?”有一次,她拿着剪刀,站在饭桌上对着我怒吼!她似乎对谁都失去了信任!

小孩子突然变得失眠、孤僻、急躁、多疑,性格变态,人格扭曲。妈妈急了,她这时才懂得点什么叫“红卫兵运动”,我们门对门的一家,说是在旧社会当过军官,被“抄家”了。她发觉自己在对待女儿挨斗的事上,犯了错误!赶快补救吧!

开始到学校了解,闹“翻身会”最积极的某些学生,父亲或者母亲,一夜之间,变成了走资派,自顾不暇,还闹什么?恰好,我们伟大的理论家陈伯达站出来批判“血统论”,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是反动的。我们找老师、亲友反复开导女儿,说她不是“黑五类”、不是“地主婆”,想解开她思想上的结。可惜这个烙印太深了,她已变成了“迫害妄想狂”,她觉得这世界上,人人都要打倒曾丹娅!咋办?

给她到省医院找专家看病,省院没有精神科,只有神经内科,专家诊断是“神经官能症”,处方:吃中药。这有啥用?只怪我们是精神病“盲”,有病乱投医呀!这个妈、这个爸,好蠢呀!

给她换换环境吧!散散心,让她忘记过去,忘记伤害。去过重庆、北京、青岛,我们以为可能有点好转吧?这个精神烙印,靠说教、散心是抹不掉的。用心良苦,白用苦心!

愚蠢的爸、妈,还干了更愚蠢的事哩!

接着是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一个已经有明显精神症状的小女孩,还能一个人去上山下乡吗?年轻的朋友们,你们咋可能理解和知道父辈们当时是啥精神状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可以肝脑涂地,千真万确。工宣队来家动员,我们夫妇想,象我们这样热爱毛主席的人家,还用得着动员吗?

那个年代过来的青少年,谁都记得:“听毛主席的话、向毛主席保证”成了绝对真理,没有任何异议。女儿虽然被当成过“黑五类”,可仍然最听毛主席的话,她心甘情愿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她把自己的衣服、补了又补,准备去劳动。我们还为女儿专门做了一个木箱子,好后悔呀,木箱、小孩咋搬得动呢?他们是从北站坐火车走的,我去送,我哭了,不好再看她,车没开,我哭着回家!她们下乡的地方是“渡口市”,后改称“攀枝花”。这个市是因为有攀钢才出现的,刚开建、很荒凉。女儿分在大山深处的民政公社,山高路险,上山打柴,有时不敢背、只敢拖。当知青,丹娅常给家里写信,每封信写得很长,都表示要好好劳动、好好改造。我这个爸呀,回信也写得很长,差不多《毛选》里的最高指示,能用的我都用上了。天哪,除了说教,不能实在一点吗?

为女儿的事,我常自责。是爸、妈无知,害了她终身。陈伯达批判了“血统论”,后来又把“黑五类”子女的称呼,换了一个名词,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实际意味着:他们本来是不好的,只是经过教育,有可能变好。这和“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含义,弄不清有多大区别。这“原罪”是从哪里继承来的呢?难怪,希特勒讲血统论,要杀犹太人!如果我是“黑五类”,为什么不可以断子绝孙!何必让子女遭罪呢?

国家物资总局有位局长,在我们办公室谈事。我请他给渡口市物资局长写了封信,求他就近照顾丹娅,她从公社到渡口去见过这位局长,局长还真当回事,表示:丹娅如愿在渡口工作,可以帮助安排,太感谢了!后因我调到431厂,劳周裕兴到渡口,历尽千辛万苦,把她接回成都。后在我单位当了电工。

红卫兵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韦君宜在她的《思痛录》中,有这样一段话:“孩子们在农村里受够了苦,才慢慢明白了自己那样对待父母和师长是错了。明白自己把青春白白扔掉,是难以挽回了。这一群文化大革命新一代,后来大都成了没有文化的人。有一些在农村里苦读,回来补十年的课,终归差得多。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现已成名。但是,他们的小说里,都只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见一个老实写出当年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成无知的?”

我只反思对不起女儿!我不可能象韦君宜那样,想那些更深刻的事!就这么一点点,也够苦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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