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对基督教的思考及其他 -- 子罕

本来打算自己写一篇关于农村信仰的东西，后来查阅资料的时候发现了这篇文章，比我想写的还要好，就直接拿过来了，作者是高师宁教授，这篇文章最早的发表时间好像是2003年在在芬兰举行的“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关于中国处境神学的中国-北欧会议”，文章发表时作者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我在摘抄时主要对例证进行了删节，并做了小的修饰。这篇文章也解释了我在前文中想解释的两个小问题。

一、根深蒂固的民间信仰

在中国，有宗教信仰的人始终是属于少数，但是真正的无神论者也不是特别多，在这信与不信之间有着广阔的灰色地带，就是大多数人没有明确的宗教身份，实际上常常与佛仙鬼神打交道.这种根扎于大众心灵深处的现象，就是民间信仰。

但是，从古至今，千千万万的没有明确宗教身份的中国人，实际上常常在与佛仙鬼神打交道。这种扎根于广大民众心灵深处的现象，我们称之为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是植根于广大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中的信仰，其内容十分庞杂，从对形形色色的自然物和自然力的信仰，到对祖先、鬼魂的崇拜，涉及到世界、人生的方方面面，形成了一个具有巨大影响的亚文化体系。它不仅继承了原始宗教中多神崇拜的特点，而且尤其寄托于祖宗的保佑，重生重死，相信前定宿命，因果报应，感应证验以及阴阳与人鬼的两重世界。虽然民间信仰从来没有进入中国信仰形态的主流，但其历史远远长于天主教、基督新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而其影响面也大大宽于这“五大宗教”。长期以来，一方面，中国宗教，尤其是道教，常常借助于民间信仰的力量，促进自身在中国社会的传播。另一方面，民间信仰的大容器又不断地将各种宗教的思想、乃至教义，如佛教的轮回转世、因果报应，道教的神仙鬼怪，儒教的伦理道德，甚至基督教的天堂地狱等说，分解、吸收、改造，使之变得通俗，广为民众熟知。

20世纪初叶以来，民间信仰被斥为“封建迷信”，1950年后更遭到重大的打击，其残余形式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所有宗教一起成为被消灭的对象。80年代后，随着社会的逐步开放，民间信仰又开始复苏，尤其在农村，其发展速度与规模远远大于佛教与基督教。

在遭到几十年的限制之后，民间信仰竟然“春风吹又生”，不仅复苏飞速而且发展迅猛，究其原因，也许可以说，是由于民间信仰早已溶入广大普通民众的下意识之中。尤其在农村，在少数民族地区，民间信仰甚至已经渗入人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许多民族共同的特征之一其实就在于“普遍存在着神、鬼崇拜与祖先崇拜等民间信仰”，当然，不同的民族信仰的内容与崇拜程度有所不同，然而这种信仰现象中的共性却是存在的。民间信仰五花八门的内容，不论是各民族原始信仰的延续与混合，还是逐步演变为各民族自己的风俗习俗，都拥有数量众多的信众，它们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更主要的是，其根基深深地植于民众意识之中。因此，几千年来，尽管这些信仰从来没有被接纳为主流信仰，然而却依附中国传统的儒、释、道，并与之盘根错节，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民间信仰不可能因为一时的行政命令与行政手段而消失，换言之，行政手段很难从人们的意识中将其连根除掉。另一方面，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也必然具备文化的某些特性，例如渗透性与融合性。因此，在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中，我们常常看到民间信仰的身影，反之，在历史上，儒、释、道也利用民间信仰来为自己开道的例子也随手可拈。此外，中国民间信仰自身除其普遍性、分散性、自发性之外，还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即强烈的功利性与实用性，这些特征也影响了中国人对其他宗教的信仰，也就是说，中国人对宗教的信仰，也具有了某种强烈的功利与实用特征。

作为带有外来文化色彩的宗教，基督教从传入中国伊始，就遇到如何与传统社会文化相融合的问题，至今这个问题也并没有获得根本性的解决。我们同时却可以看到，民间信仰对基督教在许多层面上都产生了种种影响。

二、民间信仰对基督教的多层面影响及其原因

　如前所述，尽管民间信仰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信仰，但是，由于其树大根深，枝蔓众多，基督教进入中国后必然会与之发生种种关系并受其影响。而且，由于民间信仰主要植根于广大农村，因而，它对基督教的影响在农村尤其明显。

1.对基督教传播的影响及其原因

众所周知，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初期，主要是在沿海地区以及长江流域和华中地区的大城市和城镇发展，广大的农村并没有成为基督教的主要阵地。这种传播路径的形成，当然与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交通不便、西部地广人稀等各方面因素有关。然而，还有一个因素是不应该忽略的，那就是民间信仰对这种传播路径的影响。基督教传入中国很长时间后仍未能在民间立足的原因，是民间宗教的存在，以及民间宗教所塑造与反映的民众宗教心理。 　　

民间信仰内容繁杂，而其中又以祖先崇拜为重心，这是中国人宗族、家族、家庭观念极重的表现，这种观念也影响到广大民众的宗教信仰。对于民众来说，“敬天”远不如“祭祖”那么实在和重要。然而，基督教在广大民众眼中，是一个“不敬祖宗及诸神灵”的宗教，它自然同时遭到了中国上流社会与下层社会的排斥。在少数民族地区，这种现象也很明显，民间信仰中自然崇拜色彩较重的地区，“因缺乏对基督教的有效制约，促成了督教在这一地区乃至同一民族内部的较为广泛的分布”；而在祖先崇拜色彩较重的地区，对基督教的抵制要大得多。 　

　如果说这是民间信仰对于基督教传播产生障碍的原因之一，相反的例证也是有的。在《一个实验的乡村教会》一书中提到的淳化镇教会，就是一个自觉走所谓“本土化”道路，使基督教部分地适应于本土信仰的典型。淳化教会不但在传道的语言形式上进行变通改革，而且在崇拜仪式上也刻意追求与中国传统习俗和民间信仰相近的风格。该教会利用当地一直流行的信仰习俗，组织了植树崇拜、除毒崇拜等，其中的思亲崇拜在清明节举行，以追思亲人、提倡孝敬父母为主。这样的结果，是一步步将民众引入教堂，使基督教在那里扎下了根。当然，这些崇拜已经远离了基督教的仪轨，改变了基督教的含义。

从另一方面来看，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取缔了多属民间信仰的300多种“会道门”组织，此后三十年中，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打击与文化革命的彻底扫荡，中国基本上已不存在任何民间宗教。于是，在许多地方，信仰出现了真空状态。

正是在这种真空状态下，基督教有所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的80年代，基督教在农村的发展大大超过了城市。农村信徒人数占到信徒总数的80％，使基督教处于中国各宗教发展之首。对此，许多学者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解释。笔者认为，在1949—1978年的三十多年中，中国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至少在形式上是空缺的，然而，民众心中神祗的观念却根深蒂固，民众对于宗教的需求也没有减少。因此，基督教是对信仰真空的填补，是民众原有信仰的替代品。对此观点，有一种更明确的说法：“解放后，通过民主改革和破除迷信的宣传教育，神权的有形部分，即城隍庙王、土地菩萨、各种小神小庙以及敬天祭祖、崇拜鬼神的习俗，不断受到冲击而失去阵地，但是神权的无形部分，即群众中的神鬼观念却是远远没有肃清。由于基督教特别重视传教等原因，在一定条件下，不少群众便信仰了基督教。确切地说，他们信教，不是从无神论者转变为有神论者，而是找到了原有的宗教意识的新归宿”：“广大群众中普遍存在的鬼神观念是基督教发展的沃土”。（这种观点也得到基督教会内一部份人的认同。他们认为，基督教的发展（尤其在农村的发展），“实际上是鬼神观念极普遍的中国老百姓在信仰对象上的一种转移或移情”。然而，为什么基督教会处于各发展中的宗教之首，也就是说，为什么更多的民众选择基督教而非其他宗教，这不仅与基督教自身的特点有关，也与民间信仰与其他宗教的特点有关。

由于民间信仰的传统形式要求，广大农民用于祭祀的所谓“幽灵消费”十分巨大。其他宗教如佛教、道教也需要香火费，相比之下，基督教是花费最少的宗教。在此，民众的经济观点在比较之中起了作用。一首流传的民谣可以说明这一点：“信耶稣，真上算，不喝酒，不抽烟，不烧香纸不赌钱，一年省下多少钱。省下钱，好吃穿，过日子，不费难，死后还把天堂上，你说上算不上算。”

2.民间信仰化的基督教

如果我们把民间信仰自身处境的恶化对于基督教发展的影响，看成是一种外在的影响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之后，当其迅速复苏之时，它对同样处于飞速发展中的基督教的不可忽视的影响，可以看成一种内在的影响。换言之，中国基督教的民间信仰化在当今农村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普遍现象。这样民间化了的基督教，有以下几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实用性与功利性。尽管19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但是，在处于社会底层的许多中国民众中，缺衣少食的现象还存在，而缺医少药则更普遍。更主要的是，很多人没有别的改变眼前现实的途径。因此，对于广大底层的信徒而言，基督教不仅是他们艰难贫困生活中的唯一依托，是他们祈求平安、祈求衣食、消灾祛病的唯一方式，更是改善其自身处境的唯一希望。在许多信徒的眼中，上帝不过是自己原来信仰的神仙菩萨而已，因此总是认为上帝是有求必应的，尤其是希望上帝能够解除病魔缠身的痛苦。正因为如此，在许多地方，只要有一个人因为信仰基督教而其原有的疾病痊愈的奇迹发生，就能够带动一家人、一族人、一村人甚至一个地区的人皈信基督教。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有一些人身体不好，巫婆神汉认为是鬼附身，并为他们赶过鬼，结果是花了钱没治好病，听人说耶稣是“更大的神”，能量超过一切神仙，又不必花钱就可以治好病，也就信了教。总之，只要有奇迹发生，甚至佛教徒、道教徒也会步入基督教的殿堂。据一些统计，在广大农村，因病而入教的信徒占60％以上。信仰的实用性也表现在其他方面：圣经成了护身符或压邪镇恶的法宝，得用红布包裹，平时放在枕边，出门带在身上；耶稣被认为或者是更大的神，或者只是土地神、灶神、丰收神、华陀神等的另一种形式，信徒们像拜过去的神一样拜他：“哈利路亚”被认为是赶鬼驱魔时的咒语，等等。此外，在遇天灾人祸时，农村基督教也扮演着传统民间宗教的角色。例如逢天旱或水涝时，一些基督徒便聚集在一起，集体禁食祈祷，求上帝降雨或放晴。基督教信仰中的这种强烈的实用性和功利性，无疑是民间信仰特性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下，中国农村广大的基督徒不理解教义、不注重教义，他们更关心的是基督教的实际作用，更关注的是有否奇迹发生。

掺杂了各种迷信色彩。应该说，广大农村信徒的信仰是真诚的，但由于没有合格正规的牧养人员，他们的信仰出现了许多偏差，许多迷信色彩掺杂在其间。有的信仰强烈的基督徒，成了这类信仰的牺牲品。（此外，由于许多农村基督教徒仍然是以扎根于自己思想深处的民间信仰去理解基督教，因此，他们自己订下的许多规矩也是以民间信仰为准则的。例如，规定某一天为禁食日，在那一天不能杀鸡，妇女不能梳头；有的地方规定妇女月经期间不准读经，不能进教堂，不能领圣餐；不准用黄颜色的东西，认为黄色不吉祥；不能在非信徒家中吃饭，认为那是不洁之物等等。这种掺杂了民间信仰色彩的基督教之所以在社会底层的信徒中具有相当的市场，许多信徒对之非常投入，深信不疑，是因为他们并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基督教，基督教与自己过去的信仰有什么不同。

五花八门的形式。中国农村基督教的实用性，致使信徒尤其重视信仰的形式，因此，各种各样的活动形式也因此应运而生，“灵歌”的流行是其中一个典型。灵歌在农村教会中的影响巨大，四处流传，信徒们爱唱灵歌，认为灵歌是因圣灵感动而自然流出来的歌。 　

　轻听轻信。由于广大的基层信徒对基督教的理解多半停留在原有信仰的基础上，因而不可能分辨真假是非，轻听轻信的现象很普遍。

　当前中国农村基督教之所以形成这样一些特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当然是民间信仰在民众意识中根深蒂固，影响巨大；其次，中国农村的生存条件的艰辛是众所周知的。而就农村基督教的特点言，信徒结构仍然以所谓“三多”（注：即老人多、妇女多、文盲多。）为主；自改革开放之后，信徒人数发展过快，尽管信徒热情高、信仰真诚、奉献精神强，然而信仰素质却较低，而其中一个原因是教牧人员奇缺。位于雷州半岛的徐闻县也许是没有牧师而基督教照样发展的一个典型。该地区20世纪90年代后期共有教堂19座，信徒大约有7千人左右，然而，因为没有能够施洗的牧师，这些信徒中除几位在解放前受过洗外，其余的全部没有领过洗，而且也没有领洗的机会。正因为如此，有些地方出现了所谓“自由传道人”，其中一些人利用神迹、异梦、异象等民间信仰的各种因素来吸引民众信教。当然，现有教牧人员缺乏足够的训练，农村教会管理混乱等也是普遍现象。民间信仰对基督教的渗透与影响，恰好利用了这些弱点。

三、结语

有外国学者曾经对中国人作过这样的总结：“历史上我们找不到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迷信、更怀疑、更虔诚、更理性、更世俗，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这样而能不受教会控制。”尽管这句总结中的宾语相互是矛盾的，但它们却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在信仰上的一些特征。至于这个总结的后一句话，不是我们在此要讨论的问题。不过事实是，基督教从进入中国始，就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制约与影响。当然我们应该承认，民间信仰对于基督教的渗透与影响主要是在广大的基层民众，尤其是农村居民中。在城市中，基督教的发展比较正常，这种影响并不多见。

中国农村基督教的民间信仰化现象，事实上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它使基督教的形象不仅变得低级、粗糙、落后，同时在神学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使广大农村信众无法分辨真伪。而这种状况也成为例如“东方闪电”、“三班仆人”、“肉身成道”之类借基督教之名而起的新组织纷纷登台亮相的原因之一。当然，这类民间信仰化的基督教也很难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有任何积极的影响与贡献。

然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却不是轻易能够做到的。中国基督教两会近年来加大了对农村传道人培训的力度，近年来培训农村教牧人员多达几十万人次。然而，尽管如此，仍然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至今，中国农村基督教的发展仍然处于两难之间：一方面继续受到民间信仰的影响，另一方面不得不与迅速复苏的民间信仰争夺信众。这种事实说明，基督教的民间信仰化现象的存在，是今天中国农村的现实和广大下层民众的宗教需求所决定的，它的存在顺应了中国特定的历史与环境，具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换言之，这也许是中国农村基督教发展中的必然过程。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今天，中国农村基督教是处于其发展史上的高峰期，它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也许，中国农村的现实状况发生良性的改变之时，将会是基督教依靠自己的力量清理自身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