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论袁崇焕的蓟门之失 -- minota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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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先回到基本的东西上面

写那么多不容易,但是很多问题是早就说过了的,你应该了解一下。

比如《崇祯实录》和《崇祯长编》,本就是清朝史官编明史时所修撰的准备材料之一,里面用的称呼原本就是“大清”,和篡改毫无关系。只是《实录》的编辑相对《长编》来说更为简单潦草,其中错误极多,而且基本是大幅抄录《国榷》等资料,因此在各种史料中基本是最不可信的几种之一。

比如说为什么《崇祯实录》中会出现:“以二百骑尝崇焕,崇焕军闻炮遽退,竟日不见一骑”这样可笑的说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它在抄《国榷》的时候把句读搞错了,后者的原文是“建虏以二百骑尝我,闻炮而退,竟日不再见一骑。”,而《实录》的编者眼神不好,看成了“……以二百骑尝,我闻炮而退……”,把撤退的主语看成了“我”,即袁军,所以就搞了乌龙。只要稍微比较一下《实录》和《国榷》,就知道它们有多少字句是大同小异的,无非就是把后者的“虏”“寇”等字改成“清朝”,“大清”而已。

再比如为什么《崇祯实录》中会有“甲午,清兵将西越蓟州,崇焕引兵西拒之。攻蓟州,取玉田、三河、香河、顺义诸县”的说法,实际上还是它照抄了《国榷》的乌龙。后者原文是:“甲午(十三日),袁崇焕侦敌将潜越蓟州而西,即西追之。犯蓟州,经玉田,三河,香河,顺义等县,皆陷。”文字大同小异之处,一目了然。

在这里,“犯蓟州,经玉田,三河,香河,顺义等县,皆陷”这句话实际上是一句衍文,可能是抄录的错误,因为它和前半句的主语不同,前后毫无连接。所谓“犯蓟州”云云是之前的事情,突然又出现在“潜越蓟州而西”之后,莫名其妙。退一步说,就算它不是抄录错误,那也决不能说明后金真的在十三到二十日之间攻陷了这四座城市,因为每个城市沦陷没有,何时沦陷,这都是很容易考证清楚的。玉田、三河、香河这三县在那段时间里面根本没有陷落。香河、玉田都是十二月,金兵从北京撤军,向东行进的时候才被攻陷的,这个查查《清实录》以及各地方志,是非常清楚的事情。而三河在整个己巳之变中从来也没有陷落过,直到四城恢复,其县令事后还受到褒奖,历历可查。那么“皆陷”显然就是毫无根据的。

之所以说这是一句脱文,更在于它干脆和《国榷》自己后面的记载互相矛盾。如果说后金在从蓟州到北京的过程中经过了玉田、三河、香河、顺义,并皆攻陷之,那么其书十二月丁丑条“建虏陷香河……攻三河不克”,己卯条“建虏陷玉田”又作何解释?难道是重复攻陷了两次?从这种自身重复矛盾的情况可以合理地认为,前一句是多余的冗文,只要把它去掉,一切记录便都归于合理。结合当时的记录,无论明清双方,都显示后金是从蓟州直接走到三河的,并没有经过玉田、香河二地。从地理上来说,要在一天之内从蓟州先到玉田,再依次经过三河、香河、顺义这几个地方,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个速度问题很久以前就谈过了许多,这里不再重复。顺便说一句,《实录》也照抄了十二月后金攻陷玉田和香河的记录,只要往下稍微翻翻,就知道后金在十二月又“取了”玉田、香河一次,其中真伪是很容易判断的事情。

当然,也有可能说,按《国榷》等编年体史书的习惯,记录在同一天下的整件事情不一定就表示这一切都在这一天当中发生,如《实录》在崇祯元年甲戌条记载盗贼劫掠的事情,就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从头到尾一整个经过,这肯定不是一天之内发生的事情,而是一个完完整整始末。但因为在上面的例子中,它中间既没有提到途中经过的通州、良乡等地,也未提及攻陷的房山、固安等,所漏太多,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这是冗文,就是谈迁搞错了。因为归根到底,除了他这个源头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崇祯实录》抄文之外,没有任何材料能表明后金在西进路上经过了玉田和香河二地。时间上也不可能。这两个县,正如我说的,是在后来十二月,后金调头东进的时候第一次被攻陷的,可以证明后者的材料那可就海了去了。后金前进的路线是从蓟州直接到三河,地图上这个箭头不是随便画的。袁崇焕因为知道后金走了三河-通州方向,为了要绕道“间出敌前”,因此刻意避开后金主力所在,转头向西南河西务方向跑,希望绕个圈子先赶到北京待敌,这个也是很清楚的事情。事实上凭袁军的反应就知道后金没有走香河方向。

这以上只是一个小问题的考证,都是以前说过的,没有什么新意。但是你把玉田和香河用来作为路线推测的一个立论依据,那就不免在做无用功了。这只是一个例子,我觉得与其来凭空乱猜,还不如从更基本的史料搜集、勘对与研究做起。关于这件事的史料里面许多都很明显有一个继承关系,就是开始有一个源头,然后后来的人多数照抄而已。比如《国榷》的说法也多半抄自《边事小纪》,这从其文字中多处出现“周文郁曰”,“郁士俊曰”等字句(郁士俊是《边事小纪》这本书的刊刻者)就可以看出。而周文郁虽然在这个问题上算是一个独立的来源,但《小纪》中很多其他篇幅却是抄自《督师纪略》,又影响了后来钱谦益《初学集》中的部分记载,等等。另外,说明朝居然还存在“中宣部审核”,这种说法实在是有点幽默,事实上《边事小纪》中胡扯的地方不少,以前举过很多例子,比如说编造了莽古尔泰坠马死之类,或者可以从党派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因为周文郁是周延儒的族人,而周延儒一派是最大的挺袁派(他自己或者他的门人如杨士聪等都是毫无保留挺袁的),又涉及到与温体仁的斗争等等,这样也许还可以深入一些。

但是,首先还是要尽可能地把史料罗列清楚。我的建议是,如果想深入分析己巳之变的问题,至少应该读过以下几种东西:除开《老档》、《太宗实录》、《长编》、《边事小纪》之外,第一等重要的还有程本直的《漩声》、《矶声》,鹿善继的《后督师纪略》,毕自严的《度支奏议》以及一史馆藏的《明档》。这9种是最为重要的,然后想继续深入,可以读一下茅元仪、孙承宗、徐光启、钱谦益、陈仁锡、范景文、吴甡等人的文集,还有各种地方志都是要看的,而《国榷》,《明史纪事本末》、《崇祯实录》这些实际倒上不是很重要。好比说你讨论了半天二百骑的问题,但是竟然一点都没有对程本直的说法进行分析,那么任何结论都不会有充分说服力。再有关于满桂永定门的4万人,可以很遗憾地告诉你这是清朝编实录的时候随手改的数字,原本的满文记录是骑兵四千,步兵八千人。实际上如果完整地看过《度支奏议》(虽然其中有关键的一页缺失),就明白满、赵等四个总兵加在一起的兵力绝对超不过二万人,而且各人手下兵的来源非常清楚明白,一目了然(当然最好还要结合茅元仪的石民四十集等)。

至于画地图,量距离,算速度,看卫星图,这都是以前写文章时不知道做过几百次的工作了。现在绝对的审美疲劳。另外,我没有黑过袁什么,怎么叫做绝对的袁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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