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史事辩析：邓小平在红七军的领导地位及其它 -- 席琳

Cccaaa：离队和叛变是两个概念。

叛变是彻底完了。刘少奇和邓的区别就在于有人在严审之下说刘判变。当然刘树大招风, 也容易挑刺。对邓的追查也是要查清是否叛变。没有结果。毛在邓下台时半夜把邓叫去专门问这事，从事后的情况看是放过邓了。

但是没有叛变就没有事了, 并不是说就可以放光彩了。

离队的多了。具体到邓的离队, 当时是邓说了不算, 不是决定人物, 甚至受排挤。就是说他离队无妨大局。但是说滑头不滑头的就有点那个了。你说他滑头, 他没的争辩, 只能说要是你在当时情况下能否牛一把?

比之项英离队, 放弃领导责任, 部队没人指挥要轻的多。

另一个例子是西路军陈徐在部队基本打光的情况下, 安排好代替指挥员和分头逃奔方向, 然后两人奔延安。徐到延安后毛周康都谈过话, 没有追究责任。

席琳：此论与史实不符，邓小平不仅是决定人物，而且是红七军的党政一把手

当时邓小平一九三一年离开部队到上海汇报工作时是红七军党的最高领导人，前委书记。根据当时的中共中央文件，从红军的军长，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到总指挥均归前委书记的节度和指挥。邓小平自1930年5月中旬和张云逸在河池汇合后一直是红七军的前委书记。在此之前（1929年12月－1930年5月），红七军的前委书记由红七军的政治部主任陈豪人（陈导民）担任。邓小平做红七军前委书记后的主要贡献是在百色地区搞土地改革，但是和雷经天搞不来，撤了“表现不好的”（据张云逸的说法）雷经天的右江根据地苏维埃主席职务（这事后来被载赃到南方局中央代表邓岗的头上）。

1930年3月份以后，邓小平还是红七军和红八军的总政委，这都是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之后的事，而不是在起义之前。原因之一是邓小平本人没有参加这两次起义。之所以有好事者认为邓小平参加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是在邓小平大红大紫之后杜撰的。包括以前提起过的张云逸和莫文骅等人。原因之二是广西红军真正实行政治委员制度是在1930年3月2日中央正式下达红头文件之后（当然，这红头文件没有现在的正规）。目前官方记录中有关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前任命邓小平是红七军和红八军的政委一说均是根据这些参加过起义的老同志们的回忆录。百色起义前邓小平的公开头衔是广西省政府秘书（秘书长是陈豪人），秘密身份是党中央派驻广西的代表，1929年11月邓小平在中央交通龚饮冰回上海复命后，第一次离开广西到上海汇报工作，也顺便办了点私事（生小孩）。邓小平中央代表的使命即告结束。如果当时不离开广西的话，邓小平担任红七军的前委书记就应当从1929年12月份算起（见广东省委给红七军前委的指示，1929年12月25日）！

1930年10月李立三通过广东省委指派的新的中央代表邓拔奇（邓岗）不但没有排挤邓小平，还让邓小平兼任第十九师的政治委员，第十九师的师长是军参谋长龚楚（就是后来要杀陈毅和项英的那位）。不仅如此，邓岗还将韦拔群的第21师的精华部分拨给邓小平指挥。弄的邓小平特不好意思，以致于很多年以后邓小平都觉得歉韦拔群不少情。邓小平三下三上后极力把韦拔群越级提拔为百色起义的领导人，同时为了平衡和补偿当年欠雷经天的人情，把雷经天放在了韦拔群的前边。韦拔群和雷经天又都是广西人，地方上于是高呼邓青天，马上便为李明瑞、韦拔群和雷经天立了碑。

当年的邓小平在红七军可谓是权力大的很，一个人说了算，比在后来“刘邓大军”时还风光。因此说邓小平在红七军受排挤是不对的，是惘顾历史事实的。例子之一是邓小平的前委书记一职从来都不曾被人在1930年11月7日召开的河池会议上（即邓岗到七军后）给夺去，邓小平一直都是红七军的头号领导人。之所以后来给人以邓小平受执行立三路线的邓岗等人排挤这种印象，是中共党史研究上长期形成的左倾指导思想在作怪。也是红七军一些老同志的私心在作怪。

看一看邓小平本人1931年4月9日回上海向党中央是怎么汇报的：“我相信即使立三路线没有传达到七军来，七军一路仍是会犯不以群众为中心二是以军事为中心的错误，这仍然是走到了立三的路线，这也是我感觉到的。”

这也就是邓小平长期提倡并坚持的实事求是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