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所谓三皇五帝 -- 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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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所谓三皇五帝(7)

  在伏羲王朝时期,少昊氏的历法很受太昊氏的影响,所以呢,也学习立柱以明四时季节。不过却不像黄帝一族一样认定天帝就住在人间的天地之中的昆仑山上。

  少昊氏认为既然是天帝,那肯定是呆在天上。

  那么以天星繁多而灿烂,那一颗是天帝的居所呢?

  北极星。

  日月并行,群星运转,北极星虽然明亮,按亮度它只是一颗普通的二等星,属于“小字辈”。

  为什么会被少昊氏认定是天帝的居所呢?

  这是因为日月光芒虽然耀眼,但是都在不断快速移动自己的位置。

  观察天道的少昊氏族大巫师们心想,我们这些在人间做老大,劳心不劳力,从来就懒得动上一动。

  天帝既然是天上的老大,怎么可能整天跑个不停。

  换言之,天天晚上换位置的肯定不是老大。

  

  少昊氏发展的是以赤道坐标为中心的天文体系。

  北极星正是因为它所处的位置重要,才大名鼎鼎。

  它处于天球正北,差不多正对着地轴。

  地球是围绕着地轴进行转动的,而北极星正处在地轴的北部延长线上,所以夜晚看天空北极星是不动的。

  而地轴是倾斜的,因此我们看到的北极星是在偏向于北部的天空中而不是在头顶正中。

  又由于在一年四季里地轴倾斜的方向不变,所以一年时间里我们看到在天空的北极星都是不动的,它的位置没有发生变化,地轴一直指向于北极星。

  这一特性无疑使它具有独特的地位。

  因此,在进入工业时代之前的千万年里头,地球上的人们靠它的星光来导航。

  当然,由于岁差,北极星并不是永远不变的某一颗星。

  北极星由于地球自转轴存在周期性的缓慢摆动。因此,地球自转轴北极指向的天空位置也在发生变化。

  据天文学家的演算,大概每两万多年,极星要循环一次。现在是小熊座α星,到公元14,000年将是织女星。

  就中国历史而论,三千年前周代以帝星26为北极星,隋唐宋元明以天枢为北极星。

  可以这么说,一切事物都是在运动的,静止只是暂时的,是相对的,运动变化才是永恒的。

  此外,北极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人类观测的视野中,它为群星所拱卫。

  古人总是以天道比拟人事,到了春秋时代,孔子就声称:

  “君主治理政事力量来自于内心从不动摇的道德法则,就像北极星那样,呆在自己居所,而群星都会环绕在它的周围。”27

  那么璇玑玉衡是如何做到在夜晚随时随地找到北极星呢?

  

  著名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为我们展示了这个方法,将璇玑边缘上缺刻对准主要拱极星座,则真北极必定居于窥管制中央,而且列宿的位置也很容易找到。

  这点,在《周髀算经》上也可以找到旁证——

  真正的天极是在璇玑的中心。

  ……应该守候和观察北极区中部的大星。

  ……夏至的子夜,这颗星南游到它的最远点。

  ……冬至的子夜,它北游到最远点。

  ……冬至日酉时(下午5-7点),它西游到最远点。

  同日卯时(上午5-7点),它东游到最远点。

  这就是璇玑看到的北极星的四游。28

  

  东夷集团的少昊氏在天文学上是如此的牛逼,至少在神农王朝时代,就已经确立了自身不可撼动的权威性。

  是以,黄帝王朝创始之时,蚩尤居“当时”之高位。

  其后,即便蚩尤兵败身死,黄帝王朝天文历法的主管再怎么调整,也只能由东夷集团出人来顶上职位。

  占日的羲和和占月的常羲,便都是出自少昊氏。29

  

  到了黄帝王朝第六任君主帝尧时期,对少昊氏更是倚重。

  不惟天文,乃至于历法四时这些最重要最尊贵的政府部门,都一股脑的交付给少昊氏。

  连他的儿子丹朱想接这个职务镀镀金,都被帝尧一口拒绝。

  一句话——没有那个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了。

  黄帝一族肯定想把祭天权完整的攥在自己手心,只是几百年下来,闹出了不少笑话之后,发现天文历法这两门学问,实在太高科技,搞不定啊。

  是以,少昊氏在天文学上独霸的情形一直延续到黄帝王朝结束。

  综观黄帝王朝上下近千年,挑战黄帝王朝的异族,那个出头那个就被打压。

  没有一个不被黄帝王朝征讨,进而彻底摆平的。

  唯有少昊氏,不论再怎么折腾,历任君主也只能对其安抚利用。

  因为离开了少昊氏的支持,黄帝一族独占的祭天权就毫无公信力。在神权时代,必然为各氏族所抛弃。

  

  

  当青阳去世之时,他所直接统治的少昊之国一定面临极度困难的挑战。

  是以,少昊之国长老们才决定破除传统,让匆忙赶回到少昊之国国都空桑(今山东曲阜)的帝颛顼即位30,而不是由青阳的儿子蟜极接任。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上古之君位传承,如无大有变故,一般来说,先君死后,继任者在各部族长老的监督下,摄行王事,但却不能立时即位。

  这三年其实是个考察期,如果他没有遇到强而有力的挑战,使得各氏族长老、元老归心输诚,这才算是正式登上君主之位。

  这一制度可能起源于神农王朝期间,有他的优点和缺点。

  在守丧三年期间,因为继任者未能正式登临君位,其威权必然受到很大的限制。

  这种权力陡然出现真空的情形,在后世很难想像,因为后世君主手中之权力空前集中,每一天都要决断好多的政务。

  而在上古时期,则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最初的国家形态,并就是由几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共同组成,君主只是共主。

  除非是祭天、征伐等特别重大的政治事务,各个部落联盟都享有莫大的自治自主之权。

  而守丧期之所以长达三年,并不是因为单纯的“孝”,而是因为当时之王朝之疆域已经非常之广大,而维系王朝之政治体制则类似于今天的邦联制。

  以当时交通之闭塞、讯息传达之缓慢,要将先君丧失告知各族万方,各族万方再进而展开讨论,并确定继任者。

  如果各族万方对上任有所不满,则必然反馈到上任君主所安排的继任者身上。一方面物色新的人选,一方面对上任君主选定的继任者进行劝退工作。

  以上之种种,没有三年的时间是无法完成的。

  

  后来黄帝王朝第六任帝尧要传位给自己的儿子丹朱,各族则在这三年之期,共推出新的人选——舜。

  丹朱只能退位,不过他退的是共主之位,他依旧是本族之族长。

  第七任帝舜要传给给自己的儿子商均,各族则在这三年之期,共推出新的人选——禹。

  这一制度即是后世所讴歌的“禅让之制”。

  后世不了解上古时代政治家为了维系这种类似邦联制之政治架构的努力,以为君主之大位何等之迷人,不惟没有血腥之争斗,还如此祥和,则肯定是编造出来的神话。

  是以曹丕代汉,行禅让故事时,自得的宣称:“舜禹受禅,我今方知。”

  曹丕以己心度舜禹之腹,自以为聪明,认为所谓的尧舜禅让不过是美丽政治神话。

  究其实,则是他对上古政治制度的无知,并不知晓共主之位虽然是个高位、尊位。

  然,由于独裁体制尚未形成,共主这一尊位虽然能显著的提升本族的势力,但本人却享受不到共主这一尊位带来的权力上快感,

  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君主本人没有公益心的话,还要认为共主之位带来很多的限制,是莫大的负担。

  比如帝尧身前就一度曾经想把共主之位传给许由。

  许由断言拒绝,认为自己作为一个族长可比当什么劳什子的共主拉风多了。

  

  夏启建立夏王朝,中国由神权时代进入王权时代。

  但是开“家天下”之传统,却不是他本人,而是夏王朝的第五任帝少康。

  接任夏启的夏王朝二任帝太康终日沉迷打猎,不理政事,结果为东夷集团的有穷氏部落首领后羿所逐,不得返国,史称“太康失国”。

  太康后来病死于阳夏,将帝位传给自己的弟弟仲康。

  仲康传子相。相因为后羿实在太过强大了,只好依附同姓诸侯斟鄩氏。

  后羿后来被其相寒浞所杀,寒浞派兵灭斟灌氏、斟鄩氏,杀了相。

  寒浞派人杀了相后,相的妃子后缗逃到娘家有仍氏,生下少康。夏的遗臣靡后来率兵杀掉寒浞,立少康为国君。

  少康在位时夏朝比较强盛,史称“少康中兴”。

  从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夏启虽然开创了夏王朝,但是对于传承已久的禅让制度的影响,还是无力摆脱。

  一旦遇到东夷集团的挑战,就只能退回去当本族之族长。夏启的子孙,连续三代不要说王位,就是当本族的族长,维持本族之势力范围也很够呛,一不小心还让人家操家伙给灭了。

  直到少康即位之后,再造夏王朝,才形成天下归于一姓的“家天下”政治制度。

  由此可见,任何政治制度变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那么禅让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是不是就此退出中国历史呢?

  也不尽然。

  夏王朝留下来的资料太少,我们不好断言。

  而商王朝取代了夏王朝之后,对于禅让制度做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改造——守丧三年之制。

  商王朝第四任君主太宗太甲(生年不详,前1557年去世),在即位的第三年,一意孤行,以残暴的手段对付百姓、奴隶,被东夷集团的首领、曾经辅佐商汤的权臣伊尹放逐到桐宫。

  伊尹摄政,管治国家。

  直到太甲后悔了,伊尹才把太甲迎回继续执政,使太甲变成了一位圣君。

  太甲死后,其子沃丁继立。伊尹去世。终年100岁。沃丁以天子之礼把伊尹安葬在商汤陵寝旁,以表彰他对商朝做出的伟大贡献。31

  《史记》上记载的这个故事,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太甲为权臣伊尹废黜,乃在于即位的第三年,仿佛上古之时的禅让制度。

  商王朝的第二十三任君主武丁即位后,想复兴殷朝,但没有找到合适的助手。因此三年不说话,政事都由太宰决定,暗中观察国情。

  其时已经是商王朝晚期了,家天下之政治制度施行已久,商王朝立国已久,上古时期的禅让制在王权时代中腾挪的余地日益缩小,

  武丁的这一做法,没有引起太大的政治动荡,最终还实现了商王朝的中兴,则必有所本的。

  也就是说,商王朝对于禅让制做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改造,最终将之与葬礼相结合,演变成了守丧三年之制。

  《论语》上,孔子的弟子子张就曾经向孔子请教这个问题:

  子张问道:“《尚书》上说,‘高宗守丧,三年不谈政事。’这是什么意思?”

  孔子说:“不仅是高宗,古人都是这样。国君死了,朝廷百官都各管自己的职事,听命于冢宰三年。” 32

  孔子是殷人之后,不是不了解作为一国之君停止“本职工作”,长达三年,并不是为了专心致志地守丧,而是一种长期形成的政治制度。

  然而代商而立的周王朝尚礼,将守丧三年之制度细密化、繁琐化,定下了很多规矩:

  父或母亡故,孝子(女)穿粗麻布丧服和草鞋,戴麻绳丧冠;

  三天后才能喝点稀粥。

  三个月后才可以洗头;

  头一年里不可以吃蔬菜瓜果,两年后才可以吃醋和酱。

  满二十五个月除丧服后才可以饮酒、吃肉;

  守丧期内不弹琴,不唱歌,不得有任何娱乐活动;

  不可以娶妻纳妾,当然也不能有性行为。

  孝子要为亡父或亡母守丧,要在屋外另搭个草庐(称为“凶庐”),作为守丧之所;孝子身穿丧服,手拄丧杖,住在草庐里,吃稀粥,睡草垫,枕土块,如此守丧二十五个月……

  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上一个毁誉参半的制度,颇符合中国这一“治水社会”的特殊国情。33。

  因为在整个东方世界,只有中国治理如此庞大国土,国土一庞大,要让整个国家机器运转起来,以古代的技术水平,是无法为民众提供细致的人性化的服务。

  于是只能采取一刀切粗放管理模式。

  而为了维持这一一刀切的粗放管理模式,极度推崇君主的权威,让民众无从质疑,自然是最经济最省力的办法。

  而守丧三年之制适足以将人们对君主的尊崇敬畏之心与等级意识,通过在礼仪的日常练习和遵守中,固化下来,最后达到崇君的效果。

  也正因为守丧三年之制度,如此的不通人情,从春秋时期就被质疑。

  同样还是《论语》一书,中有一段孔子与问题弟子宰予的对话,话题便是关于“三年之丧”。

  宰予问:“服丧三年,时间太长了。君子三年不讲究礼仪,礼仪必然败坏;三年不演奏音乐,音乐就会荒废。旧谷吃完,新谷登场,钻燧取火的木头轮过了一遍,有一年的时间就可以了。”

  孔子说:“(才一年的时间,)你就吃开了大米饭,穿起了锦缎衣,你心安吗?”

  宰予说:“我心安。”

  孔子说:“你心安,你就那样去做吧!君子守丧,吃美味不觉得香甜,听音乐不觉得快乐,住在家里不觉得舒服,所以不那样做。如今你既觉得心安,你就那样去做吧!”

  宰予出去后,孔子说:“宰予真是不仁啊!小孩生下来,到三岁时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服丧三年,这是天下通行的丧礼。难道宰子对他的父母没有三年的爱吗?”34

  到了王权时代行将结束,皇权时代即将兴起的战国争雄时代,守丧三年之制之影响力已经由贵族向民众转移。

  墨子便认为守丧三年之制不可行——

  如果让农夫遵循这一礼仪的话,那么肯定不能够早出晚归,尽心力于耕稼树艺。

  如果让百工遵循这一礼仪的话,那么肯定不能够修建舟车制造器皿。35

  总之,守丧三年,啥也不干,农夫不种地,工匠不做工,贩夫不做小生意,他们拿什么来养家活糊口,维持生计?

  

  话题扯的远了,再拢回来。

  帝颛顼之所以被选中,除去他高贵的血统之外,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给各族族长留下一个比较尚武的印象。

  毕竟帝颛顼是大伙儿看着长大,小时候摔琴一事,大伙儿记忆犹新,可见帝颛顼是不好高雅的艺术。

  再加上一身横肉,施瓦辛格型的肌肉男,这样的人物历来比较适合临危受命,冲锋陷阵在前,挽狂澜于既倒。

  

  帝颛顼即位之匆忙和仓促,当是少昊之国遇到了一极大的困难——大洪水。

  在第四个冰河期的后期,世界海平面下降约一百米(海退),进入全新世的“大西洋期”,气侯逐步变为温暖。

  到距今4100年前后,温暖气侯达到了顶峯,于是中国东海和黄海出现了海侵最高潮。

  少昊之国地处山东半岛,所受到的影响不言而喻。而其本根之地曲阜,位于黄河下游,历史上向来洪水泛滥之地。

  在特大的洪灾面前,少昊之国各族族长需要的不是一位守成的君主。

  帝颛顼高贵的出身、尚武的精神,再加上他曾经下放到高阳的经历,使他成为了少昊之国的希望之星。

  

  上古时代的人类,在大洪水面前,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走为上。

  此时的帝颛顼,刚刚即位,并没有什么号召力,然而他即位之后,马上迁都到濮(今河南濮阳)。36

  迁都此等大事,君主即便再有威权,再独断专行,也要计议良久,做通盘全局之谋划,与臣民交心,方能决断。

  然,民众向来安土重迁,是以君主为了得行其志,往往不得不软硬兼施。一方面以未来美好之新生活利诱之,另一方面则以威权震慑之。

  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后世之商王朝中兴之主盘庚,为了动员民众迁都,先后发表了三次演讲,这才得以在即位的第三年(前1298年),由,才奄(今山东曲阜)迁都于殷。

  而像帝颛顼这样,即位之日便是迁都之时,我们可以断言,如无外忧内患,必有天灾人祸。

  是以,此次之迁都,原因只有一个——乃是各族迫于洪水之进逼,在共议之后,做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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