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作者授权】追踪保护小丰满电站的历史功臣（上） -- 双石

　　然而，不愿做“千古罪人”的曾泽生军长，却受到了“最高统帅”蒋介石的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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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张第东

　　据原国民党第60军暂编第21师少将政工主任张第东回忆，第60军到达长春不久，蒋介石就派了一名姓方的将级特使飞抵长春，下机伊始，便乘坐郑洞国兵团部的轿车匆匆忙忙直奔第60军军部而来。

　　当军部人事课课长尹秉义将方代表由大门引进军部会议室后，与曾泽生军长寒暄刚完，方代表便迫不及待地兴师问罪：“曾军长，蒋委员长下达给你和60军紧急撤退出吉林的手令，郑司令官当时不是亲自向你下达的吗？”

　　“是的，这还用说！”曾泽生早有思想准备，平静地回答。

　　方代表继续愤然发问：“既然如此，曾军长为什么在撤退时不执行命令呢？”

　　曾泽生一听脸色都变了：“我们不执行命令，60军怎么会到达长春？岂不笑话！”

　　方代表自恃钦差，骄横武断地厉声指责道：“我问的不是这个。我问的是你为什么没有按照委员长的亲笔手令，彻底破坏小丰满发电厂设备和炸毁堤坝，烧毁不能携带的武器、弹药、装备、粮食和辎重？”

　　曾泽生“哼”地苦笑了一声，冷冷地回答：“我正是遵照委员长的手令才这样做的。”

　　方代表一愣，也回了一丝冷笑：“哼，这就怪了，没有遵照手令办，还能说是执行了命令？”

　　曾泽生毫不客气，理直气壮地转入反问：“方代表，我来问你：紧急撤退是不是最关紧要的军事行动？委员长的手令和郑副总司令的指示，不都是要我军，包括地方军警政教人员全部迅速、秘密、安全撤出吉林市，来到长春吗？”

　　方代表沉着脸，阴阳怪气地承认：“当然，当然是这样。”

　　曾泽生顺势而为，一字一句地道出了无懈可击的解释：“既然如此，要达到迅速而又秘密，就不能走漏一点风声。如果我们破坏不能带走的武器弹药，万一引起爆炸，岂不等于向共军通风报信，泄露我军企图，还能说得上保密吗？所以，我等正是遵照‘行动迅速、保密，不得有任何泄露’的指示执行的。”

　　“吉林市有松花江，难道不可以把它丢到大江里吗？”姓方此时的底气已经不像初来乍到时那么足了，但是，为了保住作为钦差大臣的面子，他还想找点茬压住曾泽生。

　　曾泽生也不是吃“素”的，当即反唇相讥：“说得那样轻巧！那不是丢一颗针，摔一块石头，那是大炮，是弹药，是成千上万袋给养！要人搬，要车拉，老百姓瞧见了，还不起疑心？你保得了密？”

　　“白天不行，夜里总可以嘛！”方某人依然揪着曾泽生不放。

　　曾泽生照旧针尖麦芒：“夜里固然不同于白天。但是，武器装备和给养都在市区内，老百姓没入睡时，要顾及保密，老百姓入睡后，又是撤退之时，上峰命令我军当夜行动，限两天到达长春。手令如此严格，时间如此紧迫，我根本无法两头兼顾。把部队安全带出来，不也是遵令而行吗？”

　　方代表见曾泽生理由充足，又重提炸毁电站一事，一定要讨个说法：“小丰满电站离吉林市很远，白天、晚上均可着手破坏。曾军长，这又作何解释？”

　　曾泽生毫无惧色，泰然自若地发问：“方代表，你去过小丰满电站没有？”

　　见方代表默不做声，显然是没去过。曾泽生侃侃对答：“小丰满电站水坝高近百米，厚百数十米，坚固异常，不是窗户纸，一捅就破，也不是土堤埂，一挖就垮。发电机在水下数十米，四周都是钢骨水泥砌筑，更不是瓶瓶罐罐，一踢就碎。要彻底炸毁电站，试问，得多少黄色炸药？几斤、几十斤行吗？既然叫我们炸毁电站，请问，长官部、‘剿总’给过我们几十斤、几百斤烈性炸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靠我军库存的那点地雷行吗？再说，如果真的用几吨炸药去破坏电站，如何不惊动几十里外的吉林市民？又如何不惊动四周的共军？就算你不怕惊动他们，吉林市就在电站下游几十里处的松花江边，这从天而降灭顶之灾的大水，首先吞没的是吉林市，老百姓遭灾不说，部队也撤不出来！如果要追究责任，就应该追究上级和那些不明事理的糊涂虫！”

　　曾泽生一番唇枪舌剑，有理有据，驳得气盛而来的“钦差大臣”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半晌，才勉强给自己找了个台阶：“反正许多事情我还是不明白，回去呈报委员长再说吧！”

　　说完，垂头丧气灰溜溜地回兵团部去了。

　　历史是错综复杂的，寻觅半个世纪前保护小丰满电站扑朔迷离的历史功臣，不仅依赖于翻开尘封的案卷，更需要历史见证者们启开关闭已久的记忆闸门。

　　当年保护小丰满电站首屈一指的大功臣，不是曾泽生军长，而是驻守小丰满电厂的该军第182师544团团长胡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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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彦遗像

　　“智保”电站35年后，吉林市为纪念解放35周年编辑出版了一本文史资料专辑，其中李佐的一篇《国民党六十军长春起义纪实》，披露了当年电站何以被“智保”的另一处历史剖面：

　　李佐的叙述，得到了丰满电厂厂长杨德玉的证实：这次破坏电站的行动，总共爆炸了两三枚手榴弹，打了几发子弹，仅仅把配电盘铁板崩了个洞，炸坏了一个电力表的玻璃罩，打坏一台变压器，除此，整个电站完好无损。

　　据胡彦生1952年回忆，日本人修建小丰满电站时，已经做好了炸坝准备，在一些关键部位预设了爆破孔，并按量储备了炸药，只要在这些部位装上炸药，接上雷管，炸大坝毁电站，轻而易举。

　　然而，作为一个步兵团团长，胡彦却安排不到一个班的兵力，提着几枚手榴弹，去执行爆破“亚洲第一”水电站的艰巨任务，显然是为了敷衍自己的上司。

　　胡彦的顶头上司是曾泽生。似乎，有了曾泽生军长的“暗示”，胡彦冒的风险不会很大。

　　其实不然，胡彦的的确确冒了很大的生命危险！

　　当年，曾泽生给过胡彦炸毁小丰满电站的明确指示，手令，白纸黑字！

　　应该说，曾泽生没让手下的弟兄给自己当替罪羊，还算“仗义”。在旧军队，上司掌管下属的生杀予夺大权，长官为自己找替罪羊，司空见惯，情理之中。曾泽生完全可以依据一纸手令将未炸电站的责任完全推卸给胡彦，并让他无话可说，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在“钦差大臣”面前把全部责任揽给自己。

　　因未炸电站受到蒋介石“钦差大臣”追查之事，胡彦并不知道，他只晓得那天中午接到了曾泽生军长手令后，整整一个下午和半个晚上，自己压根没有做炸毁电站的任何准备工作，直到部队撤退前，才与副团长黄忠尧商量了个办法，把团部侦察排排长喊来匆忙交代：“带上几个兵，用手榴弹把电站送电的地方炸坏，切断电源后，用电话直接向军部报告。完成任务后，再追赶部队。”

　　这位侦察排长，就是《智保电站》中说的那位“大个子斜眼军官”。

　　胡彦没有当曾泽生的替罪羊，但侦察排长却当了胡彦的替罪羊。

　　由于未执行“剿总”炸毁电站的命令，军参谋长徐树民曾一度要追究侦察排长的责任，胡彦得知后，敞开了“华容道”，在前往长春的路上私放了侦察排长。

　　侦察排长从此杳无音信，因为，不论在国民党看来，还是在共产党看来，他都是“罪人”！

　　就这样，违抗军令的胡彦躲过了一场追究责任的血腥之灾。

　　蒋介石派员追查未炸小丰满电站责任的风波平息了。

　　虽然，曾泽生军长在上承担了责任，侦察排长在下面一走了之，但胡彦并不轻松：国民党不追究了，共产党并没善罢甘休呀！人家共产党的新华社广播电台多次点了我胡彦的大名，并且指名道姓地警告过：不得对电站“加以丝毫破坏”，否则“纵使追至天涯海角”，也“决不宽贷”。

　　胡彦保护小丰满电站是有功的，在某种程度上，其功劳远远高于曾泽生等人，按说，他不该怕共产党的“追究”，但对国民党穷途末路已有预感的胡彦，确确实实为自己日后面对人民法庭准备了后路：他把曾泽生的手令悄悄保存下来，起义后，又把手令打进背包，背到东北军政大学，并在反省旧我、揭发一切历史罪恶的“思想还家”运动中，把它交给了共产党。

　　历史的剖面，有的，裸露在社会的表层，有的，深埋在人的心底。众多不同的历史剖面连接了历史的完整过程。

　　胡彦的反常，似乎可以从一件至今尚未揭密的历史事件中，揣摩出他的心态。

　　在笔者采写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的过程中，曾任国民党第544团副团长的李峥先披露了这样一件往事：

　　遗憾的是，李峥先未能记住这位副营长的姓名，只是恍惚觉得好像姓丁。李峥先虽然曾任小丰满电站守军第544团副团长，但他在这位无名英雄策反遇难前两个月就因作战被俘了。

　　不过，李峥先还是提供了两条寻觅这位无名英雄的线索：他的原部别，是国民党第184师；他的被害处，在国民党第544团驻防的小丰满电站。

　　于是，笔者找到了国民党第60军544团驻防小丰满电站时任该团第1营营长的杨锡培。

　　不出所望，杨锡培当即告之：这位在小丰满电站被杀害的副营长不姓丁，姓孙，叫孙立民。他和胡彦原在国民党第184师552团共事过。

　　然而，当笔者进一步打听孙立民的详情时，杨锡培却以“我当时在营里，这事叶乃成最清楚”，婉言推辞。

　　孙立民被杀时，叶乃成任国民党第544团少校团附（团附职务比副团长低），但叶乃成抗美援朝负伤后，转业到西北工作，此后再无音讯。

　　剩下的线索，只有孙立民的原部职别了。

　　国民党第184师于1946年5月30日在辽宁海城起义，但原属第552团官兵大部分于1946年10月叛变了，留下来的起义官兵也散落各地。

　　果然，笔者采访了几十名海城起义官兵，上至师参谋长马逸飞，下至基层连队的普通官兵，都对孙立民一无所知。采访十几位参加改造海城起义部队的老红军、老八路，包括师政治部主任李毅等，也一样。

　　就在寻觅工作陷入迷茫之时，转机却出现了。

　　原国民党第60军地下党员俞光告之：1947年9月的一天，为配合我军准备攻打吉林市的战役行动，俞光奉地下党组织之命，从小丰满方向出城送情报。解放后他听说，他出城的那天，一位地下党员听说有位军官在小丰满被捕杀，以为俞光出了事，很是紧张了一阵子。这件事情，一位叫者汝委的第544团连长在长春起义后，也告诉过他。

　　遗憾的是，有关人员不是去世，就是因病丧失了相应的记忆。

　　接下来，是找地下党负责人询问。

　　原云南省政府参事室主任刘浩，解放战争期间任东北军区滇军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曾多次打入敌军内部开展地下工作。然而，他也没听说此事。

　　这时，俞光提醒道：敌军内部的地下工作一般都是单线联系。当时滇军工作委员会有两个，还有一个归属吉林军区管辖，其敌军工作主要由吉南联络处承办。

　　果然，在原北海舰队直属队政治部主任曹一民那里，孙立民事件得到了证实。曹一民记得，当年，为保护小丰满电站，他曾奉命率部送过两三名受我军派遣的国民党官兵进入小丰满电站。后来，我第6纵的一位师长告诉他，“这种办法不能再用了，因为我们送进去的人全被他们杀害了”。

　　然而，有关孙立民的传说，却被曾在国民党第60军内担任我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孙公达所否认。按照孙公达的判断，第184师海城起义后，国民党第60军内部对起义官兵恨之入骨，我军根本不可能派起义官兵回国民党第60军做策反工作。

　　这话，不无道理。

　　仿佛是天助，就在寻觅工作再次陷入迷茫之时，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刻，笔者竟在梦境的冥思中突然破解了缠绕思绪多日的谜团。

　　原来，国民党第184师不止一个。1946年5月第184师海城起义后不久，国民党重新组建了第184师。也就是这第二个184师，于整整1年后，在吉林梅河口战役中被再次歼灭。孙立民就是在这次战役中被我军俘虏的。

　　一梦醒来后，笔者立刻给在梅河口战役中被俘的原国民党第184师552团副团长万炳麟老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仅仅提了胡彦和孙立民的名字，打听二人的下落。

　　很快，接到了万炳麟老先生一封长长的回信，孙立民事件的真相终于揭开了。

　　原来，万炳麟与胡彦、孙立民均为国民党中央军校第11期同学。1952年的一天，胡彦突然拜访定居昆明的万炳麟。失去联系多年的老同学相见，彼此非常高兴，对饮之间，免不了打听孙立民等其他老同学的下落。也就是在这一刻，胡彦向老同学讲述了那一直压在心头上沉甸甸的如烟往事。

　　1947年9月，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其作战目标之一是在吉林市附近围点打援，并相机夺取吉林市。战役发起之前，为配合攻打吉林的作战行动，并确保小丰满电站安然无恙，吉林军区联络部在仔细研究了有关小丰满电站驻军团长胡彦的全部资料后，决定从解放军官教导团中，选拔一位与胡彦私交深且学习表现好的被俘军官，派遣打入小丰满电站守军，做关于保护电站的工作。

　　云南宣威籍的孙立民接受了这项派遣任务。

　　孙立民一到小丰满，开始，胡彦为老同学、把兄弟能“逃离虎口”很是高兴了一阵子，立刻安排勤务兵下松花湖打了几条鱼，设酒宴招待大难不死的孙立民。

　　岂知，几杯二锅头一下肚，孙立民胆气顿生，不但拿出民主联军关于保护小丰满电站的宣传资料给胡彦看，还滔滔不绝地向胡彦讲述“参加革命”的好处，并将此行使命向往日的知己至交和盘托出。

　　胡彦顾虑隔墙有耳，一再把话岔开，孙立民就是满不在乎。

　　面对孙立民的忠告，胡彦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于“公”，大敌当前，本该大义灭亲，将“共匪”派来的说客孙立民绳之以军部，以正视听，但是，用把兄弟的血染红自己的“顶子”，无论如何都不仗义，更何况人家也是为我安排一条后路。于“私”，国共两党争社稷是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是非之人于是非之时来是非之地，大哥、老弟情同手足，理应催促孙立民赶快离开这虎狼之地，可是，胡彦又无此胆量，一旦有人告密，私放共产党的“奸细”岂不是死罪？

　　思前想后考虑再三，胡彦悄悄地拨通了给曾泽生的电话，将孙立民的情况向军长作了如实汇报，并恳请军长念在老部下的情分上，让孙立民到军部报到，由军部进一步了解情况后，再予以裁夺。

　　胡彦之所以越过白肇学师长直接向曾泽生密报，是因为曾泽生抗战时期曾经担任过第184师副师长、师长等职，是胡彦和孙立民共同的老长官，如此一来，既可以向老长官表达我胡彦的忠诚，又可以借机替把兄弟求个情。

　　曾泽生也不傻，你胡彦怕人说你“通共”，难道我就不怕啦？我这个军长的目标更大，军部的耳目更多！本来，潘朔端率部在辽宁海城“哗变”“投共”后，人家就对我们滇军不放心，这件事要是传出去了还了得？再说，我这又不是共产党的客栈，说来就可以来，说走就可以走，孙立民是来煽动军心瓦解士气挑唆叛变的，放走了，你那里人情好做，日后军心如何稳定？我向上峰如何解释？

　　当即，曾泽生军长语气异常坚决地明确指示胡彦团长：“将孙立民就地枪决！”

　　是夜，胡彦派人将孙立民杀害。

　　为保护小丰满电站，孙立民头颅一掷轻，惨死于老长官和结义兄弟的枪口之下，但其苦口婆心的开导、推心置腹的恳谈、设身处地的忠告，却将共产党对胡彦的警告、期望和要求深深地刻在了胡彦的心头上。

　　也正是铭记了这血的忠告，胡彦才鼓足勇气，冒着生命危险，阳奉阴违“剿总”和曾泽生军长关于炸毁电站的命令，在小丰满电站布置了敷衍国民党官僚的一出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