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作者授权】追踪保护小丰满电站的历史功臣（上） -- 双石
引者注：哥城先生回忆其先祖父的文章写得很好，其中提到了当年保护小丰满电站一事。恰好朋友高戈里也此事有过专门调研，现在授权高先生文章转载至此，可为河友参照——历史的复杂性有时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
（上）
·高戈里·
小丰满电站位于吉林省吉林市南24公里处松花江上，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于1936年开始规划设计修建的，其装机容量60万千瓦，是当时誉为“亚洲第一”的水电工程，至日本投降时，水电站坝体完成89%，装机总量完成半数多。其间，强征中国劳工约15万人，其中1万多人埋骨当地。电站筑有高91米、长1080米的重力拦江大坝，把滚滚奔流的松花江拦腰截断，形成了一个长达200公里、最大库容蓄水量为110亿立方米的人工“松花湖”。
半个多世纪前，蒋介石曾向驻守在小丰满的国民党军下令炸毁这座举世闻名的水电站，然而，历史却奇迹般地将它保存了下来。
有奇迹，就有创造奇迹的功臣。是谁？
80年代初，邓应斌等几位原国民党第60军起义人员酝酿了一次联名上书的请愿活动，拟请求政府有关部门“褒扬”起义前“拒绝乱命，保护小丰满电站有功人员”。这其中涉及的，是一段扑朔迷离一言难尽的如烟往事，也是一段沉甸甸难以评说的无情历史。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小丰满电站由苏联红军接管。苏军撤走后，移交东北民主联军。1946年5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在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下，对小丰满电站未加丝毫破坏，主动撤出。次日，小丰满电站被国民党军第88师占领，随后，国民党当局派来申俊等接收大员接管电站。
1946年10月，国民党第60军182师545团奉命驻守小丰满电站，次年7月，驻守小丰满电站任务移交该师第544团。在此前后，一连发生了几件令东北民主联军震惊的大事。
1946年秋，东北民主联军保卫临江时，国民党东北行营副主任兼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下令停送哈尔滨电力（约3万千瓦），申俊等人不仅照办，还主动开闸向下游排放库存积水。
1947年2月21日，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12个师为配合南满部队三保临江，发起二下江南作战，连克城街子、九台、农安等地，获歼敌大捷后，在德惠围攻新1军主力时受阻，久攻不克，国民党军乘机从长春调集4个师北上增援，同时，下令小丰满电站打开水闸，以阻隔北满部队的退路。
此次由国民党吉林省主席梁华盛亲自指挥的开闸放水，使本来已经冰冻三尺两三里宽的下游松花江，突然冰水暴涨江面，汹涌的洪水卷着冰块泄荡千里，给北满部队的后撤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幸而天寒地冻，所放之水昼流夜凝，未给下游人民群众造成灾害。
同年五六月间，当东北民主联军夏季攻势直逼长春、吉林时，获悉：梁华盛二次亲临小丰满电站，布置放水，并在大水闸通往小丰满的沿途山侧挖掘坑道，储藏大批黄色炸药，以备随时炸毁水闸之用。
针对国民党当局两次放水冲冰行动和可能的破坏企图，新华社1947年6月20日和11月10日，两次奉令发出严厉警告，指名点姓“通牒小丰满守敌六十军一八二师五四四团团长胡彦”，并警告：
倘使蒋匪竟敢以此举世闻名之电源作其残酷的殉葬品，对其加以丝毫破坏，则我军纵使追至海角天涯，亦必将下令指使及直接毁闸之战犯匪首，逮交人民法庭，严厉惩办，决不宽贷。
东北民主联军冬季攻势开始前，东北局专门召开了一次关于保卫吉林小丰满电站的专题会议。会议提出，在加强政治攻势的同时，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好守军将领的工作，不惜一切代价，即使花费1000两黄金也要全力保住电站。
据当时担任东北局滇军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的刘浩回忆：这1000两黄金怎么花，东北局没明确指示，只是说，只要能保住电站，怎么花都行，包括收买方法。
为加强此项工作，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东北局敌工部部长李立三亲临吉林市外围，直接指挥各敌工部门，为保护电站展开了一轮强大的政治攻势。在外线，由东北局滇军工作委员会吉南联络处负责人之一左仲平，起草了一份关于保护电站致国民党第60军官兵的警告信，连夜油印后，通过地下交通线和前线部队作战等机会，以多条渠道送达吉林市和小丰满电站，向守军和各界人士广为散发，以致于连国民党第60军军长曾泽生的书案上也出现了东北民主联军追究破坏小丰满电站元凶的警告书。在内线，第60军地下党组织一面收集有关电站的情报，一面在交友对象中广泛宣传炸毁电站是千古罪人的道理，并通过交友对象扩大影响。
由于第60军地下党负责人杨重刚刚被曾泽生军长清洗，地下党在驻防小丰满电站的第544团中又无现成的关系，花费黄金以保护电站的方案未能实施。
1947年12月15日，东北民主联军发起了强大的冬季攻势，在辽西、辽南取得歼敌大捷后，于1948年2月底，将作战目标指向长春和沈阳之间的四平市。面对如此凌厉的攻势，蒋介石为防止长春、吉林两市守军被各个击破，下令第60军放弃吉林市，退守长春。
1948年3月7日清晨，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和参谋长赵家骧携蒋介石手令，乘军用飞机秘密抵达吉林市，向第60军曾泽生军长下达蒋介石的亲笔手谕和“剿总”的命令：
一、为缩短防线，聚集兵力固守战略要地，待机反攻，着令曾泽生军长率领第60军全军及吉林省政府所属党政军警机关全体人员和地方军警宪等武装全部于本日（3月7日）向长春紧急撤退；
二、撤退前不能带走的军火、军事装备、给养、辎重等物资，全部就地销毁，以免资敌；
三、撤退前必须彻底炸毁小丰满堤坝和发电厂全部设备；
四、沿吉长铁路、吉长公路内侧之间地带，取道放牛沟向长春撤退；
五、限于3月7日夜间立即开始行动，行动务必迅速、保密，不得有任何泄露；
六、已分令长春新7军派出得力部队，预先到中途放牛沟山岳地带占领要地接应。
3月8日凌晨，数万吉林守军一夜全部撤光。
当日，吉林市宣告解放，小丰满电站未炸。
“剿总”炸毁小丰满电站的严厉命令何以未能执行下去？
解放后，丰满电厂整理了一篇《智保电厂》的文章，如是截取了这一历史片段：
1948年3月7日晚，张文彬等三人正在电厂值班，突然，一个“大个子斜眼军官”带着一帮“匪军”闯进电厂运行值班室：“你们几个哪个是负责的？”
张文彬回答：“我是。”
“你们两个出去。”
“大个子斜眼军官”挥了挥手中的左轮手枪，将另外两人撵走后，用手枪戳了戳张文彬的胸脯：“负责的，你要老老实实地告诉我，发电厂什么地方最重要？”
张文彬先是一愣，再是一惊：难道他们要破坏电站？若真是如此，不仅要砸了电厂全体员工的饭碗，下游几十个县、市的老百姓要遭受灭顶之灾的大洪水，后果不堪设想。
张文彬瞬间的犹豫被“大个子斜眼军官”察觉了，左轮手枪黑洞洞的枪口又戳向张文彬的胸脯：“你要是敢说半句假话，当心……”
张文彬意识到，自己一个人赤手空拳面对的是武装起来的一伙儿军人，硬顶，显然是鸡蛋碰石头，不行；软磨，看来情况很紧急，他们也不会让。
思来想去，张文彬很快琢磨出一个办法：把他们带到电厂非要害部位，让他们去破坏，以此来保全电厂。
迅速冷静下来的张文彬把“大个子斜眼军官”领到水泵房。可是，水泵房里黑洞洞的，伸手不见五指，军官没敢进去。
张文彬又把他领到配电房，说：“这里最重要。”
在“大个子斜眼军官”的指挥下，一名士兵往里扔了一枚手榴弹，不料，被配电盘后背板崩了回来，将士兵炸伤。“大个子斜眼军官”喊来两个士兵把受伤的士兵抬走后，亲自把几枚手榴弹捆成一束，拉火绳一拽，丢了进去，随即一声轰响。
急中生智的张文彬乘机溜进电厂的水轮机室，一脚踢开继电器，厂内所有照明顿时全部熄灭，然后，跑回来糊弄“大个子斜眼军官”：“这下电厂算彻底完蛋了，大水一会儿就冲进来了，快跑吧！”
“匪兵”们闻讯，赶快逃离了现场。
“大个子斜眼军官”跑到电厂门口收发室，拿起电话刚向吉林报告，就招来了听筒里的一顿破口大骂：“放你娘的狗屁！吉林市里的电灯还都亮着！”
放下电话，“大个子斜眼军官”气冲冲地追问张文彬：“怎么回事？”
张文彬灵机一动，又编了一套：“发电的地方破坏了，但存电还能用一阵子。”
说完，把“大个子斜眼军官”领到给吉林市送电的松花变电所，指着一个黑糊糊的变压器：“就是这个黑东西捣的鬼。”
于是，“大个子斜眼军官”又指挥士兵用步枪把变压器打穿流油。
吉林市的供电被切断了，电站被“智保”了下来。
国民党第60军在长春反蒋起义一个月后，曾泽生将军在党代表刘浩陪同下，赴哈尔滨向中共东北局、东北军区首长汇报第60军起义的经过，并研究起义部队下一步改造工作的有关事宜，其间，写下了8000余字的《反蒋起义的经过前因后果计划行动步骤》一文，其中提到：“我们有一段回忆，深深地知道蒋介石是一个杀人的屠夫，是一个凶恶的刽子手。当我们在永吉撤退的时候，他叫我们破坏小丰满电厂，烧毁火车站，爆炸弹药库。这三件事假如我们做了，十多个县要变成泽国，若干万人要被残酷地毁灭。我们宁受蒋贼处分，并不曾照着做。”
事实确实如此。
1948年3月7日清晨，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和参谋长赵家骧到第60军军部向曾泽生等将领传达“剿总”命令，由于太突然，曾泽生竟然连自己的耳朵都不相信了，追问了一句：“什么时候撤？”
郑洞国加重口气又重复了“剿总”的命令：“今晚开始行动，限两天之内取道放牛沟之线到达长春。”
曾泽生愕然一惊：“这，这太紧张啦！官兵没有一点准备，我们有两个团前天刚刚派往乌拉街、江密峰一带扫荡，副总司令和参谋长能不能宽限一下时间？”
郑洞国正要驳回曾泽生面有难色的请求，话却被赵家骧接了过去：“不行啊，曾军长！吉林距长春200余里，周围都有共军出没，万一走漏风声，你们就出不去了。还是出其不意马上行动好。”
“剿总”的撤退命令确实难为了曾泽生军长，第60军驻守的是省会城市（当年吉林省的省会城市是吉林市），不像打野战，说走就能走，几万大军“大搬家”不说，有两个团在乌拉街“移兵就食”执行征集粮食任务，还有一个团在小丰满，都需要收拢，吉林省政府及其党政军警宪人员也要随行撤退。好在曾泽生比较细心，时间虽然仓促，但总算把千头万绪的准备工作安排了下去。
送走郑洞国等人，曾泽生立即召集各师主官开会，传达了“剿总”的命令，作出了撤退部署：
二、各部队、机关必须把可能撤退的人员物资一律撤走，但不能撤走居民，以免增加部队负担，因此，对居民须保守秘密；
三、鉴于吉长公路业已被共军破坏，汽车不能通行，所有重要武器物资，尽可能用马车和人力运输，对不能运走的重要物资，不能进行爆炸或焚毁，以免暴露部队的行动，重炮连务必把4门105榴弹炮的炮栓拆下，投入江中；
四、撤退序列分为两个纵队，左纵队为第60军，沿吉长公路线前进，右纵队为吉林省保安旅及地方机关和警察部队，在吉长铁路与公路之间行进，右纵队统一归保安旅旅长何大刚指挥。
对于如何执行蒋介石的手谕及“剿总”命令破坏小丰满电站的问题，曾泽生军长在会议上未明确指示。
据原国民党第60军军部参谋处作战一科科长何贤回忆，部署撤退的紧急会议结束后，曾泽生军长安排何贤起草作战命令。何贤拿起笔就犯难了：“剿总”要求破坏电站和火车站，怎么个“破坏”法，军长在会议上没交代呀？
于是，接通了曾泽生军长的电话：“军座，作战命令中关于破坏电站和火车站，写到什么程度为宜？”
电话那一头，曾泽生支支吾吾了半天，始终没给何贤一个明确的“说法”。
见军长未置可否，何贤着急，顾不得许多礼节，索性明确请示：“那‘破坏小丰满电站’的事情，是写还是不写？”
这一问，把曾泽生问火了，很不耐烦地说了一句：“以后再说吧！”说完，就把电话重重地撂下了。
何贤犯糊涂了：先头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全军今夜就要全部撤光，哪还有什么“以后”？
何贤更为难了。炸毁小丰满电站的事情关系重大，写吧？曾军长没交代，问了也不说；不写吧？“剿总”的命令就在自己的皮包里，不执行，上峰一旦派人来追究，自己恐怕担待不起。思来想去，最后终于找到一个绝妙的办法：干脆整个作战命令一个字都不写了。
事后，曾泽生未予追究，也没过问。
由此一说，保护小丰满电站的功劳似乎全仰仗曾泽生军长了。
其实不然，曾泽生周围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舆论环境，正是在这个舆论环境的影响下，曾泽生才醒悟过来，纠正了自己的一念之差。
曾泽生是一位“以服从为天职的标准型军人”，繁忙杂乱的撤退准备工作和紧迫的时间限制，使他无暇对下达炸毁小丰满电站命令作过多的考虑，自然，曾泽生遵照“剿总”指示，也安排了小丰满电站的命运。
然而，历史还是为他安排了一次仔细考虑毁厂炸坝严重后果的机会。
就在郑洞国向曾泽生等人传达“剿总”命令的时候，暂编第21师师长陇耀和第182师副师长李佐率暂编第21师和第182师各1个团经1天多的行军，上午刚刚到达乌拉街，下午4点就接到了曾泽生军长派人送来要部队火速撤回吉林的命令。
原国民党第60军暂编21师师长陇耀，起义后，历任解放军第50军149师师长、四川省乐山行署副专员等职，1977年病逝。
于是，陇耀、李佐和团长李树民三人乘车先于部队返回吉林市。
这三人，因为与地下党有过直接或间接联系，留心过共产党关于保护小丰满电站的宣传。
陇耀，几个月前刚刚秘密会见了中共代表刘浩，他虽然没有答应起义，但通过“搭桥”，为自己，也为部队准备了后路。
李树民，是陇耀的“把兄弟”，那一次陇耀密见刘浩，李树民就在楼下警戒。
原国民党第60军182师副师长李佐，起义后，任解放军第50军150师师长、军副参谋长、副军长，成都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离休后享受副兵团待遇。
李佐就更不用说了，他与地下党的关系在第60军首屈一指，地下党负责人杨重被曾泽生清洗调离时，专门把自己的卫士留给了李佐，并嘱咐：“需要的话，可以通过他来找我。”
据李佐回忆，返回吉林市的途中，大家都猜到了要放弃吉林市，李佐由放弃吉林市想到了小丰满电站，便问陇耀：“师座，这次放弃吉林市，不知对小丰满电站怎么处理？建这么一座大电站不容易啊！一年多前‘共军’从吉林市撤退时都没破坏，我们骂人家是‘匪’，自己号称是‘国军’，要是破坏了电站，日后怎么向国人交代？”
李树民也在一旁附和：“是啊，要是破坏了，就太可惜了！”
陇耀一边点头一边表明自己的态度：“我完全同意你们的看法，回去问明情况后，再向军座提出我们的意见。”
车子一到吉林市，陇耀先回师部，李佐直接去军部向军长汇报部队返回情况。李佐汇报完，曾泽生把撤退命令和行动部署扼要地讲了一下，但没提小丰满电站。李佐料定必有隐情，追问了一句：“他们对小丰满电站有何指示？”
“要炸毁。”曾泽生面无表情地回答。
李佐当即把三人在车上的议论告诉了曾泽生，并提醒军长：“下游有十几个县，毁坝可是要祸国殃民的呀！”
李佐前脚一走，陇耀又风风火火地从自己的师部跑来了，从曾泽生军长手里接过“剿总”的命令一看，果然要炸毁电站，顿时叫了起来：“小丰满电站是东北最重要的动力基地，修建时牺牲了上万东北同胞的生命，日本人投降时没敢破坏，共产党撤退时完好无损，我们为啥要炸毁？共军警告过，谁破坏电站，谁就是战犯。军座，我们60军千万不能做黄河掘堤那样的千古罪人啊！”
作为一个师长，陇耀虽然是曾泽生军长的下级，但由于第60军是滇系军阀龙云、卢汉的台柱子，而陇耀又是龙云、卢汉的同乡同族亲戚，所以，曾泽生对陇耀的意见不能不听。
当然，这里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
中国的士人历来最看重的是名分，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流芳百世”，最不愿意看到的下场是“遗臭万年”。受传统思想的影响，陇耀和曾泽生等人都有一定的“民本”意识，炸电站、毁大坝，水火无情，要是让成千上万的老百姓遭了灾，不要说共产党饶不了你，就是在国民党内，也逃脱不了多数人的唾骂！
前车之鉴，不是没有。
抗战初期的“兰封会战”，为阻止土肥原第14师团沿陇海铁路西进，蒋介石下令将郑州北郊花园口黄河大堤掘开，以水代兵，致使豫、皖、苏3省44个县市受灾，受灾面积达2.9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1250万人，死亡89万人，逃亡391万人。事后如何？国民党当局害怕国内、国际舆论的谴责，千方百计地制造假象，说是日本人炸的，结果欲盖弥彰。而那些执行蒋介石决堤命令的将领，有几个不为自己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不愧悔当初？
李佐后来听曾军长身边的人说，曾泽生幡然醒悟后，拨通了给胡彦的电话，暗示他：做个炸毁电站的姿态，不能做“黄河决堤”那样的千古罪人。
原文及图片在此——http://gaogeli.blshe.com/post/1892/41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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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高戈里·
然而，不愿做“千古罪人”的曾泽生军长，却受到了“最高统帅”蒋介石的追究！
晚年的张第东
据原国民党第60军暂编第21师少将政工主任张第东回忆，第60军到达长春不久，蒋介石就派了一名姓方的将级特使飞抵长春，下机伊始，便乘坐郑洞国兵团部的轿车匆匆忙忙直奔第60军军部而来。
当军部人事课课长尹秉义将方代表由大门引进军部会议室后，与曾泽生军长寒暄刚完，方代表便迫不及待地兴师问罪：“曾军长，蒋委员长下达给你和60军紧急撤退出吉林的手令，郑司令官当时不是亲自向你下达的吗？”
“是的，这还用说！”曾泽生早有思想准备，平静地回答。
方代表继续愤然发问：“既然如此，曾军长为什么在撤退时不执行命令呢？”
曾泽生一听脸色都变了：“我们不执行命令，60军怎么会到达长春？岂不笑话！”
方代表自恃钦差，骄横武断地厉声指责道：“我问的不是这个。我问的是你为什么没有按照委员长的亲笔手令，彻底破坏小丰满发电厂设备和炸毁堤坝，烧毁不能携带的武器、弹药、装备、粮食和辎重？”
曾泽生“哼”地苦笑了一声，冷冷地回答：“我正是遵照委员长的手令才这样做的。”
方代表一愣，也回了一丝冷笑：“哼，这就怪了，没有遵照手令办，还能说是执行了命令？”
曾泽生毫不客气，理直气壮地转入反问：“方代表，我来问你：紧急撤退是不是最关紧要的军事行动？委员长的手令和郑副总司令的指示，不都是要我军，包括地方军警政教人员全部迅速、秘密、安全撤出吉林市，来到长春吗？”
方代表沉着脸，阴阳怪气地承认：“当然，当然是这样。”
曾泽生顺势而为，一字一句地道出了无懈可击的解释：“既然如此，要达到迅速而又秘密，就不能走漏一点风声。如果我们破坏不能带走的武器弹药，万一引起爆炸，岂不等于向共军通风报信，泄露我军企图，还能说得上保密吗？所以，我等正是遵照‘行动迅速、保密，不得有任何泄露’的指示执行的。”
“吉林市有松花江，难道不可以把它丢到大江里吗？”姓方此时的底气已经不像初来乍到时那么足了，但是，为了保住作为钦差大臣的面子，他还想找点茬压住曾泽生。
曾泽生也不是吃“素”的，当即反唇相讥：“说得那样轻巧！那不是丢一颗针，摔一块石头，那是大炮，是弹药，是成千上万袋给养！要人搬，要车拉，老百姓瞧见了，还不起疑心？你保得了密？”
“白天不行，夜里总可以嘛！”方某人依然揪着曾泽生不放。
曾泽生照旧针尖麦芒：“夜里固然不同于白天。但是，武器装备和给养都在市区内，老百姓没入睡时，要顾及保密，老百姓入睡后，又是撤退之时，上峰命令我军当夜行动，限两天到达长春。手令如此严格，时间如此紧迫，我根本无法两头兼顾。把部队安全带出来，不也是遵令而行吗？”
方代表见曾泽生理由充足，又重提炸毁电站一事，一定要讨个说法：“小丰满电站离吉林市很远，白天、晚上均可着手破坏。曾军长，这又作何解释？”
曾泽生毫无惧色，泰然自若地发问：“方代表，你去过小丰满电站没有？”
见方代表默不做声，显然是没去过。曾泽生侃侃对答：“小丰满电站水坝高近百米，厚百数十米，坚固异常，不是窗户纸，一捅就破，也不是土堤埂，一挖就垮。发电机在水下数十米，四周都是钢骨水泥砌筑，更不是瓶瓶罐罐，一踢就碎。要彻底炸毁电站，试问，得多少黄色炸药？几斤、几十斤行吗？既然叫我们炸毁电站，请问，长官部、‘剿总’给过我们几十斤、几百斤烈性炸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靠我军库存的那点地雷行吗？再说，如果真的用几吨炸药去破坏电站，如何不惊动几十里外的吉林市民？又如何不惊动四周的共军？就算你不怕惊动他们，吉林市就在电站下游几十里处的松花江边，这从天而降灭顶之灾的大水，首先吞没的是吉林市，老百姓遭灾不说，部队也撤不出来！如果要追究责任，就应该追究上级和那些不明事理的糊涂虫！”
曾泽生一番唇枪舌剑，有理有据，驳得气盛而来的“钦差大臣”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半晌，才勉强给自己找了个台阶：“反正许多事情我还是不明白，回去呈报委员长再说吧！”
说完，垂头丧气灰溜溜地回兵团部去了。
历史是错综复杂的，寻觅半个世纪前保护小丰满电站扑朔迷离的历史功臣，不仅依赖于翻开尘封的案卷，更需要历史见证者们启开关闭已久的记忆闸门。
当年保护小丰满电站首屈一指的大功臣，不是曾泽生军长，而是驻守小丰满电厂的该军第182师544团团长胡彦。
胡彦遗像
“智保”电站35年后，吉林市为纪念解放35周年编辑出版了一本文史资料专辑，其中李佐的一篇《国民党六十军长春起义纪实》，披露了当年电站何以被“智保”的另一处历史剖面：
幡然醒悟的曾军长当晚拨通了给胡彦团长的电话，向他暗示：“我们绝不能做黄河掘堤那样的千古罪人。”
几乎与此同时，胡彦又接到军参谋长徐树民的电话，严令其必须执行“剿总”指示，炸毁电站。
在解放军长期宣传警告影响下，胡彦考虑再三，最后下了“宁愿冒违抗军令的生命危险，也要把电站保护下来”的决心，并与副团长黄宗尧商定：先在表面上制造准备爆炸电站的气氛，部队撤离后，派团侦察排排长带着几个士兵用集束手榴弹爆炸电站非要害部位，并引爆弹药库，造成破坏电站假象而了此任务。
李佐的叙述，得到了丰满电厂厂长杨德玉的证实：这次破坏电站的行动，总共爆炸了两三枚手榴弹，打了几发子弹，仅仅把配电盘铁板崩了个洞，炸坏了一个电力表的玻璃罩，打坏一台变压器，除此，整个电站完好无损。
据胡彦生1952年回忆，日本人修建小丰满电站时，已经做好了炸坝准备，在一些关键部位预设了爆破孔，并按量储备了炸药，只要在这些部位装上炸药，接上雷管，炸大坝毁电站，轻而易举。
然而，作为一个步兵团团长，胡彦却安排不到一个班的兵力，提着几枚手榴弹，去执行爆破“亚洲第一”水电站的艰巨任务，显然是为了敷衍自己的上司。
胡彦的顶头上司是曾泽生。似乎，有了曾泽生军长的“暗示”，胡彦冒的风险不会很大。
其实不然，胡彦的的确确冒了很大的生命危险！
当年，曾泽生给过胡彦炸毁小丰满电站的明确指示，手令，白纸黑字！
应该说，曾泽生没让手下的弟兄给自己当替罪羊，还算“仗义”。在旧军队，上司掌管下属的生杀予夺大权，长官为自己找替罪羊，司空见惯，情理之中。曾泽生完全可以依据一纸手令将未炸电站的责任完全推卸给胡彦，并让他无话可说，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在“钦差大臣”面前把全部责任揽给自己。
因未炸电站受到蒋介石“钦差大臣”追查之事，胡彦并不知道，他只晓得那天中午接到了曾泽生军长手令后，整整一个下午和半个晚上，自己压根没有做炸毁电站的任何准备工作，直到部队撤退前，才与副团长黄忠尧商量了个办法，把团部侦察排排长喊来匆忙交代：“带上几个兵，用手榴弹把电站送电的地方炸坏，切断电源后，用电话直接向军部报告。完成任务后，再追赶部队。”
这位侦察排长，就是《智保电站》中说的那位“大个子斜眼军官”。
胡彦没有当曾泽生的替罪羊，但侦察排长却当了胡彦的替罪羊。
由于未执行“剿总”炸毁电站的命令，军参谋长徐树民曾一度要追究侦察排长的责任，胡彦得知后，敞开了“华容道”，在前往长春的路上私放了侦察排长。
侦察排长从此杳无音信，因为，不论在国民党看来，还是在共产党看来，他都是“罪人”！
就这样，违抗军令的胡彦躲过了一场追究责任的血腥之灾。
蒋介石派员追查未炸小丰满电站责任的风波平息了。
虽然，曾泽生军长在上承担了责任，侦察排长在下面一走了之，但胡彦并不轻松：国民党不追究了，共产党并没善罢甘休呀！人家共产党的新华社广播电台多次点了我胡彦的大名，并且指名道姓地警告过：不得对电站“加以丝毫破坏”，否则“纵使追至天涯海角”，也“决不宽贷”。
胡彦保护小丰满电站是有功的，在某种程度上，其功劳远远高于曾泽生等人，按说，他不该怕共产党的“追究”，但对国民党穷途末路已有预感的胡彦，确确实实为自己日后面对人民法庭准备了后路：他把曾泽生的手令悄悄保存下来，起义后，又把手令打进背包，背到东北军政大学，并在反省旧我、揭发一切历史罪恶的“思想还家”运动中，把它交给了共产党。
历史的剖面，有的，裸露在社会的表层，有的，深埋在人的心底。众多不同的历史剖面连接了历史的完整过程。
胡彦的反常，似乎可以从一件至今尚未揭密的历史事件中，揣摩出他的心态。
在笔者采写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的过程中，曾任国民党第544团副团长的李峥先披露了这样一件往事：
遗憾的是，李峥先未能记住这位副营长的姓名，只是恍惚觉得好像姓丁。李峥先虽然曾任小丰满电站守军第544团副团长，但他在这位无名英雄策反遇难前两个月就因作战被俘了。
不过，李峥先还是提供了两条寻觅这位无名英雄的线索：他的原部别，是国民党第184师；他的被害处，在国民党第544团驻防的小丰满电站。
于是，笔者找到了国民党第60军544团驻防小丰满电站时任该团第1营营长的杨锡培。
不出所望，杨锡培当即告之：这位在小丰满电站被杀害的副营长不姓丁，姓孙，叫孙立民。他和胡彦原在国民党第184师552团共事过。
然而，当笔者进一步打听孙立民的详情时，杨锡培却以“我当时在营里，这事叶乃成最清楚”，婉言推辞。
孙立民被杀时，叶乃成任国民党第544团少校团附（团附职务比副团长低），但叶乃成抗美援朝负伤后，转业到西北工作，此后再无音讯。
剩下的线索，只有孙立民的原部职别了。
国民党第184师于1946年5月30日在辽宁海城起义，但原属第552团官兵大部分于1946年10月叛变了，留下来的起义官兵也散落各地。
果然，笔者采访了几十名海城起义官兵，上至师参谋长马逸飞，下至基层连队的普通官兵，都对孙立民一无所知。采访十几位参加改造海城起义部队的老红军、老八路，包括师政治部主任李毅等，也一样。
就在寻觅工作陷入迷茫之时，转机却出现了。
原国民党第60军地下党员俞光告之：1947年9月的一天，为配合我军准备攻打吉林市的战役行动，俞光奉地下党组织之命，从小丰满方向出城送情报。解放后他听说，他出城的那天，一位地下党员听说有位军官在小丰满被捕杀，以为俞光出了事，很是紧张了一阵子。这件事情，一位叫者汝委的第544团连长在长春起义后，也告诉过他。
遗憾的是，有关人员不是去世，就是因病丧失了相应的记忆。
接下来，是找地下党负责人询问。
原云南省政府参事室主任刘浩，解放战争期间任东北军区滇军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曾多次打入敌军内部开展地下工作。然而，他也没听说此事。
这时，俞光提醒道：敌军内部的地下工作一般都是单线联系。当时滇军工作委员会有两个，还有一个归属吉林军区管辖，其敌军工作主要由吉南联络处承办。
果然，在原北海舰队直属队政治部主任曹一民那里，孙立民事件得到了证实。曹一民记得，当年，为保护小丰满电站，他曾奉命率部送过两三名受我军派遣的国民党官兵进入小丰满电站。后来，我第6纵的一位师长告诉他，“这种办法不能再用了，因为我们送进去的人全被他们杀害了”。
然而，有关孙立民的传说，却被曾在国民党第60军内担任我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孙公达所否认。按照孙公达的判断，第184师海城起义后，国民党第60军内部对起义官兵恨之入骨，我军根本不可能派起义官兵回国民党第60军做策反工作。
这话，不无道理。
仿佛是天助，就在寻觅工作再次陷入迷茫之时，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刻，笔者竟在梦境的冥思中突然破解了缠绕思绪多日的谜团。
原来，国民党第184师不止一个。1946年5月第184师海城起义后不久，国民党重新组建了第184师。也就是这第二个184师，于整整1年后，在吉林梅河口战役中被再次歼灭。孙立民就是在这次战役中被我军俘虏的。
一梦醒来后，笔者立刻给在梅河口战役中被俘的原国民党第184师552团副团长万炳麟老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仅仅提了胡彦和孙立民的名字，打听二人的下落。
很快，接到了万炳麟老先生一封长长的回信，孙立民事件的真相终于揭开了。
原来，万炳麟与胡彦、孙立民均为国民党中央军校第11期同学。1952年的一天，胡彦突然拜访定居昆明的万炳麟。失去联系多年的老同学相见，彼此非常高兴，对饮之间，免不了打听孙立民等其他老同学的下落。也就是在这一刻，胡彦向老同学讲述了那一直压在心头上沉甸甸的如烟往事。
1947年9月，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其作战目标之一是在吉林市附近围点打援，并相机夺取吉林市。战役发起之前，为配合攻打吉林的作战行动，并确保小丰满电站安然无恙，吉林军区联络部在仔细研究了有关小丰满电站驻军团长胡彦的全部资料后，决定从解放军官教导团中，选拔一位与胡彦私交深且学习表现好的被俘军官，派遣打入小丰满电站守军，做关于保护电站的工作。
云南宣威籍的孙立民接受了这项派遣任务。
孙立民一到小丰满，开始，胡彦为老同学、把兄弟能“逃离虎口”很是高兴了一阵子，立刻安排勤务兵下松花湖打了几条鱼，设酒宴招待大难不死的孙立民。
岂知，几杯二锅头一下肚，孙立民胆气顿生，不但拿出民主联军关于保护小丰满电站的宣传资料给胡彦看，还滔滔不绝地向胡彦讲述“参加革命”的好处，并将此行使命向往日的知己至交和盘托出。
胡彦顾虑隔墙有耳，一再把话岔开，孙立民就是满不在乎。
面对孙立民的忠告，胡彦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于“公”，大敌当前，本该大义灭亲，将“共匪”派来的说客孙立民绳之以军部，以正视听，但是，用把兄弟的血染红自己的“顶子”，无论如何都不仗义，更何况人家也是为我安排一条后路。于“私”，国共两党争社稷是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是非之人于是非之时来是非之地，大哥、老弟情同手足，理应催促孙立民赶快离开这虎狼之地，可是，胡彦又无此胆量，一旦有人告密，私放共产党的“奸细”岂不是死罪？
思前想后考虑再三，胡彦悄悄地拨通了给曾泽生的电话，将孙立民的情况向军长作了如实汇报，并恳请军长念在老部下的情分上，让孙立民到军部报到，由军部进一步了解情况后，再予以裁夺。
胡彦之所以越过白肇学师长直接向曾泽生密报，是因为曾泽生抗战时期曾经担任过第184师副师长、师长等职，是胡彦和孙立民共同的老长官，如此一来，既可以向老长官表达我胡彦的忠诚，又可以借机替把兄弟求个情。
曾泽生也不傻，你胡彦怕人说你“通共”，难道我就不怕啦？我这个军长的目标更大，军部的耳目更多！本来，潘朔端率部在辽宁海城“哗变”“投共”后，人家就对我们滇军不放心，这件事要是传出去了还了得？再说，我这又不是共产党的客栈，说来就可以来，说走就可以走，孙立民是来煽动军心瓦解士气挑唆叛变的，放走了，你那里人情好做，日后军心如何稳定？我向上峰如何解释？
当即，曾泽生军长语气异常坚决地明确指示胡彦团长：“将孙立民就地枪决！”
是夜，胡彦派人将孙立民杀害。
为保护小丰满电站，孙立民头颅一掷轻，惨死于老长官和结义兄弟的枪口之下，但其苦口婆心的开导、推心置腹的恳谈、设身处地的忠告，却将共产党对胡彦的警告、期望和要求深深地刻在了胡彦的心头上。
也正是铭记了这血的忠告，胡彦才鼓足勇气，冒着生命危险，阳奉阴违“剿总”和曾泽生军长关于炸毁电站的命令，在小丰满电站布置了敷衍国民党官僚的一出闹剧。
（下）
·高戈里·
国民党第60军在长春反蒋起义后，部队开进九台地区接受政治整训，并于1949年1月2日被中央军委授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
在部队正式整训开始之前，2490名起义官兵（主要是军官）被分批送往东北军政大学学习，编为第11期第5团，下设3个营和1个女生大队。第1营编4个连，第1连为将、校官连，第2、第3、第4连的学员主要是中尉和上尉军官；第2营和第3营的学员是少尉、准尉军官，以及军士和士兵；女生大队200余人都是随军女眷。
胡彦，被编入第5团的1营1连，即将、校官连。
中国共产党对起义官兵政治整训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半个世纪过去了，不饶人的岁月使老人们忘却了许许多多如烟往事，然而，所有亲历者对这场政治整训，尤其是对其中那如泣如诉涕泗滂沱“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的控诉运动，无一不留下铭心镂骨永志不忘的记忆。
东北军政大学第5团全体起义学员的第一次控诉大会，在学校大礼堂召开。站在主席台前接受批判斗争的，有的是“特务嫌疑分子”，多数是军阀作风严重民愤较大的团以上带兵长官。
控诉大会开初是台上诉苦的人先哭，哭得呜呜咽咽泣不成声，随即传染了台下的听众，由闷头抹泪，到掩面而泣，待抽抽嗒嗒的哭泣声连成一片时，有人便忍不住失声痛哭。大礼堂2000多人，什么样的哭声都有，甚至还有倒在地上打滚哭的。
当台上台下的人哭得天昏地暗的时候，会场上喊起了口号：“反对剥削，反对压迫！”“彻底摧毁黑暗的封建军阀统治！”“向万恶的旧社会、旧军队讨还血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坚决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
老人们说，那口号喊得“嗷嗷”的，震耳欲聋，响彻云霄。
口号一喊，泪水就干了，悲与愤的转化在一瞬间完成。
记不清是什么时候，更不知道是谁带头，有人冲向主席台，非要亲手痛打受批判斗争的那十来个起义军官。
“揍他！”“打死他们！”叫声，喊声，随即而起，几近疯狂。
会场秩序大乱。 参加控诉大会所有的解放军干部都离开了座位，堵在大礼堂的通道上，制止着冲向主席台发疯似的学员。可是他们人太少，每个连只配备一名指导员，一名文化干事，根本堵不住。
紧急关头，大礼堂主席台前两侧大门“咣当”一声打开了，“哗”地一下涌进来一大批解放军，把冲击主席台的人流死死地堵在主席台前。
所有起义学员的心灵都在这次控诉运动中得到了彻底震撼，在台下就座的胡彦也不例外。
胡彦出身于贫农家庭，对旧社会贫苦农民所受非人的剥削和压迫，他有着切身的感受，然而，当他在国民党集团里得到了高官厚禄后，却情随事迁，成为维护阶级压迫制度的打手。据起义部队在吉林九台政治整训期间汇集的材料，胡彦在旧军队里军阀作风比较严重，他任团长的那个团，参加政治整训的军官在旧军队里没挨过打的只有一两人，士兵挨打就更不用说了。
在吉林战场，该团抓住逃兵，当场用铁丝穿进逃兵的锁骨，再把铁丝绑到大树上。这是该团7连士兵黄金明亲眼所见。
胡彦心路轨迹，在哭声撼岳的控诉运动中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他不仅坦白了自己全部罪恶历史，也交出了曾泽生要他炸毁小丰满电站的手令。为了表示自己彻底革命的人生态度，他甚至将自己的财产全部交给组织：这些东西，都是在压迫人民和士兵的旧军队里得到的，我全不要了，还给人民。
由于胡彦的思想改造比较好，学习结业时，他被准予毕业，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4军41师，随部队进军云南。
胡彦离开起义部队到达一个陌生的单位后，他的历史功绩，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因为他的“反动历史”，被顺理成章地忽视了。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大裁军，胡彦复员，回乡务农。
胡彦回到云南凤庆县家乡时，妻子已经离他而去，胡彦拖着6岁的儿子胡念忠靠种菜、砍柴维持收入微薄的生活。
1956年，胡彦因病去世。
胡彦去世后，云南省民政厅曾有过照顾遗孤的指示，但由于胡彦是“伪军官”，下面没有执行。从此，胡彦的遗孤胡念忠成了无依无靠食宿街头的孤儿。两年后，胡念忠差点被人以“企图外逃”的罪名送去劳动教养，经调查发现罪名失实，才作为孤儿养了起来。
1961年，胡念忠年满17岁，可以自食其力了，于是，回家乡卖工度日。21岁那年，胡念忠被耿马县财办招收为基建工人。可是，好运不长，在随后的“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胡念忠因家庭出身被打成“反革命”，投入监狱，后因无现行罪证，被遣返回农村老家强制劳动。
胡念忠不服，层层上诉，一直告到国务院。1968年8月8日，在国务院的干预下，行使司法权的云南省临沧专区革命委员会保卫组为胡念忠正式下达了“平反证明书”，宣布：
胡念忠赴京上访回云南后，临仓专区革命委员会为其平反，并安排了工作，不久，胡念忠戴上毛主席像章照了一张照片，作为纪念。
不久，胡念忠被解放军“支左”干部安排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汽车运输公司当驾驶员。
文化大革命一结束，胡念忠就开始为父亲的政治声誉奔走：父亲是起义人员，又是保护小丰满电站的功臣，不是“历史反革命”！
1982年2月，中共凤庆县委统战部正式发文，为胡彦明确了起义人员的政治身份，恢复了政治声誉。
1984年10月，中共凤庆县委统战部再次发文，肯定了“胡彦拒绝执行炸毁小丰满电站的命令，为保护当地人民的财产有过功”，并决定“经济上给予家属一次性补助费两百元”。
20世纪90年代，电视台播放长春起义历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长夜春晓》，胡念忠看了以后，给按副兵团级待遇离休的原成都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李佐写了一封信，问道：“保护小丰满电站是我父亲，电视连续剧怎么说成是545团团长朱光云了？”
当年胡彦的顶头上司李佐，回信“擅自”替编剧、导演作了解释：“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有时可能以一个人为原型，有时可能以几个人为原型，或者把几个人的事迹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人家有创作自由。不管怎么说，肯定了这段历史，也就肯定了你父亲。”
这位功臣遗孤没再说啥，把政府发的“一次性补助金”200元全部给李佐寄去，“请李伯伯帮助录制一套，以作纪念。”不久，又把中共凤庆县委统战部为胡彦恢复政治声誉的文件全文刻在了父亲的坟碑上，并上了红漆。
1991年清明节，胡念忠为父亲重修了坟墓，并把中共凤庆县委统战部为父亲恢复名誉的文件全文刻上坟碑，并上了红漆。
胡彦的命运不算最惨。当年保护小丰满电站时的副团长黄忠尧，由东北军政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第四野战军某军工作，1951年复员回云南省建水县老家，正赶上家乡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两个月后，出身于地主家庭的黄忠尧于运动中被当地政府镇压。黄忠尧死后，家属子女尽受株连。
1981年，中共建水县委为黄忠尧平反昭雪，补发了400元人民币的抚恤金。
几百元人民币，抚恤也好，生活困难补助也好，对于在贫困线下挣扎了30多年的功臣遗属、遗孤来说，无疑杯水车薪，邓应斌等几位起义人员看了“心寒”，由此，才萌发了“联名请愿”的念头。
原国民党第60军182师546团团长邓应斌，长春起义后，被任命为解放军第50军148师副师长，离休前为云南省蒙自县政协副主席。
请愿被李佐劝止了。当时是低薪制，1979年作战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最初战士的抚恤金只有500元，连排干部的抚恤金也仅仅多50元。
为了安慰、鼓励胡彦的遗孤，曾活埋过八路并坐过十几年共产党大牢（已纠正错判），一辈子铁骨铮铮的邓应斌，在一封私人信件上，写下了一段很值得历史学家、文学家们回味的话：
1995年清明节，胡念忠和夫人林光珍为父亲上坟。
胡彦、黄忠尧还算“幸运”，因为有人替他们说话。
孙立民呢？据说，至今连烈士都不是！
“大个子斜眼军官”呢？恐怕连下落都找不到！
中国人喜欢《渴望》：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过去，未来，共斟酌！
历史的复杂性是天然的，以想当然作标签式的主观臆断，只能使人茫然、颓然。
要释然对历史的误读，有必要展示已然历史的历史必然。[ALIGN=CENTER][/AL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