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兵拜河（续）：一个老人的回忆录（十二） -- 您很象飞行员嘛

（63）武汉沦陷以后

武汉沦陷后，陈诚改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长官部和省政府设鄂西恩施。薛岳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长官部设长沙。李宗仁第五战区四十多万人除留第二十一集团军瘳磊部队十多万人在大别山区，进行“游击战”，“敌后抗战”外，大部分撤退到鄂北和豫西。瘳磊还兼任安徽省沦陷区的省主席（后来瘳磊病故由李品仙继任）。陈诚指挥的六十多万大军，一部分撤退到（赣？）西北和鄂南、湘北，划归第九战区薛岳指挥，大部分撤退到鄂西，以“保卫重庆”。

第五十二军撤退到湘北新河东南地区，不守岳阳，据说是害怕日本海军的攻击。因而日本侵略军第六师团没有费任何代价，于十一月十二日侵占了岳阳。

岳阳距长沙还有一百四十公里，蒋介石准备放弃长沙，并命令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执行他的“焦土抗战”的政策，放火烧了长沙房屋三分之一。十多万居民无家可归，财产损失无法计算，使长沙人民蒙受了极大的苦难！

日本侵略军侵占岳阳后，并未南进。蒋介石对长沙人民无法交代，就归罪于长沙警备司令邓悌、警察局长文重孚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徐是南京中央军校军官研究班毕业生，是我这个队的学员），把他们三人枪毙了。这一方面是为了“安抚”长沙人民，同时想挽回“蒋委员长”的威信。但是人们都说：“邓悌、文重孚、徐昆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羊’”。

这时，第二十九军团军团长关麟征升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五十二军（军长张耀明）、第七十三军（军长陈沛）。第七十九军军长夏楚中，随后又增加了第四军（军长欧震）。其右翼平江、通城方面的防守部队，是川军相轰统率的第二十七集团军。这两个集团军共有近二十万人。

由于当时战争已进入第二阶段，日寇对蒋介石、汪精卫诱降，将侵占武汉的军队撤出大部分转移到华北和其他沦陷区，向八路军、新四军进攻。这样也就减轻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压力。湘北前线，仅有日本侵略军第六师团，分布于武长铁路线上自羊楼司经临湘、岳阳至麻圹之线，及其东南地区某些山头和村庄。第五十二军在湘北新河东南岸，右接相轰的部队，左至鹿角之线筑阵防守。这个军的三个师，每师两旅四个团，另有师直属的一个补充团，每团约二千五百人。这三个师都有近半数是新兵。我旅（五六六旅）在武汉沦陷后，到湖南职陵接收了一个团的新兵。先在鹿角附近筑阵防守，防止日寇海军陆战队在鹿角附近登陆。随后又转移到新垟河中所南岸，以一个团防守阵地，新兵集中到防地后几个大村庄训练，时间将近半年。由于敌我相持时间长，新兵得到了较好的训练。但蒋介石没发动战地群众，组织、团结和教育群众。他的军队某些将领和中、下级军官又贪污腐化，正所谓“纵兵殃民”，因而战地广大居民，弃家外逃，有的还为敌伪利用。

一九三九年五月中旬，张耀明军长命令第一九五师五六旅派出一个团，袭击临湘南约十多里的忠坊村敌军据点，守敌是一个加强中队约二百人，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该旅旅长刘平亲自指挥，梁恺师长和我也到忠坊村东南高地观战并向刘平以及军部架通了电话。刘旅长用两个团的迫击炮连集中火力对守敌轰击了一个小时后，即令步兵冲锋，守敌虽有伤亡，但仍顽强抵抗。我步兵两次冲锋，均被守敌击退。刘旅伤亡三百多人，冲不进去。我向梁师长建议要军部派山炮连来支援，因迫击炮轰击破坏不了坚固工事。梁向军部要求派炮兵，张耀明军长说，炮兵离忠坊太远，又无公路通车，用马驮运需要几小时。他只答应补充迫击炮弹。午后三时左右，由临湘县城窜来敌军约四百人支援忠坊守敌，我又向梁师长建议由我旅派一个团阻击来援敌军，梁报告张军长，张竟下令攻忠坊的我军立即撤退。这次战斗，消耗了几百发迫击炮弹，两万发步机枪弹，伤亡四百多人，结果是长了敌人的志气，灭了自己的威风。刘旅有不少的官兵，痛骂上级无能。

（64）一次奇怪的惩罚

早在武汉临陷前，我有个湖南华容同乡包泽英（他是早期中共党员，被国民党监禁，抗日战争开始时释放），送给我几本进步的书，其中有毛主席名著《论持久战》。我在战争炮火中偷偷地读了几遍，结合我在保定漕河、河南漳河、台儿庄附近、武汉会战等抗战实践，深深感到在一个战役和战斗中，指挥官的态度十分重要。对正义、进步的战争目的，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有所领会。毛主席说：“在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英勇向前的精神和动作，是在正确的作战计划下绝对必要的”。又说：“明明确定了的不利情况，还要争一城一地的得失，结果城和地俱失，军力也不能保存，以致不能在新的有利机会中再打击敌人”。又说：“指挥官必须与下级同艰苦、共患难，同心同德，赏罚严明，团结奋进，才能提高士气，增强战斗力”。这本书，对我思想教育起了极大的作用。我在旅长任内，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用自己的薪金给士兵编印爱国识字课本，连队增设文化教员，摘写《抗战经验论谈》，以提高各级部队长的指挥作战能力；旅部办《吼声》油印小报，激发官兵抗战情绪等等。这些措施，都被上级和同僚们视为“异羰”，阻力重重。

一九三九年七月下旬，上级令我旅派出一个团袭击羊楼司南面的詹家桥敌军据点，我给师长梁恺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攻击敌人坚固据点，必须有山、以主力打击敌之援军（战术上叫“围点打援”）。并说上次刘旅攻忠坊，浪费了弹药，冤枉伤亡四百多人，我感到这样打仗不是好办法。又说，我们在湘北已呆了大半年，而战地群众至今未发动、组织起来，逃走的老百姓，有的还被敌人利用，这是我们政工人员的失职。梁师长接到我的信后打电话对我说，“你的意见很好，军队有炮兵，但要军长同意使用，我已把你的信送去军部了”。事有凑巧，刚好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来军部与张耀明军长商谈人事问题，见到我的信，大做文章。原来第一九五师一直没有副师长和师参谋长。梁恺有一个黄埔一期同队的同学李禹祥（湖南耒阳县人，又是梁恺的小同乡）在胡宗南部队当旅长，梁恺写信邀李禹祥来任副师长兼师参谋长 ，李回信同意，但胡宗南不放。梁恺又想要我当他的副师长兼师参谋长，让出旅长缺由他的耒阳小同乡黄埔四期学生刘一华团长升任，并把这个想法向关麟征、张耀明谈了，关、张表示“要考虑”。现在看到我这封信，就大骂梁恺无能，遇事迁就我，只听我的“摆布”。几天后，下令撤梁恺的师长职，降我一级，调任上校师参谋长，并“记处死刑”（即应杀而暂时不杀的意思）。罪名是“怯敌”。还说什么这是“从轻处分”，因为我随他“工作多年，不无微劳”。

我接到这个命令后，再三问自己究竟错在何处？我找到了答案，我错在走错了路。是在自己有了某些认识、沉不住气，政治上不老练。我又问自己究竟有无怯敌思想和行动？也找到了答案，怯敌的不是我，而是国民党军队中的某些奴才。例子很多，我这里仅举两例：关麟征、张耀明的亲信老乡刘世懋在瑞昌抗战时自伤下战场，他身为团长，在国家、民族存亡时自伤离战场，这不是怯敌吗？关麟征在漕河、漳河战斗中指挥两个师而对付不了千余渡河之敌，下令撤退，这不是怯敌吗？更为稀奇的是刘世懋伤愈回部后，关麟征、张耀明要提升刘当旅长，那时五十二军没有旅长缺，关和张找七十三旅旅长覃异之谈话，动员他任军参谋长，让出旅长缺给刘世懋，但覃不愿意当军参谋长。于是关麟征想出一个奇妙的办法，报请上级提升覃异之中将军参谋长，让出旅长缺给刘世懋，覃只好从命。当时集团军总部参谋长姚国俊是少将，张耀明军长也还是少将，人们都认为这是一件怪事。

在我受到这个奇怪的处罚后两天，张耀明军长打电话要我到军部一趟，一见面他就说：“你这次受处分，克怡（梁恺的别名）有责任，他不应把你给他的信送到军部”。又说：“现在异之（覃异之）去当一九五师师长，你要帮助他练好兵，打好仗”。我说：“异之和我是老朋友、老同事，我们一定会互相帮助。”

（65）如此“湘北大捷”

一九三九年九月，日本侵略军第六师团出动了步、骑、炮联合兵种共约五千人，强渡新泽洒？南犯，向第二十五师及一九五师阵地进攻，同时又派军舰护送步兵约两千人在鹿角附近登陆，攻击第二师之左侧背，关麟征指挥十多万人，不派部队增援第一线，竟为数千敌军吓倒了，下令五十二军撤退，不要抵抗。并不准备守第二线阵地。第一九五师信阳河南岸步仙桥西北阵地坚持抵抗了一天伤亡近千人，营长史恩华牺牲。由于左右两侧的友军都已撤退，不得不最后放弃阵地。

这天正是农历中秋节日，我亲眼看到步仙桥及其附近一带数以千计老百姓，携儿带女弃家逃难，状极悲惨！一九五师是最后撤退的，退到汩罗江南岸停止，准备继续抵抗，但军部、关总部早已撤退到离汩罗江五十多里以南，我们用无线电联络，军部回电说：“我军没有防守汩罗江南岸的任务”。并令我们“第一九五师南撤到金井待命”。我同覃异之师长研究，认为南侵之敌不过数千人，决不会深入而攻长沙，我们不可后退过远，要与敌保持接触。

当时在长沙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已准备好放弃长沙，在日寇开始南犯的第三天，长官部就搬到粤汉铁路线上的朱亭，并准备下一步搬到衡阳。他没有估计到这次日寇南侵是试探性的，到汩罗江以后就停止了。并接着撤回到原驻地。由于第一九五师始终与敌保持接触，当敌人向后传撤退时，我们也跟着向后转，所以我们一直追到我们的原驻地，得到了关总部、战区长官部的电令嘉奖。国民党“中央社”随一九五师的记者胡定芬、彭河清发电告“捷”，于是国民党报纸大事宣传“湘北大捷”。这两位随军记者还吟诗歌颂，在一首七律诗中有：“洞庭水覆倭奴焰，幕阜山相汉将旌”之句。接着又拍摄了“湘北大捷”的电影片，覃异之师长和我还是影片中“主角”。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是好笑。

“湘北大捷”后，长沙各界爱国人士组织慰问团，到湘北慰问“国军抗战有功的将士”关麟征总司令部设宴招待，在宴席上，我国有名的爱国文学家田汉，因多喝了几杯酒，写了一幅对联赠给关麟征，“千杯不醉，一战成功”。

在“湘北大捷”的喧闹中，独有一个爱国青年《大刚报》记者王淮冰，写了一篇题为《奔赴长沙》的战地通信，大意是说，在日寇南侵中他由衡阳奔赴长沙，路过朱亭时遇见了第九战区长官部某熟人，知道了自称“精忠报国”的司令长官薛岳已由长沙撤退到了朱亭。并说长沙各机关、学校和部分老百姓都在向南转移，他逆人流而奔赴长沙，而长沙已是空城。这篇通讯在衡阳《大刚报》上刊登了，可是两天后，“湘北大捷”拱动全国。薛岳认为王淮冰“造谣”，要封闭《大刚报》，要抓王淮冰，王躲到关麟征总部（因王知道关与薛岳有矛盾），不敢露面。这个故事，是王淮冰同志在1983年写信告诉我的。

“湘北大捷”的首“功”是一九五师，我这个师参谋长当然也有“功”，关麟征总司令下令撤消了对我的处分，恢复了我的少将级。

这年冬，第一九五师调离第一线，驻金井整训，我因患牙病，请了几天假到长沙医治，路过关总部，顺便到总部看望几个同事，这时梁恺任五十二军副军长，因与张耀明不和，住在关总部，我也看望他，同时也看望了关总司令。我踏进关的办公室，他亲切地和我握手，并给我泡茶。他对我说“你练兵、打仗都不错，希望你今后好好地干工作，要有功不骄，有过则改，有机会还是要你带兵的”。接着我也看望了姚国俊参谋长。总部政训处少将主任黄徽津在座。黄问我：“你的老家华容县有人向总司令告你的状，说你捐了五千元巨款给中共党人在华容办中学，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说：“不是五千元，是一百元（实际是一千五百元），因我是华容东山人，这个学校办在东山叫东山中学，校长名叫朱婴（又名朱辟安，是被释放的中共党员），也不一定是中共党 人。”我又说，“我从当营长起，常捐款在故乡办小学，只所这样，是因为我小时没读什么书，文化水平低，在军队里工作感到有困难，希望让故乡的孩子们多读两年书。”黄说：“总司令也不相信你捐了五千元。而且他一直认为你练兵、打仗都不错，对你的印象很好，只是认为你思想有点“古怪”，也有点“骄傲”你要多注意。”他又说：“我们同事多年，知道你家里人口多，孩子们小，应积蓄一点钱给家用，但感到你很少考虑到这一点，同僚们都不大理解。”他这一席话，使我从此提高了警惕，以后我在言行上再不能粗心大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