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童年食趣 -- 燕人

网友能饮一杯乎的系列文章《童年记吃》，于轻松幽默的文字中透露出时代的沧桑。我看了不禁手痒。我的年纪比一杯大兄还差不少，但也是文革中出生。在此接着一杯大兄的题目，也回忆一下当年吃过的好东西。

我出生于河北保定。父母工作忙，把我留在姥爷家。关于食物的最早记忆，是三岁左右的时候，一次早饭吃的红烧猪爪和米饭。饭碗中雪白的米饭上面一只酱红色的猪爪子，这幅色彩鲜明的画面在脑海中是永不褪色了。因为我再未吃过这样的猪爪，我猜想那是过年的时候姥爷从外面的饭铺买回来的。红烧猪蹄的要点在于糖色和火候。只要小火慢炖，保持水将沸未沸的状态。在这期间，你去读书，上网，聊天，陪孩子玩，都不碍事。可是你如果火力猛，锅中水烧干了再添，那就不是味道，还牵扯你的精力了。

我五岁时，我父母要我回到他们身边。于是我姥爷姥姥带着我从保定出发，坐火车去大连。我的一位姨夫送我们到北京站，直到傍晚火车离开站台前一直陪着我们。我姥姥拿出一个馒头，把咸鸡蛋夹在中间，交待给我姨夫路上吃。我当时大概流了口水。要说咸鸡蛋实际上不如咸鸭蛋更有味道。因为鸭蛋的腥气为食盐所中和，反倒发出一种鸡蛋所没有的香气。而且鸭蛋的脂肪含量高过鸡蛋，所以咸鸭蛋黄会呈现更多的红油。但是伟大的中国人民最善于适应环境。北方鸭子少，自然用鸡蛋代替鸭蛋。实际上我还见过咸鹅蛋。

快六岁时，我母亲生了我弟弟，在家里坐月子，天天吃红糖水煮鸡蛋，用一个大搪瓷缸子盛着。有一天我突然人性发作，对我母亲说，你不是要我们节约，不要浪费吗？你怎末天天吃鸡蛋，多浪费啊？我记得我说这话的时候有点不自然。我母亲微笑着说，那你就吃了吧。我这才如释重负，把鸡蛋连着红糖水都倒进肚子里。我有点馋大发了。吃在嘴里才知道红糖水鸡蛋并没有甚末值得向往的。还好我人性只发作了一回。现在想起来，如果有第三者在场，他会怎样理解这个逆子的行为呢？我一生中再没有做过忤逆母亲的事情，可见教育会改变人性的自私本质。

据说我小时候喜欢吃肉，特别以肥肉为快，在我姥爷家时每饭必嚷：我要大肥肉。到大连后，一次饭后出门疯跑，把吃过的饭都吐了出来。我母亲说着这是因为我吃肉后喝凉水，又被冷风灌着了。从此后我与肉类绝缘，直到上了大学后才重新开始肉食。那个时候我父亲在军队服役。文革中军队的待遇似乎好过地方。至少在食品供应方面。军队的粮食供应与地方是分开的。我父亲每月有足够一个成年人食量的大米和白面指标，即所谓细粮。而我母亲的地方居民粮食供应本上只有几斤大米和白面，其余的都是叫做粗粮的玉米面和高粱米。我父亲同事中有家庭饭量小，用不完配额的，就会把剩余的细粮指标转给我父亲。这样我们从小吃大米白面长大，吃粗粮倒成了改善生活，让我的同学们羡慕不已。每逢过年过节，我父亲就领回一些食油和肉类。有时还有活鸡。我们邻居有一位叔叔，在院子中拿菜刀剁鸡头，没有砍准，那只大公鸡狂叫着跑了很远，流了一地的血，把我们看得目瞪口呆。我父母好像杀鸡还行，但是烧菜不行。每次都是毫无例外地把鸡剁块煮成一大锅。有一次是母鸡，我父亲就捡母鸡肚子中的小蛋子给我，说是鸡蛋，不过味道好象是蛋黄之类。他还说鸡头中有秦桧，要我吃这个坏人。他可能是为了提高我对鸡头的兴趣，但是没想到我没有解放军战士那般的勇气。最恐怖的记忆是有一年春节，父亲单位分了一只白花花的生猪头。我父亲用一把斧子来对付它。砍的结果如何我不知道，只记得有很碎的猪头肉与白菜拌着吃。我吃的时候特别小心不要碰到那猪头肉。

我父亲单位有专门为军队干部及家属服务的商店，叫做军人服务社，经常有新鲜的海鱼出售。因为我不吃肉，加之大连的肉类定量供应，我母亲尽量多做鱼类给我们兄弟吃。那时渤海的海产还很丰富，带鱼和偏口鱼是最主要的两种鱼类，而且都是身体扁平，个头不大，适合油炸来吃。海鱼刺少，只要用嘴把鱼两侧的鳍骨衔去，就可以大快朵颐，这与我长大后吃淡水鱼的感觉完全不同。可惜现在渤海的带鱼（大连土话叫作刀鱼）已经很少见，全国最大的舟山渔场的带鱼产量都远不如昔。

我六岁的时候，跟着我父亲出了一趟远门，到大江南北转了一圈。出门的原因是我父亲要给做外调。那时候，考察提拔干部很严格，有时会需要外调，即到该人的出生地去调查有关的情况。我母亲在工厂上班，没有办法照料三个孩子，因此只好由我父亲带我出门。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这次远行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因此我建议作父母的朋友们有机会带孩子出门旅游，特别要去外地，这可以开阔孩子们的心胸和眼界。当然这种变化是潜移默化的。你如果带孩子出门跑了一趟，不要指望孩子会立即脱胎换骨。我出门的费用问题，我想应该是我父母承担的，因为在交通途中，如果座位上有人，我会坐到我父亲身上。晚上住店的时候，我与父亲睡一张床。这件事情中唯一不合理的地方，就是我父亲本该在工作时间专心的，但是他不得不照顾我。我不知道父亲是否因此受到批评。

从大连到南方各地，必须去北京转车，因此我们首先到了北京。在北京，我父亲领我去了一家饭店吃饭。吃饭的人很多。我父亲点了一样红彤彤的东西和小米粥。我现在知道那叫炸糕，当时我父亲说这是北京小吃。炸糕算是北方叫法，一般有三种：江米面，即糯米面；烫面，即用沸水和的麦面；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粘性的黄米面，以内蒙山西比较多见。天津小吃三绝之一的耳朵眼胡同炸糕是江米面的。北京炸糕大概以烫面为常见。我记忆里这个小吃外皮有点哏，里面是红糖馅，实在不很可口。这或许可以归罪于文革？

我们坐火车过长江的时候，我父亲就提醒我看大桥。南京长江大桥是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象征之一，特别对于那个年代的中国人，这种自豪感是不言而喻的。我想我父亲和同行的叔叔都想亲眼见识一下壮观的南京长江大桥吧，因此在南京停留了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父亲给我要了一碗汤面。我正要吃的时候，饭店里跑来三个要饭的小孩子，岁数与我相仿，其中一个是豁唇，即俗话说的兔子嘴。我大概是有点害怕，又有点同情，因此我不想吃，要我父亲把面送给那个豁嘴小男孩。我父亲很生气，硬逼我吃了几口才作罢。我看到那小孩子高兴地抱着面条坐在饭店的台阶上，与同伴说笑。晚饭后我们乘公交车去看南京长江大桥。大概与汽车售票员交流得不清楚，我们被建议在引桥的位置就下了车，走了好远才看到巍峨的桥头。我父亲和同行的叔叔原先准备走到桥中央去，但是路实在太远，只好打消了念头。

我父亲要去的地方之一是江苏常州。那是一个中午，正是午饭时刻。我父亲带着我去找人联系。我们走过一段很繁华的市镇，生意兴旺，人声鼎沸。我们不得不穿过一家饭店，因为这个饭店修在一个路人必经的桥上，就像意大利那种修在桥上的商业建筑。我紧跟在父亲背后，走过人们的饭桌，看见人们在热烈地交谈，甚至记得一张桌子上有一盘红色的虾，那种虾的鲜香好像笼络了我，我不得不转过头去瞧上一眼。我父亲跟人谈妥了事情，晚上又领我去那里吃晚饭。那是一家工厂，工人们就住在工厂旁边。晚饭应该很丰盛，但是我只记得一大碗白白的丸子汤。因为在当时的我看来，它比较古怪。我不想吃它，所以反而记住了。我父亲后来说那是鱼圆。

后来我们去湖北。因为我父亲的堂兄在湖北鄂州，因此他把我送到那里，在堂伯父家住了一周，这样他就自己去办事了。到鄂州的当晚，我大概吃到了人生中最高档的鱼。我只记得切成小方块的净肉，酱色清甜的味汁，就着大米饭十分可口。我父亲后来告诉我那就是毛主席说的武昌鱼。

引一段网上记载：

武昌鱼

又称：樊口鳊鱼，学名团头鲂

产地：鄂州-樊口

特点：背厚鳞白，口宽鳍短，尾柄较高，腹内无黑膜，肉质肥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常食用，对于贫血症、低血糖、高血压、以及动脉血管硬化等疾病，有较好的预防和辅助治疗作用。

相关故事：鄂州在三国时期，属于孙吴统辖范围，时称武昌。因吴帝孙皓意欲将都城从建业（南京旧称）迁至鄂州，众臣皆不愿，左丞相陆凯在奏章写道“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在建业死，不止武昌居”，极力劝阻吴帝放弃迁都，“武昌鱼”之名，由此而来。现在闻名全国的武昌鱼，其实是鄂州鳊鱼，这是朝代更替、地名变更而造成的一个误会。

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有诗句曰“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凭借这句诗，为文人骚客豪商富贾所好的武昌鱼才会为大众百姓所知。至少我相信我父亲是如此。

我父亲办完事情回到鄂州，堂伯父领着我们去了当地一家佛寺，那里出产名闻千年的东坡饼。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家寺庙的名字是鄂州西山古灵泉寺。据传说，苏东坡被贬到黄州时，与这家寺庙的和尚们往来不断。有一次庙里无点心奉客，方丈遂命人用新麦面擀成薄面片，再搓出波纹状，以新芝麻油炸过后，撒上蔗糖，请东坡居士品尝。这个东坡饼如此流传下来，而且只在这家庙里才有制作。这个饼的原料都是就地取材，妙处旨在一个新鲜。波纹状的面片是为了砂糖不致滚落。党和国家领导人董必武、李先念、陈毅等曾先后在西山古灵泉寺品茗尝饼。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古灵泉寺方丈融广法师请本寺素斋烹调高手融和法师亲制东坡饼一盒，奉献给毛泽东主席，时中共中央办公厅曾来函致谢。文革当中，和尚们都被要求学习毛主席著作，因此我在庙里的大影壁上看见毛主席语录，和在影壁下默诵的和尚们。那时我还不知道和尚是甚末种人。一下子看到这末多光头，打着绑腿，穿着黄胶鞋的大人们，心中的震惊是不用说了。不知道那时这个寺庙是否照常对外营业，但堂伯父本人是当地驻军的一位领导，因此毫无问题买到了新鲜的东坡饼。包装简单极了，只是一个塑料袋子，里面衬一张油纸。我父亲把这个袋子用手拎着，带着我去上海办事。回大连的时候路经保定，把这袋子东坡饼送给我爷爷奶奶。我姥爷姥姥的礼物是一只在上海买的包装很漂亮的盒装点心。我相信这点心绝对不如东坡饼。

从南方回来后，我就去幼儿园了。一周回家一次，从此过上了集体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