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 转载说明 -- 温雅颂

当年的北京郊区，基本上每个自然村就是一个生产大队。每个生产大队下面再分若干小队，一般就叫生产队。陀头庙共有六个生产队，我被分在了二队。

二队位于村子的东北角，是全村最穷的生产队。当时各生产队的人数差不多，土地条件也差不多，自然粮食产量也差不多。二队之所以穷，主要穷在缺乏副业。二队只有一台手扶拖拉机，拖拉机手是队里老车把式的儿子。我在队里的时间，只见过他有数的几次。平时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外面跑运输，用当地的俗话讲叫“拉脚 ”。用一台手扶拖拉机“拉脚”，就是二队唯一的副业。

陀头庙村民以姓杜为主，几乎占80%以上，可见历史上是从一个祖先传下来的。因此在村里看到花白胡子的老头管穿开裆裤的小孩叫“爷”也就一点也不稀奇了。

下了乡我才知道，当地农村有个词叫“穷大辈”，是说穷人家一般辈份都大。想一想其实也很有道理，国人很重视传宗接代，农村又是孩子多劳力就多，因此只要是力所能及，都恨不能让孩子早早就结婚。而穷人家往往因为没钱娶亲，早婚不成，富人家都抱上孙子了，穷人家说不定还打着光棍，这样几辈下来，穷人家的辈份自然就高起来了。我们二队的队长，六十来岁，就是这样一个“穷大辈”。他的辈份究竟有多高，几次问过老乡，但从来没人说清楚过，总之是比所有人都高得多。队长为人正直，在村民中很有威信，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按照当地的规定，队长，会计都算干部，是不需要下地劳动的，但他只要没别的事，总会和大家一起下地干活。可是，老队长不苟言笑，嫉恶如仇的性格，也使他没什么关系网。我在前面提到过，生产队主要靠副业赚钱。像陀头庙这样一个位于远郊平原产粮区的村子，既没有种蔬菜卖给城里人的地利，也没有山区农村采集山货到城里贩卖的条件，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干的副业似乎只有“拉脚”，而“拉脚”却是一个非常依赖关系的副业，能不能总有活干，挣钱多不多，都由关系来定。因此可想而知，二队自己恐怕没有能力找到“拉脚”的活，只能靠其它生产队的关系，那就只能是别人吃肉，自己喝汤了。记得老毛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这话用在二队，也是很合适的。

尽管老乡们辈份分得非常清楚，彼此该用什么称呼就用什么称呼。但我们知青是外来户，没法按照老乡的规矩称呼他们，所以我们就根据对方大致的年龄，大爷，大叔，大婶，大哥，大嫂，大姐之类的一通乱叫。老乡们对此也不以为怪，任我们随便乱叫了。不过，当时村里大多数人的辈份彼此还是差不多的，估计解放前都是下中农吧，这从他们名字中就可以看出。他们多数都姓杜，取双字名，头一个字按辈份排，大部分我们称为“大爷”的人，其辈份字都是一个“廷”字，叫杜廷Ｘ，而年龄和我们差不多的小伙子们，其辈份字都是一个“尚”字，叫杜尚Ｘ。辈份再高或再低的，因为人数少，平时难得听到别人叫他们的名字，我们也没有为此专门做调查，所以我就不知道了。

村里的劳力分整劳力和半劳力，一般青壮年男劳力都是整劳力，女人，老人和未成年的劳力根据其具体情况再定。整劳力干一天挣六个工分，半劳力出工一天能挣多少工分也因人而异。知青作为一个特殊群体，都不算整劳力，男知青干一天挣五个工分，和村里女青年一样，女知青干一天挣四个工分。

在我们去的前一年，二队的工分值是每个工分五分钱，也就是说一个整劳力干一天只能挣到三毛钱，男知青则能挣到两毛五。一个月不休息的话则只能挣到七块五。显然，单靠知青自己的力量，第一年挣到的工分，绝对不够自己第二年的口粮。而且，农活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有时忙，有时闲，忙起来的时候，知青要是不出工队长会找上门来骂你去出工，但要是闲下来时，只要你出工稍微晚了点，队长就拒绝给你派活，那你一天的工分就没戏了。其实想想也有道理，农闲时大家出工其实就是为了混工分，队长还必须绞尽脑汁地找活给大家干，自然是出工的人越少越好。而且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村民就靠着这点工分活着，而知青总还有父母的接济，当队长的也不能让知青抢了村民的活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