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求助】谁能来讲一下文明冲突论？ -- 赵括他弟弟

1995年以前，世界流行着儒家文明优越于基督文明的说法，我记得1993年我还在某学院读书的时候时我的哲学老师非常郑重的跟我们介绍了这个国际上流行的观点

1995年，克鲁格曼在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季刊1994年第九期上发表文章《奇迹的神话》认为亚洲的经济增长其实是建立在沙滩上的神话，他引用了1994年美国经济学者杨（Alwyn Young)对亚洲四小龙的1966-1990年的经济增长的年平均技术进步率（TEP增长率）分别为2.3%、1.7%、0.2%及2.6%，这些数字相对于8%-10%的经济增长率是很小的，因此克鲁格曼认为亚洲经济增长来源于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和因为高储蓄率导致的资本投入的增加，这样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但是杨的数据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比如瑞士联合银行用1970-1990年的数据进行重新分析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的研究结果是亚洲四小龙和泰国的的平均全要素增长率在104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前12位。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中，全要素增长率与投资因素的重要程度不相上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调查东盟国家的时候也有类似的结论

两种完全不同的结论，应该相信谁的呢---我认为后者的结论显然是更有说服力，因为四小龙的技术进步是有目共睹的，韩国台湾新加坡在高新技术领域也占有了甚至是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有一些竞争力很强的大企业，认为四小龙的经济增长完全依赖投资和劳动力的增长而增长（粗放的增长）是不能让人信服的

但是1997年，东亚、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了，克鲁格曼的有争议的观点一下子就被人们给抬到了很高的高度，人们纷纷对克鲁格曼的“惊人的洞察能力”表示敬佩

东亚东南亚金融战在明面上看是一场金融领域的冲击反冲击的斗争，而在这个的背后，国际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对东亚金融模式甚至是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甚至是东亚文明的一场强烈的声讨

他们申讨了什么呢

第一，政府主导型的融资制度

第二，紧密的银企关系

第三，间接融资占优势的融资体制

第四，出口导向战略

在这场声讨中克鲁格曼的声音同样的是非常响亮

他用博弈论中的道德危害模型来说明东亚的政府对企业有太多的干预，导致了太多的“父爱”，他说政府公开或者暗中的对金融中介机构的债务提供担保，导致金融中介机构的“道德危害”行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了以后克鲁格曼就再也没有抨击这样的政府公开或者暗中的担保所导致的金融中介机构的”道德危害了，反过来，他对政府的反应的迟缓大加抨击，这是值得玩味的

东亚金融模式的被国际机构所抨击的几个特点其实恰好体现了儒家文明的特性

儒家其实是一个强调中央权威，以及上下和谐的一个文化体系，或者说价值观，儒家文化伴随着东亚的长期的中央集权的历史，地方对中央有更多的归属感，中央也对地方也更多的责任感

表现在金融领域中，就是政府出台有力的指导政策为金融企业提供指导

儒家文化强调的和为贵，和关系的重要性，导致了东亚文明非常重视各种关系的构建，日韩金融模式中的银行和企业的紧密的关系是这样的关系型文化---儒家文化的一种体现

而西方的个人和个人之间法人和法人之间则主要强调彼此的契约，体现为一种商业法律关系，银行和企业之间往往只有契约关系，这导致了银行和企业协作相对东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

由于东亚银企关系紧密，所以企业可以更方便的获取银行的贷款，这导致了东亚融资的间接融资的比重更大很多

为了打击东亚金融，美英联合出台了据称是为了增强金融银行的抗风险能力的巴塞尔协议，改协议规定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这个巴塞尔协议对日本的金融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直接的造成了日本金融泡沫的迅速扩大，因为日本银行需要扩充资本金，就上市炒作地产，结果泡沫越吹越大

巴塞尔协议之所以不利于东方企业（中国各个银行当初为了达成巴塞尔协议的要求，银行匆忙低价上市，结果被人家白赚了非常的多）是因为巴塞尔协议中对风险资产的风险权数的规定是充分照顾西方企业，而十分不利于东方企业

巴塞尔协议规定商业贷款的风险权数是100%，而房地产贷款的风险权数是50%，东方银行因为间接融资比重大，即商业贷款多，天然的就难以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而西方金融企业的业务则风险权数小，他们要达到该协定的难度就小得多

为什么说东亚金融冲突也是一场文明冲突，因为各个国家的文明特性的不同会导致各国采取适应于本国文化的不同的经济（金融）模式，抨击其他国家的文明，鼓吹该国放弃自己适应于自己的文明的经济模式就可以让对方经济遭到沉重打击，美国人大肆的鼓噪华盛顿共识，其实就是想把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础上的华盛顿共识确立为全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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