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读书笔记·左传】梳理1:姓氏 -- 青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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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读书笔记·左传】插花2:发生在鱼台的故事

读左传的一大后果就是对山东的各处地名异常敏感,比如说最近很红的一个新闻,是说一个大街上卖包子妇女给自己上社保的时候偶然发现自己这个前医科毕业生之所以沦落到卖包子,居然是因为十几年前毕业的时候被人冒了她的名,顶了她的工作,并由此偷了她的人生。这件事情发生在山东鱼台。

山东鱼台,春秋时叫棠,关于这个名字的事件是左传里我一直没有弄明白的一件事儿。

春秋载,鲁隐公5年春,隐公“矢鱼于棠”。左传进一步解释:公将如棠观鱼。”根据杨伯峻先生的注释,矢鱼即以箭射鱼;观渔则是观看打渔。不管自己动手没有,大致的意思差不多,就是说隐公大人对棠地渔业生产十分感兴趣,要亲自前往视察一道。本来这也没什么问题,但这么件事儿被惜墨如金的春秋专门提出来就很值得深究了。所以左传中专门用了相当篇幅来详细叙述这件事情被记载的原因:

话说隐公要去观渔,大夫臧僖伯坚决不同意,并且长篇大论说了一大堆道理来反对(这篇大道理也很有名,有兴趣的同学请自己搜索《臧僖伯谏观鱼》看原文)。这段话的内容大致有三层:1,作为国君,您该关心点儿上档次的事儿。一介国君不上档次会乱政。2,咱农业立国,三农问题是国家大计,农忙时节你国君就不该出去玩去。3,国君一动那就是兴师动众,你不能随随便便就出门。而且你国君该过问的是能在祭祀上当做重器的事物,那些不能再祭祀上使用的平凡事物你就不该去琢磨它。

老实说,这段话俺看了八遍,只得出一个结论,臧老先生的意思只有一个:观鱼这种低级趣味的活动你当国君的就不该去做。

隐公的反应很好玩:谁说老子低级趣味去了,“吾将略地焉。”俺是要调研去。

臧僖伯是孝公的儿子隐公的叔叔,老先生被隐公一句话噎得上不来气,一生气顶回来:“要去你自己去,老子身体不好,不奉陪鸟。”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么简单,至于隐公观鱼观出什么新鲜来,无论春秋还是左传都没有记录,所以重点其实就在隐公要观渔这件事情本身。本来,左传就是为春秋左的解释,所以臧僖伯的这段话就是春秋记录这件事情的原因,而且在后面左传还有一句话:(春秋之所以记载这件事情,是因为)非礼也,且言远地也。

这两日的新闻说德国交通部长开着公车出去度假,结果把公车给丢了,引起德国民众大为不满。鲁隐公虽然没有把自己的座驾给弄丢了,但这事儿还是引起鲁国一片非议,上至卿大夫,下至史官文吏,都有非议。那么,为什么鲁隐公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呢?

这件事情让我感到疑惑的是臧僖伯和史官的态度似乎有点小题大做。春秋之时弑君犯上杀人放火的事儿多了去了,也不过一两句话就解决了,就算鲁隐公贪玩好享受这也未免太郑重其事了。而且鲁隐公并非一个任意妄为的人。须知他是替他弟弟桓公摄政,他对自己的身份非常明白,行事始终谨遵礼法,不越雷池半步。比如该国君出席的场合,他自认不是国君便绝不出席。比如他对仲子姑娘的厚葬和对自己母亲声子去世的低调,以及他在位十一年过程中应对周边几个国家争端时所表现出来的明智谨慎,凡此种种很难相信这个人会无缘无故不顾反对地跑去看打渔。

所以还是老规矩,时间地点横向看看这个如棠观鱼的前后左右都有些什么事件发生。

首先,关于略地一说。左传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儿:隐公元年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也就是说费伯这位同学带着自己手下兵将在郎这个地方修城墙,其实说白了就是私自把朗占了。根据杨伯峻先生的注释,费伯的封邑在今鱼台县旧治西南,郎这个地方则在鱼台县旧治东北十里。我前面说了,棠就在今天的鱼台县,鱼台县新治西南就有观鱼亭。查了一下地图,鱼台县旧治王庙镇在新治西南十公里左右的地方,则费伯筑城的郎和这个观鱼亭实际上是非常接近的。所谓略地,去郎考察是必不可少的。

关于费伯城郎,左传中还有一句话,“不书,非公命也。”原来费伯同学在未经隐公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在郎修城躲猫猫,那么隐公去那儿打个酱油啥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看隐公时代,有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隐公不好做啊。从元年开始,到他死,随处可见的是例如费伯不得公命就自己做主盖城的,还有公子翚公子豫这样不顾老板反对,自己一高兴就带着小弟出去打仗的,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和隐公本非正主乃为摄政有关。所谓政令不出XXX,地方和中央的矛盾历代皆同。

回过头再来看看,所谓公子翚,公子豫,从名字都看得出来是某一代鲁王的儿子,费伯则是鲁懿公的儿子隐公的表叔,加上前面大唱反调的臧僖伯(又名公子驱)是隐公的亲叔父,不难看出当时鲁国贵族集团对于隐公的执政实际上是非常不配合的。

除此之外,再来看看别的因素。

根据杨伯峻先生的说法,棠在鲁国和宋国的边境地区。这就有必要复习一下隐公和宋国的关系了。以前说过的,隐公的母亲是宋国人,桓公的母亲仲子也是宋国人,隐公老爸惠公的元妃孟子还是宋国人,照理说宋国和鲁国的关系应该非常好才对,但是不,在左传的隐公元年就说到,由于惠公死时鲁宋两国正在交兵,所以惠公当时都没有好好安葬,直到隐公即位后,在元年九月(春秋中即位第二年为元年)与宋国讲和后,于同一年十月才重新安葬了惠公。

由此亦可见隐公即位之时,鲁国实际上算得上是内忧外患了。(跟人家打仗打得连国王都没办法好好安葬,狼狈可知)。

回到隐公五年,这一年还有两件大事,就是仲子廟建成。仲子是宋武公的爱女,是惠公的夫人,是桓公的母亲,还和隐公本人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因此仲子廟成的考宫是一件牵涉到两国的大事。尤其,在鲁宋两国刚刚和解五年的时候。那么隐公到棠去看鱼和宋国有没有关系呢,书上没说,俺不知道。但就在隐公郑重其事在考仲子宫时破例用大礼的同时,邾国和郑国联合攻打宋国,宋国派使节来向鲁国求援。

这也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隐公的情报得知邾国和郑国的大军已经打进了宋国国都的城郭,宋国来求援的使节却还撒谎说两国联军没有进城,隐公怒,说你求援也得有点诚意是不?既然骗俺,俺就不帮你了。这件事情的疑点也甚多,当时有没有电报,宋国国都发生的事情传到鲁国的国都怎么得有些日子,两边的消息有出入本不是什么奇怪的,居然成为隐公不救宋国的一个理由,尤其这件事情和仲子宫的大礼联系起来,就更加扑朔迷离了。别问俺,俺也不明白。

最后说一下,关于隐公如棠观鱼,左传还有一个非议,是说棠地远,不该去。可是俺查了一下地图,鲁国国都曲阜和棠所属的鱼台县都是济宁市下的行政区划,曲阜到鱼台县的直线距离六十公里,中间隔着微山湖,绕道济宁,全程不过一百三四十公里,即使在古代交通不便国君出行又拖家带口不方便,也决不能用远来形容。遍观春秋,去得比这远的多了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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