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 邓公诞辰杂感 -- 巴山夜雨

　　1980年初秋，邓小平同志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就当时国内外注目的重大问题回答了她的提问。这是小平同志在中国历史进入大转折时期进行的一次极不寻常的谈话。这次谈话语重千钧，如锤定音，不仅对国内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而且向世界发出了明确的信息，影响极为深远。当时，我作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组织安排了这次采访，并亲耳聆听了小平同志这席谈话，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而今哲人长逝，音容笑貌宛在，谨忆片断，以表无限怀念之情。

　　我记得法拉奇是于1980年早些时候向我驻意大利使馆提出采访申请的。她听说小平同志要辞去副总理职务，退居二线，觉得无论如何也要在这之前来采访一次。是年约50岁的法拉奇以善于抓时机采访国际政坛风云人物闻名于世。她走笔天下，曾采访过2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要，阅历丰富，又有很强的个性，被认为是一个很难对付的记者。她专门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采访对象。一旦确定，事先总要进行充分准备，查阅大量有关资料，准备提出的问题。她提的问题往往十分尖锐，也可以说是刁钻刻薄，有时简直是挑衅性的。基辛格博士接受过她的采访，对她的印象颇为不佳。对这样一位记者要求采访邓小平同志，我们是很犹豫的，开始并未马上同意她来采访。当年9月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应邀访华，意大利方面也推荐法拉奇来华，更增加了她申请采访的理由。她说，先来采访邓小平先生，并像往常一样向全世界发表邓的讲话，有助于意大利总统访华的成功。

　　法拉奇采访申请被接受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小平同志确实有话要说。当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全国在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指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加快现代化建设，并初见成效。然而在不少重大问题上党内外的思想还有待统一，国外还存在着许多疑问，特别是对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央决定要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虽然经反复讨论，认识尚未完全统一。在这样的背景下，1980年8月21日，小平同志便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她。有些出版物说成是法拉奇直接到中南海求见，邓小平是临时决定在他的办公室接受法拉奇采访，这并不符合实际。

　　她采访小平同志当然是有备而来。而小平同志也正有话要说。关于这次采访的国内问题部分大体已摘要发表，并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成为干部学习的重要材料。记者提问是围绕对毛主席的评价展开的，从各个不同角度，层层深入，紧迫不舍。她一开始就说，来到北京发现中国变化很大，毛主席的像少多了。接着提出“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还提出毛主席同“四人帮”的关系如何、毛主席的错误追溯到何时、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等等，问题一个接一个，刨根问底。而小平同志从容不迫，顺势抓住对方提问的要害，一针见血地阐明了一系列重大的原则问题，问答之间，机智巧妙，精彩纷呈。

　　小平同志斩钉截铁地对法拉奇说：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

　　至于“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他接着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分析了毛主席晚年犯错误的原因主要是“左”的思想。这时候毛主席接触实际少了，没有把过去他自己倡导的良好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小平同志又以平静的语调，直率地指出：“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毕竟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导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就毛泽东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搞“文化大革命”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毛泽东主席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毛泽东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泽东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法拉奇听了小平同志对毛泽东主席所犯错误的说明后，单刀直入，说“西方有人评论，中国下一届党代会可能类似苏共20大，你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并直截了当地问道：“你们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

　　小平同志听后坦然地付之一笑，随即从正面谈道：“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法拉奇从小平同志的谈话中得到了中国如何评价毛泽东主席的权威信息，但仍然心有不甘，便把话题转向涉及邓小平与毛泽东个人关系的问题：“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小平同志坦率地回答说：“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接着，小平同志风趣地谈了他三下三上的经历。

　　法拉奇听了以后感到有些惊奇，又好奇地问：“这里有什么秘密没有?”

　　小平同志爽朗地笑着说：“没有什么秘密。就是觉得我这个人还有点用处。虽然有错误，但总还有点用处。”

　　法拉奇又问：“很奇怪，你从来没有被他们抓起来，没有开除出党，你是否担心他们会杀死你?”

　　小平同志坦然地说：“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

　　法拉奇马上火上浇油地问：“当时你是否非常气愤，希望报仇?”

　　小平同志非常冷静地说：“我这个人从来不大喜欢气愤，气愤也不解决问题。有不少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活下来?我说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还可以告诉你，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一九七三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务。”

　　接着，法拉奇又问及周恩来为何一直能在台上掌权?

　　小平同志怀着敬佩的心情恳切地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这时已近中午。小平同志谈兴正浓，言犹未尽。小平同志突然提出，是不是再谈一次。法拉奇求之不得，忙说：“好极了!”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下，原来法拉奇到北京后，就提出过最好谈两次，我们没有同意。我们考虑到小平同志工作繁忙，抽出半天接受采访已属不易，不可破例同意她的要求。我们也没有向小平同志反映她希望谈两次的要求。这时小平同志主动提出再谈一次，看来是因为法拉奇所提的问题，正是国内老百姓普遍关心，国际上非常关注的问题，法拉奇要求采访时有言在先，采访记将全文发表，这是一个好机会。

　　8月23日上午，小平同志又就法拉奇提出的有关国际形势、党际关系和对外开放等问题谈了他的独到见解。法拉奇听得入神，不停地记笔记。而这些问题并不是她采访的重点，她又冒出一个问题：“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多少分?”

　　小平同志不假思索地说：“零分以下。”

　　法拉奇顺势又问：“你对自己怎么评价?”

　　小平同志微笑而谦逊地说：“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

　　两次谈话共4个小时。法拉奇对所提问题都得到直截了当的切中要害的答复，喜出望外。采访是用英语进行的，但法拉奇是意大利人，感到要用英文发表把握不大，要求当时担任翻译的施燕华同志帮助进行校核。为了帮助她确切了解小平同志讲话的意思，选择确切的英语表达方法，花了比采访更多的时间。

　　法拉奇的采访录很快于8月31日和9月3日在《华盛顿邮报》上分两次全文发表，很多国家报纸纷纷转载，引起巨大反响。普遍认为“这是邓小平历史性的、出色的答记者问”，“无论从谈话的内容，还是从谈话的风格来看，都是世界上少有的。”法拉奇本人也非常得意，她说：对邓小平的采访是她“一次独一无二、不会再有的经历，在我的‘历史采访者’中，我很少发现如此智慧、如此坦率和如此文雅的。邓小平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中国的领导人中有位邓小平是非常幸福的!”意大利总统府的秘书长马卡尼科更是赞不绝口地说：“法拉奇是个难以对付的人。她同不少领导人在采访时都谈翻了，可是她对邓小平特别钦佩、尊敬，这很不容易。”

　　小平同志这篇谈话在党内外传达后，受到一致的拥护，大家都认为这样讲好，能接受，都感到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确实不能丢，也丢不得，丢了这面旗帜，实际上就丢了我们党的光荣传统。邓小平同志这一次不寻常的谈话已经过去17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这篇谈话的深远历史意义。

　　（作者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