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重新思考19世纪（一） -- 仰望未来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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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

载《书城》2009年第7期

英国恰恰是由于其“落后”，才造成了它19世纪的“先进”；而中国则是由于其“先进”，反而导致了19世纪的“落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布罗代尔（Braudel F）将1350－1650的300年时间，视为“漫长的16世纪”。这一长时段的划分，就是为了对应当时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明朝中国（1368－1644）在世界史上的辉煌地位，在他看来，所谓“漫长的16世纪”总体上看就是一个“亚洲、特别是中国主导世界经济的时代”。

与此相对应，社会史学家Arrighi G则提出了另一个长时段的分期概念—漫长的“19世纪”（1650－1915，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它标志着中国与欧洲之经济社会开始走向分道扬镳的道路，随之而来的就是：中国、亚洲的形象在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史叙述中”的全面贬值，中国和亚洲由“普遍的世界史”所指示的前进方向，由世界历史和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沦落为世界体系的边缘和“东方”，甚至“远东”。

构成“漫长的19世纪”的约300年，主要是指欧洲主宰整个世界的统治结构逐渐完成的历史过程。与基督教纪年上的“19世纪”不同，所谓“漫长的19世纪”，首先是一个以“世界体系”为着眼点的地缘政治范畴，它不是孤立地考察欧洲，而是考察欧洲发生的事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于“世界体系”的影响，因此，伊曼纽尔 沃勒斯坦倾向于用“延长的19世纪”来表述它，将19世纪“延长”，不仅仅是更有利于考察欧洲当下的事件对于“世界体系”的“延长的影响”，而更为重要的是―按照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解释—在“短促的20世纪”（1914－1991，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苏联解体）结束后，人类社会和历史仿佛又退回到了“漫长的19世纪”，或者说，按照他的洞见，实际上，人类至今依然没有走出“漫长的19世纪”。

世界体系理论提醒我们认识到：“现代”和“现代世界”并非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空间的权力结构，它指1500年以降世界空间结构的形成和运动，世界结构运动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武力和财富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平等和不平衡，与流行的“国际政治”视野中的所谓“全球化”不同，与人们所习以为常的社会理论也有所区别，它强调世界空间结构的形成首先是统治力量强制的结果，当然，它同时也是被统治力量反抗和革命的结果，因此，世界结构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更为重要的是：它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一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必须“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这种所谓社会理论诉诸的“一般规律”，其实也只不过是“相对的规律”而已，同样的，以强制和革命的方式改造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随后引发、造成了生产力变动，这则是另外一种“相对的规律”，正是这两种“相对规律”的互相作用，才能说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平衡和不平衡，才能说明这种相对的平衡和绝对的不平衡，是在真实的历史运动中展开的。而且，（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如果仅仅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那么经济学就变成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反过来说，如果只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经济学就变成了政治学和国家理论，而这两者都是需要避免的。

作为描述世界体系结构在不平衡中互动的中长期范畴，一方面，19世纪被称为欧洲内部社会结构的“大转型”（Polanyi Karl），另一方面，它也被称为欧洲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与欧洲之外世界的“大分流”（Kenneth Pomeranz），就前者而言，它意味着市场关系成为唯一霸权的“市场社会”模式在欧洲的形成，就后者而言，它意味着欧洲通过一种全新的“剥夺自然的方式”来剥夺全世界（剥夺殖民地资源以及煤炭的开采）。或者说，对欧洲内部而言，这意味着以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为政治主体的民族国家的兴起，而对外则意味着帝国主义的扩张。

实际上，无论对于欧洲还是整个世界来说，在19世纪欧洲兴起的，乃是一种新的霸权形式或者“新的统治世界方式”，而绝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和“经济模式”。居于这一新霸权核心并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首先也不是某一种新的“经济或生产”组织形式，而是以市民社会为主体的现代民族国家“政治主体”的兴起，是强权即公理的“文化霸权”的形成，是这种文化霸权以“现代价值观”的面目，通过帝国主义国家所频繁发动的战争得以普世化。这表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种简单化的论断，是不能解释漫长的19世纪所发生的变动的。

因此，当前世界史研究的如下观点值得重视：如Arrighi G等人指出，造成这种19世纪“大分流”或者“大转型”的关键因素，“起初并不是经济上或生产力方面的，而是军事上的”。它首先表现为中国与英国、欧洲与其他地区之间“军事和战争能力”的差别。正是这种军事和战争能力的差别，正是欧洲“军事霸权”的形成与“文化霸权”的形成，“强制性、或者说革命性地”修改并决定了欧洲人看待世界和中国的方式，从而奠定了欧洲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方式―而后才发生的欧洲在经济贸易方面独占式的“领先”和“优势”，只不过是“从质变到量变”，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欧洲看待、统治世界的方式而已。

因此，Arrighi G说：

随着近代欧洲军商合一的民族国家体制在168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中被制度化，中国的正面形象随后黯然失色了，这不是因为欧洲经济上成就有多么伟大，而是欧洲在军事力量上的领先地位。欧洲商人和冒险家们早已指出过由士大夫阶级统治的国家在军事上的薄弱，同时也抱怨过在与中国贸易时遇到的官僚和文化障碍。这些指控和抱怨将中国改写成一个官僚腐化严重且军事上不堪一击的帝国。这种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又进而将中国纳入西方对中国的政治想象中，从而使得中国由一个值得仿效的榜样，变成了“英国模式”的对立面，后者在西方的观念中日益成为一种意识形态霸权。

实际上，Arrighi关于19世纪欧洲“文化霸权”和“军事霸权”在互相强化中突飞猛进地增长的论断，可以看作是对马克思如下观点的运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构成“经济现实”的并不是抽象的“经济”，而是“物质的生产方式”与“一定的意识形式”的结合，后者包括特定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成”，既包括物质生产方式的革命，也包括欧洲资产阶级看待、统治世界的方式的转变。而在Arrighi看来，这两种变化（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实际上很难截然分开。而其中欧洲军事力量在漫长的19世纪的不断发展，则是促成这种总体性变化的最鲜明的动因。

而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论述可能更为简捷精辟，他说：

从世界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之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之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资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之后。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17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

我认为这种描述是符合事实的，尤其是：它比简单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论”更能真实地揭示19世纪发生的“大转折”或“大分流”的复杂性和总体性。

实际上，即使在18世纪的欧洲启蒙主义的视野里，中国的形象、特别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依然还是仰慕的对象，而不是“落后”的范本：欧洲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的根本目标就是打倒和终结封建贵族的特权制度，而消除封建割据、实现国家政令完全统一的中国君主开明专制制度，因此就成为欧洲启蒙运动所推崇的政治体制，这其实是十分自然的。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回顾欧洲资本主义的“史前史”时，曾经这样形象地说：“我们想起来了，当世界其他一切地方好像静止的时候，中国和桌子开始跳起舞来，以激励别人。”

例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经典著作中这样指出：在整个漫长的18世纪，对于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而言，“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只要读他们的书，就一定会看到对中国的赞美―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考试获得；国家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和知识分子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往神驰。”

托克维尔还指出，在漫长的16－18世纪，与当时处于战乱分裂的欧洲比较而言，中国政治上的统一（“大一统”）被认为是其强大的根本，它包括中国不实行欧洲式的贵族分封制度，国家统治者无需向贵族特权势力让步妥协，从而可以“不持偏见的”执政（唐之后，中国的皇子皇孙们不过是“衣食税禄”，并无形成“独立王国”之可能），也包括在中国世俗的、而非宗教的知识得以重视，“有用之术”而不是“出身”成为个人身份取舍的关键，这一条尤为科举制度所保证，特别是在1570年代之后，随着大量进口美洲白银，国税渐次收银，对官僚的支付从此为银，于是职田、公田制度渐归衰落，中央政府对于官僚―特别是封疆大吏的支配渐趋完全，而随着官僚制度遂以成熟，随着中央权力增加，随着大地主的分崩，中小地主遂得均分官僚地位的机会，其标志就是科举制度权威的确立。因此，在欧洲的启蒙主义者看来，如果中国有贵族的话，这个贵族阶级也只能是“世俗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封建贵族特权集团。而且，中国已经完成了宗教的世俗化，自春秋诸子之学到宋明以来的理学都不是宗教，而是哲学，无论是作为小地主阶级（士）的意识形态，还是作为文官官僚阶级的意识形态，其支配作用表明：人们可以根据“理性的法则”而非“宗教的权威”来处理、裁判事物和协调纠纷―尽管从春秋战国到宋明，所谓“理性的法则”一直是变化的。

令欧洲启蒙思想家们叹为观止的，当然不仅仅是这种开明专制的、理性的政治制度，而主要是指中国经济在19世纪之前所占据的世界核心地位，亚洲的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二，到1775年，亚洲生产着世界上80％的产品，也就是说，占人类人口三分之二的亚洲生产着世界上五分之四的产品，而同理―到1775年，占人类人口五分之一的欧洲人、非洲人和美洲人仅仅生产着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产品。直到19世纪初，这样的事实也并没有因为工业革命而改变。

而亚洲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就是由于亚洲的农业奇迹，它不仅仅表现为由皇帝带头，自上而下，“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近代欧洲“重农学派”认为，这种亲耕的文化象征仪式背后，实际上有一整套社会发展模式在―因为中国最高统治的象征是“神农”，这决定了统治者必须象征性地“亲耕”以及与百姓“并耕”，它因而预设了一个“劳动的共同体”，甚至预设的是“不劳动者不得食”初期经济社会主义理想。而根据《吕氏春秋·爱类》，“神农”的教义是这样的：

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也。女有当年而不织者，天下或受其寒也’，故身亲耕，妻亲织。

这说明农业的发达是一个“勤劳社会”的产物，但却不意味着农业的发达将造成社会必然停留在农业社会的阶段，农业的发达必然促使一部分过剩人口转而从事工商业，这是中国战国时代就已经发生的事实，而这导致了漫长的“重农抑商”的争论，今天，即使在商品经济极度发达的日本，其天皇依然保持亲自种植水稻的象征性传统。事实上，整个18世纪，亚洲的农业生产率2倍于欧洲，而中国南方则8倍于英国，杂交水稻的种植技术令每个欧洲的旅行者惊讶不已，18世纪20年代，法国人皮埃尔·普瓦夫尔就是这种中国农业奇迹的赞叹者之一，他所惊讶的是：为什么这么少的耕地能养活这么多的人口。皮埃尔 普瓦夫尔的中国旅行日记，后来成为推动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成为孟德斯鸠探讨中国问题的著作（《论法的精神》）的重要资料来源。

当然，中国并非独自做到了这一切，中国生产技术的领先，其实是广泛的世界交往和联系的结果，这同时表明：关于中华帝国“从来闭关自守”的看法，不过是19世纪中后期才在欧洲产生的。在《1421，中国发现美洲》这部登上纽约图书排行榜的杰作中，Gavin Menzies通过对大量的航海图的历史整理和考辨，揭示了16世纪以郑和大航海为先导的、由中国所缔造的世界经济贸易体系的形成。Gavin Menzies指出，大明船队的远航不仅是世界上第一次环球航行，更重要的是：明代庞大的船队装载着大量的学者，使得船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流动的海上实验室。而包括《本草纲目》、《永乐大典》这些百科全书的编纂，离开了大航海活动对于物种的收集、采集和编目，离开了系统的、大规模的科学调查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也正是通过这样的科学航海活动，大量的植物品种被引进中国，包括杂交水稻技术在内的巨大科学突破，因此最早在中国产生，这是中国农业奇迹的另一成因。而同一时期欧洲的情况则可以说是与中华帝国恰好相反，罗马帝国崩溃造成了欧洲经济和农业生产水平长期的倒退，“黑暗时代”导致的的科学和知识水平落后则加剧了欧洲的衰败，野蛮和无知更使得欧洲陷入绵延千载的军阀割据和混战。而与郑和航海所表现出的巨大的知识和科学旨趣截然相反，即使葡萄牙和西班牙为挣脱穆斯林封锁而开始的航海活动，也仅仅对金银和香料感兴趣，而对包括搜集和引进物种在内的科学活动完全不感兴趣―与中国的航海相比，后者不过就是纯粹的“海盗”行为。

作为英国皇家海军的退休领航员，Gavin Menzies与500年前那位资助了哥伦布航海的葡萄牙王子亨利有着共同的痴迷和爱好：大规模地搜集和研究航海地图，密切关注航海技术的变革。也正是对古代航海地图的熟谙，使得他具有超出一般的历史学家的洞见，从而得以窥见一般研究者难以接触到的历史秘密。Menzies的研究证明：亨利王子能成为300个欧洲贵族中唯一一个愿意资助哥伦布出海的人，其实绝不是偶然的，这主要是因为亨利搜集到了联系欧洲、美洲和亚洲的航海地图，而这些海图的出发地都是中国。亨利王子要派遣哥伦布去中国，明显不是受到马可·波罗传说的蛊惑，而是根据他所收藏的航海航行线路的指引，也就是说：把哥伦布引向美洲的，是明朝航海家遗留下的海图：

As I ended my researches in the Torre do Tombo，a mood of utter confusion engulfed me. I spent a misty evening sitting in a bar on Lisbon’s waterfront，Looking out at Henry the Navigator’s statue. His enigmatic smile was one I now understood. We both shared a secret: he had followed others to the New World.

Menzies在这里所提到的哥伦布所依据的航海图，是1424年制作的Pizzigano海图，这幅航海图对加勒比海域的情况标注的已经十分清楚，而哥伦布1492年10月24日的日记中，则更为清楚地佐证说：“根据我看到的海图，那些岛屿就处在这个地方”。同时，Menzies又根据朝鲜《强理图》的抄本，证明了早在1402年，――即达·伽马环绕好望角航行前80年，明朝的船队就已经到达好望角，《强理图》是根据中国明代初年的《混一强理历代国都之图》中加以日本、朝鲜地图制作而成，这本由明代中国所绘制的海图，忠实地反映了西非海岸的形式，如果说它与今天的高精确图有什么差异，那不过就是当时的海图作者没有考虑到西非海岸的海流速度而已。

在这些细密的研究的基础上，Menzies指出，郑和船队并非只到达了非洲大陆的东海岸，实际上，他们绕过了好望角，经过非洲西海岸，过美洲，经马格兰(Magellan)海峡进太平洋，而后才回到中国。

无论Menzies的结论是否最终能为欧洲史学家们所广泛接受，但确定无疑的是：正是明朝的航海活动将大量美洲的食物、作物从美洲引入中国，促进了全世界范围内的物质交流，这成为促使中国率先发生农业革命的外部条件。农业的高产量－食物价格的低廉－低工资（相对高的食品购买力）－高竞争力，正是这一系列相关和递进的关系，成19世纪之前东风压倒西风，亚洲压倒欧洲，印度的棉布、稻米，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席卷世界市场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衫原熏、小泽辉智和Arrighi将这种创造出亚洲奇迹的生产方式称之为与英国后来的“工业革命”不同的“勤劳革命”，并认为这是中国经济长期领先于世界的内部条件。

所谓“勤劳革命”，主要是指通过不断寻找、挖掘质优价廉的劳动力，来刺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Arrighi这样比较“勤劳革命”与“工业革命”说：第一，与向设备和机器投资不同，“勤劳革命”的模式特别强调向劳动力投资，以此培养劳动力的灵巧和协作精神，它主张“向高质量的劳动者要效益”。第二，与通过企业之间的竞争来削减成本，并最终造成大企业的高投资、高垄断的资本主义企业模式不同，“勤劳革命”的生产模式，是通过组织彼此利益相关的层层承包和转包体系，通过相关承包层之间的合作、而不是单纯强调竞争，最终将生产落实到小企业乃至家庭的灵活性、专门知识和低工资的结合上去，以这种合作的方式来不断削减生产成本。也就是说：通过壮大中小企业，而不是大的垄断企业来争取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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