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讨论】中国上古史的原始资料哪里去了？ -- 任爱杰

历史上对于春秋始隐的争议多入牛毛，什么说法都有，很多都是基于文义所引申附议之论，均有可取之处，但却始终无法取得公论，盖因过于追求所谓的“真相”反而将真相导入不可知的领域；我还是觉得公羊传中的叙述最为朴实也足可信，因为《春秋》说到底并非是完整意义上的史学著作，而是寄托孔子思想和为行王道而托空言于行事的一本哲学著作，它是孔子哀尧舜王道已衰，世间纲纪伦常尽失，然则自己的理论在当时无法得到认同，所谓“大道不行久已”，不得已托《春秋》以微言大义的形式完整的保留自己的全套思想理论，较之《论语》，春秋的体系更严密，也更能完整的体现孔子的王道思想，所以孔子才会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春秋本义加上《毂梁》《公羊》《左传》，已经可以形成一套完备的体系了，用于传授孔子思想足矣。孔子晚年作春秋，同时也传授《春秋》于众弟子，从《毂梁》、《公羊》两传的文法来看，与《论语》的一问一答有所区别，极像是众人一起讨论的结果。如孔子以春秋授弟子，要达到“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的效果，其所举实例必优先选择其所处时代之实例，或三代以降的可证之史料，盖因史料真实可信，所托之大义才更易被接受。从这一点来说，孔子选择从隐公开始春秋与公羊传的末篇是呼应的。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史学著作，他作为史学家的使命感要大于作为哲学家的责任感。用史迁的话说，他作史记是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意义不在于如孔子一般以物言志的形而上学，而是希望从历史中寻找人类社会在发展中的共通之处，即人类社会的最高准则和精神追求。因此孔子的作春秋是自上而下，以空言托于实例；而史迁是自下而上，由一般史实归纳总结普世原则，两者虽殊途，但目标和追求确有共通之处。

由上述论点可以推断，史记较春秋，无论是体系、规模还是文字都要纷繁庞杂的多，且孔子作春秋选择史料的原则是存而不疑，即使时代离去不远，但无法证实的也不予录用；但史迁的原则是疑而存之，很多内容如三皇五帝的传说，虽然没有文字依据，但口耳相传已久也无法确认是伪，史迁以最大的历史责任心将其收录进来，但在文字中加以甄别，如《五帝本纪》所述：

史迁在当代看到的文献中止于尧的记载，但在周游天下的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却无法忽视关于三皇的传说，并认为可以补尚书之阙疑，因此本着最大的审慎态度，经过仔细的斟酌筛选，将部分传说补录进来，但对两者的可信程度加以区分，其用意已经很清楚了。这是史迁作为史学大家，在当时的条件下所能做到的极致了。孔子作春秋如果采用史迁的方法，既要保留最大的信息量又要使之完全符合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那非得吐血而亡不可。

你文中说的伯御弑懿公的史实来推断孔子为了隐恶而将起始时间放到隐公时代，推论有点牵强，如果顺着你的思路，那也不必退到隐公时代，直接放到惠公时代也是可以的吧。我认为史迁将伯御弑懿公列入世家是为了说明周王乱了家法，自诛王命是导致后世诸侯不遵王命，伦常尽失的根源；进而推断嫡长子继位制在汉制中的合理性和进步性；而孔子作春秋的首义是正名，而隐恒之祸是孔子认为纲纪尽失，王道不存的关键性历史事件，所以春秋始隐。

PS：你的史料有一个小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