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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日期】2008年6月29日——7月4日

【第六篇·对策】

何当踏破双芒屐，却向昆仑望故乡。

--【近代】王国维

五十一

其实种族问题，在世界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是一个敏感问题。最近在美国的南部各州，就发生了中学里非洲裔学生和拉美裔 学生的大规模打斗事件。这两个种族的冲突，主要原因是两族青年人的教育水平都比白人和亚裔要低，所以在低工资、低技能、非专业的职位上进行竞争，而这种工作因为美国工作机会向海外流失，反而机会较少，竞争激烈。再加上作为少数族裔的拉丁裔，也加入了享受政府名额有限的少数族裔优先计划的行列，在本来黑人垄断的福利大饼中，虎口夺食。这样，面对近十几年快速增长的拉丁裔人口，非洲裔黑人不得不忧虑。

另外一个种族冲突就是发生在黑人社区，曾经有犹太人去黑人区开商店，赚了黑人的钱后，就到富人区买房买地，完全对黑人社区的发展没有反馈促进贡献。而当犹太人赚够钱撤出后，韩国移民又故计重施，从而引发了在洛杉矶的黑人针对韩国裔的冲突事件。

其实中国的各种族间要和谐得多，比如在多民族区的云南，广西和贵州等地，很少听到这类民族冲突事件。而在青海和甘肃发生的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不合，也不是很难解决。这个问题本身出现的原因，在于中国开放改革后，从严格限制的计划经济转为自由发挥的市场经济，在这新环境下，藏族这种传统从事农牧业，社会讲求等级次序的民族，就会不太适应，产生某种失落感。而遗传基因里充满了商业细胞的撒拉族等少数民族等，简直就是如鱼得水。所以很快就会在几个民族群体之间的生活水平上出现差距。再加上一些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商业活动，像犹太人和韩国人那样，走进了藏民聚集区，但又社群活动相对封闭，这就使这种冲突性情绪逐渐蔓延。如果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处理不好，就会有部分与国外配合的“有心”的知识精英或者宗教人士在其中操作，通过对藏民中知识文化水平低的农牧民，散布量身定做，精心编造的谣言，就可能带来很多原本没有预料的后果。

要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政府必须明白，靠市场经济的力量和自由竞争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办法，并不完全适合中国所有的56个民族。其中一些少数民族缺乏足够的训练和教育，在职业竞争市场上本来就没有一个公平的起点。而且很多少数民族在基本的现代工商业的工作要求上，比如说定时的工作时间、按照工作成绩而定的奖金制度、从事服务业工作要“顾客至上”的商业道德等等，都不太习惯。比如说，藏族通常待人单纯友善，但当一个顾客七挑八挑，要求商店这样那样服侍自己的时候，有的藏民商人就会觉得自尊受到了影响。所以不能完全把中国东部理所当然的企业制度、商业文化，采取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强行安到少数民族地区，似乎要把“落后”的藏族逼进现代化的好日子。如果我们反感西方人那种不可一世高高在上，用人权、自由和民主来教训我们的态度，而对他们竖中指，那么我们就应该将心比心，站在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角度上，认真的听取他们的意见，和他们一起合作解决面对的问题。比如说，可不可以在藏区新开设的服务业上尽量避免采取汉族或其它少数民族独资的方式，可采取尽可能让多民族以多种模式共同入股（如以劳资关系员工持股，社会关系共同合伙入股等等方式）的合股企业形式。政府可以做的就是为这些多民族企业提供贷款上的优惠，并在就业上以雇佣当地藏民为主。如果当地缺乏足够的合适人选，就应该成立有针对性的职业训练计划，为藏民定做一些有针对性的就业培训，使他们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益处，从而和其他民族的致富速度比较接近，这样就不会让他们有经济地位相对降低的感觉。

五十二

多民族合作企业的方式，马来西亚是一个到目前为止相对成功的范例。本来，马来西亚的华裔，人数虽少，但却掌握了马来西亚大部分的经济命脉，因此和马来族裔的关系一向紧张，在社会不安定时，经常成为马来裔贫苦平民暴乱的主要攻击对象。后来马来西亚政府实行了华裔向马来裔让利的计划，即将华裔企业中分出少量股份，比如5%-10%的比例，让给马来裔人。当初，华裔对这个政策很反感，认为自己辛勤工作，却不得不免费去养一些好吃懒做的马来裔。但是他们很快发现那些能够拿到让利的马来人，都不是等闲之辈，而是马来裔社区里宗教和民意的领袖人物。这些人当年在清真寺里的几句话，或者在当地报纸上的几行字，就可以引发马来平民的大规模骚动。但当这些精英人物成了华裔商业的生意伙伴后，不光不再挑动骚乱，而且还经常出来平息可能发生的种族冲突。更重要的是，通过了不同民族的合作，大家开始利用不同方面的能力，齐心合力，进而推动了整个社区的发展。当然，近来，马来西亚因为本身是小国，不得不在国际经济浪潮中沉浮，尽管有强人马哈蒂尔勉力引导航船，但是由于在国际经济竞争中，不再是80年代那样的世界明星，所以过去形成的安定局面，近几年来有所动摇，但马来西亚起码能够在民族关系动荡不安的东南亚保持较为超然的状态，其中的经验，仍然值得中国加以参考。

所以，对走进藏区或长期乃至世代已经定居在当地做生意的少数民族，甚至汉族，应该明白，如果他们能在自己赚钱的同时也让当地的藏族分利，其实对自己生意的长期发展更有利。而享受这些分利，参与合作的藏族，必须是支持国家政策，拥护民族团结并在社区的民众中有影响的宗教和世俗人士。支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提高人民生活的民族人士，理所当然要享受经济发展的好处，而鼓吹分裂、民族冲突和扰乱社会次序的人士，就必须在各方面受到打击，这个政策决不能因为国外一些敌对势力的大声喧哗而有所改变。笔者认为中国政府没有必要对西方国家的杂音太过关注而投鼠忌器，结果反而鼓舞了国内的一些分裂分子的气焰，得寸进尺，得陇望蜀。

如果解决不好青海、甘肃和西藏本地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因为某些商业误会而引发的矛盾，后果会相当严重。一方面，海外藏独势力可以将藏族经济生活提高慢于其他民族的情况，归罪于中国政府，并攻击中国当前的民族自治制度，借机鼓吹说什么如果藏人真正“当家作主”，比如说独立，就能真正的“保护藏人利益”。另一方面，会把主动权送给某些头脑比较冲动的宗教界人士，而他们在群众自发议论中发表“权威意见”的时候，往往用不可调和的宗教情结来代替容易妥协的具体经济诉求，结果使情况容易失控。比如在藏区流行的一些流言，从外地人看来非常荒唐。但是对青海和甘肃的藏族，曾有过当年军阀逼迫自己改变信仰的历史经历，又有信仰中传说的中亚草原军事帝国在印度和中亚横扫佛教势力的痛苦记忆，就很容易相信。这样就把众少数民族之间本来容易解决的经济问题变成了你死我活的信仰问题。

随着中东在油价高涨而造成钱包鼓胀，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对中国的投资会越来越多。而与阿拉伯人在文化、宗教和血缘上都有紧密联系的西北不少少数民族，靠娴熟的阿拉伯语，将会成为他们的经济伙伴和雇员。当年被解放军打败的军阀马步芳就是率整个家族流亡沙特阿拉伯，并最后入籍老死在客乡的（当然，沙特也可以说是宗教意义上的“真正家乡”）。可以想象，如果这些少数民族中的知识文化精英，看到海外的藏独势力背后是印度和西方的大力支持，在国外中东冲突局势升级的情况下，他们的一些亲阿拉伯文化精英就会相应号召针对西方和印度来开拓另一场圣战。而藏族对阿富汗的塔利班摧毁巴米扬大佛的行为已经非常气愤，而看到美军打击塔利班则感到很过瘾。这些问题落到了国际颠覆专家的手里，加以运作，又是一个火烧连环船，搞乱中国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