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那时候，我们如何和先进国们谈生意（续） -- 陈郢客

倘若“一言以蔽之”，毛周时代从未“闭关锁国”，是美帝在强力封锁我们；那时候我方竭尽全力，但凡有一丝缝隙，也要敲钉子钻进去，改善构局。

中美联合公报和乒乓外交众所周知，中日关系迤逦前行和围棋外交，可就少人所知了。

在美国解密档案披露:40年前中国智破西方化肥垄断中提到：

在廖承志的回忆录里，这份备忘录是1962年11月9日达成的。备忘录又称为Liao-Takasaki Agreement，liao即廖承志，Takasaki即高崎。备忘录规定：中日双方同意发展长期综合的易货贸易，自1963年至1967年作为第一个五年，开列双方有计划地长期供应的主要商品货单，平均每年进出口中交易总额为3600万英镑。中国出口货单为煤炭、铁砂、盐、大豆、玉米、杂豆、荞麦、锡等；中国从日本进口化肥、钢材、农药、农业机械和成套设备。

那时候我们想换点工业产品，只能拿农产品和资源去换，这便是我国当日客观情状。古往今来，最艰辛的就是第一桶金。今天有人不解当日身家，难免话语隔膜，甚至有“何不食肉糜”的天真。

就具体合同来讲，1964年8月27日《人民日报》第五版说，“我化工进出口公司和日本化肥业界代表团 签订关于日本向中国出口化肥的协议书”。

这份三年化肥合同，便是本文化肥谈判的前传。备忘录之前，中国唯有从欧洲进口化肥。（有美帝3201文件为证）3年合同将满，继续谈判，我们侃价侃得很不错。这得归功于我方成功的策略：

欧洲对于中国的判断，并没有日本准确。日本的情报分析，向来是一流的。我方遂从欧洲下手，又搞了一个“2小时”的最后通牒：all or nothing，数秒声中，欧洲屈服了。拿着这个，才有定力和日本耗。何处入手，快攻还是硬耗，对象次序分毫不错，才有谈判的成功。

从化肥一事也可看出，60年代初，中日关系明显有了突破。而这也是我方长久的努力换来的。

【1954年·破冰之旅】

1950年，朝鲜战争。和美帝打上了，我方对日本，遂有经营之意。1952年签署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议；1953年中国政府基于人道主义，开始协助日侨回国；1955年签订了中日民间渔业协定；1956、1957年宽大处理并释放了日本战犯。所谓民间外交，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对日工作的机制。大政方针由毛主席、周总理决定；党中央的涉外工作有个外事小组，由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任组长，廖承志任副组长；国务院设外事办公室，由陈毅任主任，廖承志任副主任；外事办公室下设日本组，由廖承志直接领导。中方不仅懂得宣扬“中日两国有两千年友好往来历史”，亦懂得中日关系的客观现状以及对日工作的长期艰巨性。周恩来指示说，“日本自由民主党虽然有许多派，但台湾问题上却是一致地含糊其辞，大多都有野心，真正接近我们的目前为数不多。在台湾和祖国统一之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日本的斗争是长期的”。

1954年10月，由李德全、廖承志率领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问日本。这是新中国派往日本的第一个民间代表团。1953年2月在北京商谈协助在华日侨回国问题时，日中友好协会和日本和平联络会议，曾非正式地提出邀请中国红十字会派代表团访问日本，我方表示可以考虑；日本红十字会会长岛津忠承最终正式提出邀请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问日本。

岛津回国之后，因此受到吉田政府的责难，政府担忧“可能被中共和日本左翼运动利用、影响日美关系”。归国的3万日侨，对民众亦是极好的宣传。在日中友好协会的倡导下，日中友好月活动在全日本各地轰轰烈烈展开。1954年4月日内瓦会议达成了印度支那的停战协议，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朝鲜和印度支那的停战，日本从美国拿到的“特需”（军事订货）靠不住了，吉田政府不得不考虑在中美间的平衡。吉田访美，希望从美国获得“经济援助”；而同意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入境，便是有利于向美国讨价还价的一着棋。

此时，正值吉田茂的自民党内部闹分裂。左右两派社会党也在为夺取政权而联手，并准备和保守党的新党采取联合行动。日本左派社会党、右派社会党和改进党的领导人亦有动力和廖会晤商谈。日本经济界亦看重“实利”，有生意不做王八蛋。他们的心声无外乎是：

“日中贸易必须开展，当前碰到的障碍是美国禁运，希望中国在改善对美国的关系中求得解决，他们非常重视中国如何解放台湾，希望不以军事方法去解决，日本怕卷入而吃不消；他们希望和新中国恢复正常关系，但日、美之间有七八亿美元的“特需”关系，希望中国谅解；他们说日本对台湾有6000万美元的贸易，希望中国能包起来，并对日本能有长期订货。”

这次破冰之旅异常成功，中国代表团在宴会、茶会、座谈会上会见的日本朋友有4500多人，参加欢迎大会的日本各界人士在7万人以上，沿途夹道欢迎的日本群众不下数十万。周恩来极为满意，特别关照广州、上海等地领导，盛情“犒赏”代表团。

【一个巴掌拍不响】

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内阁一个政策。1954年破冰是趁机的成就；亦在日本民众中收获了好感。日方也在下棋，权衡得失，当然亦会有反复。1957-1960年的岸信介内阁，事美为主，日本民间反美情绪高涨，终因1960年新签署的《日美安保条约》而倒台。

吉田政府的判断不错，日本民间左翼力量，颇有利于中国。当日送返日侨，释放日俘，亦是争取日本民众的大手笔。日本被美军占领，民众反美，亦酝酿了新的机会。新上台的池田勇人内阁吸取教训，在就任首相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关于对中共政策，没有必要一定和美国采取同样的态度。池田对松村谦三坦言：“我的立场是必须把脸朝向美国，因此，松村君，可否请您成为我对中共的另一副面孔？关于中共问题，一切委托给您了！” 这也是由日本的现实和利益决定的，池田内阁没有完全放弃“政经分离”政策，但也不像岸内阁那样露骨反华，于是有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

【没有大使馆之称的大使馆】

美帝1967年2月2日的2031文件将这份备忘录形容为：半官方的。中、日、美三方均心知肚明。周恩来说过，“形式上备忘录是非官方的，实际上是半官方的。……高碕先生也好，现在的冈崎先生也好，都是自由民主党的人士，能说他们同日本官方没有关系吗？廖承志先生是共产党员，怎么能说他同我没有关系呢？所以，实质上是半官方的。”

　　廖承志办事处实际上是在国务院外办领导下，组织外交、外贸等部门有关干部进行工作的机构，办事处设在外贸部内，负责人为刘希文。LT贸易的具体业务由外贸部主管亚洲地区的第四局处理。

　　高碕事务所的正式名称是“日中综合贸易协议会”，由松村和高碕访华团的主要随行人员组成，它与日本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实际上是通产省的外围机构。事务所设在高碕所经营的“东洋钢板”公司内。

中方代表孙平化、吴曙东、陈抗等人1964年8月13日到达东京开设联络处。日方代表相马常敏、田中聪介、大和田佑次1965年1月在冈崎嘉平太引导下，到达北京开设联络事务所。9月29日，中国七名常驻记者到达东京；同一天，日本九名常驻记者也到达北京。廖承志驻东京办事处被人称为“没有大使馆之称的大使馆”。

【日本：中美台的漩涡中】

美帝1965月11月14日的3299文件评论说：池田后上台的佐藤虽然坚决挺美反共，但到目前为止仍延续了池田内阁的基本策略，试图“经济和政治分割”，持续中日贸易。美方对此亦有微词。

当然，1960年7月19日-1964年11月9日的池田内阁，在中、美之间摇摆，加强了日本的独立性，也更符合中国的利益。周鸿庆事件及其解决充分证明了池田内阁选择了大陆利益并疏远台湾。

1963年9月19日，池田在会见美国赫斯特报系总编的时候说：“台湾反攻大陆的政策，没有根据，近于幻想。”蒋介石三天后在台北会见该总编时反讥池田说：“如同30年代初期的一些日本人士一样，预言非其所长”。

1964年1月14日，在蒋介石默许下，台北发生了袭击日本驻台大使馆的事件；台湾学生展开了不买日货，不看日本电影，不听日本音乐，不阅日本书刊，不讲日本话的“五不运动”。（——很像我们1999年五八事件）

1月11日颁布了禁止“中华民国”代理机构和企业购买日货的禁令；暂停与日本协商每年对日出口十万吨大米的贸易。池田内阁表示改从美国、西班牙和东南亚购买大米，接受中国大陆向日本提供的十万吨大米，日本继而迅速达成向中国大陆出售化肥，并且表明向台湾出售的指定数量的化肥已无法保证。

日台矛盾激化，池田偏离了美国的轨道，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在美国授意下，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和蒋介石会晤，对蒋介石遣返数百万日俘，战后善待日本人再次表示谢意；并以“吉田书简”形式保证对华贸易不再使用进出口银行的资金，对台湾反共予以精神、道义支持。

池田内阁时代，正是中国可以“有所作为”的时期，中国也抓住了机遇。

【围棋外交】

围棋的大发展亦和中日关系不无关系。据陈祖德回忆，“陈毅元帅到北京之后，成立了围棋的国家集训队。这个决定很多人不理解，当时人们认为围棋和体育运动没有联系，而且当时全国只有10个体育项目成立了国家队，围棋是第11个项目。”中方曾试图以围棋作为打开中日关系的一个突破口，围棋亦受益于此。1960年，第一个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1962年中国围棋队访日，成为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前奏。“前外交部长唐家璇曾说，乒乓外交大家都知道，但比乒乓外交更早的是围棋外交，而这正是陈毅元帅的功劳。”

据陈毅之子陈江淮回忆，“这样就促成1960年第一次日本围棋代表团来访问，以后有的时候是他们来，一年他们来，第二年我们去，有的时候是一年两家都来往，但是我父亲只要日本的围棋代表团来了，他要在北京的话，他一定接见他们，一定跟日本人聊天，这个对日本棋手感受也很大。”“日本代表团在21天的时间里，与中国围棋手进行了30局让先比赛，中国棋手仅胜两局。这是一次不成为对手的比赛，但正是以这次比赛为开端，中日两国的民间交往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中日的民间交往，亦是那代领导人苦心经营的结晶。

1971年，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邀请中国乒乓球队参加第31届世乒赛。毛泽东在报告上批了醒目的八个字，“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不仅仅是中国乒乓球队征战日本的重要指导思想，更是新中国体育外交的真实体现：体育承载的内容太重了，和国家利益息息相关，个人名利亦成为靠后的选项。乒乓球队这次出行，留下了“小球转动大球”的佳话。今天很多人已经隔膜了彼时语境，自然难以还原那个时代的体育。

今日流行交换游戏，围棋兜上一圈，换来钢铁化肥，的确是很有想象力的生意经。风云际会，自有种种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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