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關于在烏魯木齊的香港記者 -- 柠檬籽儿

转一篇香港报纸的评论，仅供大家分析参考，不对此作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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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协调不敌「大局需要」——新疆公安对待港记内幕

香港《明报》记者刘锐绍报道

香港记者最近在内地连番受到恶待，迫使新闻界和市民上街维权（採访自由和人身安全）。港府不能低调不吭声，特首不得不表态关注，亲北京人士也出面谴责，形成一种少有的「同声同气」。中联办则马上向上反映意见，并表示香港记者在内地採访会得到保障，内地欢迎香港记者前往採访，可见他们也意识到最近连串事件引起的不安，马上派定心丸。

令各方有如此反应的原因很简单。第一，这类事件如不据理力争，新闻界担心日后在内地的採访空间只会不断收缩；第二，内地公安最近使用的是过去少有的「砌生猪肉」的方法，凭空难造，如果这类做法不受遏止，或成为惯例，日后什麽事情（例如插赃）也可能发生。第三，亲北京的人士如不表态，将会与普罗大众距离愈远，所以也不能无动于衷。可见，内地公安最近的做法确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出现这种现象，除了公安滥权之外，还有3个深层次的思维和现实问题值得探讨。

中央也陷有令不行地步？

其一，「地方主义」、「任务主义」、「本位主义」盖过了「全局观念」、「整体需要」甚至是大局利益。

众所周知，上述3种主义在内地官场十分流行，不少地方官为了完成本身的任务，都不理会其他方面的工作是否顺利。以香港记者在成都被指「涉嫌藏毒」为例，成都政府和公安为免香港记者採访不利于他们的新闻，就不理会已公布的採访规则，还想尽方法阻挠。也就是说，中央已同意的採访措施也被地方政府扭曲，岂不是说中央也陷于有令不行的地步？

再以新疆公安殴打和扣押香港记者为例，当地政府和公安把中央政策（稳定压倒一切）奉为圣旨，但片面执行，不管中央已公开承诺的港澳记者採访条件，也不顾香港记者在遵守条件下履行工作的事实，还试图「砌生猪肉」。这反映了地方利益与中央政策在打架，也在破坏港澳工作的政策，更在伤害港澳工作部门的利益，为他们平添麻烦。这种地方主义、任务主义和本位主义的心态不矫正，只会不断製造事端，中央不宜坐视不理。

其二，中央精神成了地方主义的保护伞，令情况更恶化。

人们会问：地方干部真的能够这样尾大不掉？真的敢视中央政策如无物，视港澳工作部门如草芥吗？我看未必。在某程度上，地方官员也是按中央精神办事，只是如何为我所用而已。

不同中央精神自我打架

从中央的角度看，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维稳」，尤其是敏感地区（如新疆、西藏）的局势必须稳定。在他们眼中，香港记者的採访自由不是大于一切，新疆公安的士气比新闻自由更重要，因为北京需要他们来稳定新疆的局势。新疆消息还说，自从乌鲁木齐市委书记和公安厅长被调走后，当地公安的情绪更为波动，这是北京更关心的问题。一些内地官员也闻香港记者被殴而喜，认为「香港记者作恶久矣」，「应得惩罚」。

所以，在香港新闻界追究记者被殴之后，新疆公安还强指香港记者「涉嫌煽动」，其后国新办和外交部发言人的言词虽然力求平衡，但也没有倾向香港新闻界。在在显示，不排除有关方面已有尚方宝剑在手。可惜，上级的精神成了保护伞，地方官员手到拿来，为我所用，胡乱臆度，有如庸医乱开方，情况反而更糟。

其三，自从香港记者在内地受「糟质」后，香港新闻界已透过中联办、港澳办等部门反映意见。应该肯定的是，他们这次反应迅速，除了马上转达意见之外，还派员到新疆协调（但以官场级别而言，实属人微言轻，有心献良策，无力挽狂澜）。相信他们也感到这次事件的严重性，如果不及时「止血」，也许影响更坏，对自己的工作也不利。可惜，在「大局需要」的前提下，即使香港的意见能够反映到北京去，但权衡轻重之下，还是「维稳」重要。

这就说明，不同的中央精神（「维稳」和「新闻开放」）也经常在自我打架，每当出现「特殊情况」、「特殊需要」的时候，已经定下来的政策和原则都要让路，随意的习惯再度抬头。且，下级反映的意见能否有效，全不在下级，而在上级；即使身在第一线的下级比较了解情况，提出的意见比较中肯，但却经常被身在大后方的上级束之高阁，多好的建议也会弃如敝屣。这正是中国政坛上很多人的无奈独白和可哀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