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自民党的末日 小泉篇一 -- 冰排冻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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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那倒不是

日本官僚真正一统江湖也就是从吉田学校到田中角荣时代这二三十年。

之后就是族议员和官僚平分天下了。在某些时候,族议员对政策的主导性远远超过官僚。

官僚有他的不足之处。在经济大发展之后,更难掩盖。

有人做过详细分析:

从官僚方面来说,表现为官僚制本身的衰退。随着日本经济从高速增长向稳定增长(低增长)的转变,官僚通过财政杠杆调节社会利益变得越来越困难,在国家及社会生活中,官僚对社会的单方面影响也就一步步减弱。随着经济自由化进程的加速,官僚们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呈颓势。这其中导致官僚影响力衰退、“族”现象显著化的直接原因,是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所导致的经济增长的大幅度下降。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国家的税收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要增加政府的财政预算可谓捉襟见肘,政府只有采取紧缩财政的政策,从而使此前靠增加财政预算支撑的官僚新增事业只有大量压缩,其结果是围绕事业、财源、权限、组织等官僚制内部的利害冲突一下子表面化。一方面是社会蛋糕有限,一方面是与各种政策有关的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一项政策往往牵涉到多个省厅的利益,四五个省厅为争夺某一政策的主导权而展开厮杀的场面不在少数。这势必导致官僚制内部矛盾的激化。70年代末开展的行财政改革可以说是试图调和这一矛盾的一种尝试。

诚然,在一个省厅内部官僚制具有很强的协调能力和统率能力,但当超出某一省厅的范围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官僚制本身并不具备调整官厅之间利益和矛盾的功能,通产省和邮政省、邮政省和大藏省之间的对立,被人们称作“百年战争”。随着经济增长的衰退,各省厅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只有把希望全权委托在制度上位于自己之上的自民党,从而助长了“族”现象的显著化。

与此同时,官僚主导下的战后日本政策形成本身,也导致了官僚制影响力的衰退。战后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是在国家的强有力指导下进行的。官僚们在“赶超”的目标下,采取的是扶植民间产业的政策,对国际社会采取的则是强硬的抵制政策。1968年,日本的GNP位居美国之后,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官僚们在实现了赶超的目标之后,反而迷失了方向,这个时期的经济主导权完全移向民间。日本在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同时,也招致了国际社会对日本官僚制和关税壁垒政策的批判。因此,官僚制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其影响力,人们自然把目光投向政策决定的议员和国会身上,而不是政策的制定者官僚身上。

而族议员恰好可以弥补官僚的许多弱点。

官僚在一个省厅内部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很强的协调能力,但一旦超出这一范围,他就显得无能为力,而这正是“族议员”政治家所具备的特点。“运输族”议员加藤六月自从第一次当选后,在委员会中他同时在运输、交通安全、递信、物价等部门活动;在部会中他分属交通、通信、建设及财政部门,1972—1974年任通信部会长,1974—1976年任交通部会长;在调查会中,他同时参加国(有)铁(路)、电(信)电(话)、道路、税制等问题的活动,1984—1986年任税制调查会长。他一方面作为“交通族”议员,同时也作为“邮政族”议员开展活动,这种不同领域的重叠经历,使得他在不止一个政策领域可施加自己的影响力,从而具备了调整某些部门及利益集团之间利益的可能性。当然这与他本人具有超常的能力也是分不开的。“族议员”这种跨部门、跨领域的调整力和影响力的存在,对官僚们来说是望尘莫及的。

再从大佬出身来看,吉田茂之后的首相,绝大多数出自官僚,甚至是官僚顶峰事务次官。而田中角荣之后,绝大多数首相出自党人,且事务次官爬到高位的机会是越来越小。

只会拼选举是当不了族议员,也不可能驾驭官僚的。

自民党培养熟悉政策的议员是通过该党政策调查会的各部会,以及国会的各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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