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自民党的末日 小泉篇一 -- 冰排冻骨

从官僚方面来说，表现为官僚制本身的衰退。随着日本经济从高速增长向稳定增长（低增长）的转变，官僚通过财政杠杆调节社会利益变得越来越困难，在国家及社会生活中，官僚对社会的单方面影响也就一步步减弱。随着经济自由化进程的加速，官僚们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呈颓势。这其中导致官僚影响力衰退、“族”现象显著化的直接原因，是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所导致的经济增长的大幅度下降。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国家的税收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要增加政府的财政预算可谓捉襟见肘，政府只有采取紧缩财政的政策，从而使此前靠增加财政预算支撑的官僚新增事业只有大量压缩，其结果是围绕事业、财源、权限、组织等官僚制内部的利害冲突一下子表面化。一方面是社会蛋糕有限，一方面是与各种政策有关的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一项政策往往牵涉到多个省厅的利益，四五个省厅为争夺某一政策的主导权而展开厮杀的场面不在少数。这势必导致官僚制内部矛盾的激化。70年代末开展的行财政改革可以说是试图调和这一矛盾的一种尝试。

诚然，在一个省厅内部官僚制具有很强的协调能力和统率能力，但当超出某一省厅的范围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官僚制本身并不具备调整官厅之间利益和矛盾的功能，通产省和邮政省、邮政省和大藏省之间的对立，被人们称作“百年战争”。随着经济增长的衰退，各省厅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只有把希望全权委托在制度上位于自己之上的自民党，从而助长了“族”现象的显著化。

与此同时，官僚主导下的战后日本政策形成本身，也导致了官僚制影响力的衰退。战后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是在国家的强有力指导下进行的。官僚们在“赶超”的目标下，采取的是扶植民间产业的政策，对国际社会采取的则是强硬的抵制政策。1968年，日本的GNP位居美国之后，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官僚们在实现了赶超的目标之后，反而迷失了方向，这个时期的经济主导权完全移向民间。日本在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同时，也招致了国际社会对日本官僚制和关税壁垒政策的批判。因此，官僚制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其影响力，人们自然把目光投向政策决定的议员和国会身上，而不是政策的制定者官僚身上。

官僚在一个省厅内部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很强的协调能力，但一旦超出这一范围，他就显得无能为力，而这正是“族议员”政治家所具备的特点。“运输族”议员加藤六月自从第一次当选后，在委员会中他同时在运输、交通安全、递信、物价等部门活动；在部会中他分属交通、通信、建设及财政部门，1972—1974年任通信部会长，1974—1976年任交通部会长；在调查会中，他同时参加国（有）铁（路）、电（信）电（话）、道路、税制等问题的活动，1984—1986年任税制调查会长。他一方面作为“交通族”议员，同时也作为“邮政族”议员开展活动，这种不同领域的重叠经历，使得他在不止一个政策领域可施加自己的影响力，从而具备了调整某些部门及利益集团之间利益的可能性。当然这与他本人具有超常的能力也是分不开的。“族议员”这种跨部门、跨领域的调整力和影响力的存在，对官僚们来说是望尘莫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