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雕栏玉砌应犹在：天津五大道民国旧居的风情与回忆（1/4 -- 顾剑

扯远了，拉回来再接着说五大道的建筑私密性。

真正原汁原味的五大道街景，是象下面这张照片上，睦南道东段接近河北路口这样的：幽静的林荫道，不透明的院墙里面有郁郁葱葱的树木，往往还有爬藤植物，院子里，只露出小洋楼的尖顶。

到了最近十年，出于美化环境的目的，政府拆了不少原装的围墙，代之以花饰栏杆，让普通人也能看到这些小洋楼和院落，可以说出发点可嘉，但那并不是这个地段原汁原味的风格。算是美化？算是破坏？这样做利弊互见，我不好作评论。仅以我自己的好恶而言，我倒是也希望能从街上看到更多的小楼。至少不要象上文提到的张绍曾旧宅当年作为中药五厂时那样，铁门紧闭，让人误以为里面是个保密单位。

再来看看这栋房子

嘿嘿，这不是历史名人的，这是本人的旧居----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后，我家就住这里。当然，不可能是住整栋楼，我爸爸当时只是部队里的普通军官而已，这楼当时是我爸单位的家属宿舍楼，好多户合住。我家在三楼，右边侧面的一个窗户，另外地下室也有一间。

76年唐山地震的时候，天津也死了不少人，当时我还小，就在这栋楼里，有了第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那天夜里，我只记得突然醒过来了，很倦，抬头看见日光灯在来回晃。我从小就睡得特别好，象只小猪，夜里很少醒，所以醒过来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发生的事，都是听大人们讲的。当时奶奶抱着我往楼外面跑，在楼门口，被倒下来的自行车绊了一下，跨过地上的自行车花了一些时间，就在这当口，三楼屋顶上面的半堵墙塌下来，砖头砸在门口。如果不是这些自行车阻了一阻，跑出去的时候，应该会被这些砖头砸个正着。

后来，就在旁边22中的操场上，搭地震棚。我们隔壁紧挨的这栋楼，还真是名人旧居，刘冠雄的旧宅。

刘冠雄曾参加过甲午海战，是靖远舰的帮统。北洋政府时在九届内阁的14年时间里，出任海军总长，交通总长，1923年寓居天津。因为楼主是海军将领，这座楼的造型很像双筒望远镜，有罗曼风格的大屋顶，长长的大阳台，整体呈立面对称形状。

这些是我后来查的资料。当时只知道是隔壁的一栋房子而已，这栋房子，现在是天津财经学院的办公楼，在我小时候，是22中学。我家的地震棚，就搭在22中的操场上。我记得余震来的时候，看着这楼晃啊晃啊，也不倒。其实，刘冠雄的宅子总共有三栋楼，其他两座，就在唐山大地震中，成为危房，被拆掉了。

后来我家又搬过几次，但直到大学快毕业，总是不出睦南道和大理道这两条街的范围。

可能有朋友注意过我以前写的文章，我曾经不止一次提到，自己是部队大院里长大的。现在又说从小住在这片英租界洋楼区，不是自相矛盾吗？其实一点也不矛盾。这片地区，我至少能数出三处部队大院来，另外有不少旧洋房，也都属于部队机关和宿舍楼。我家唐山大地震时候住的这栋楼，就是部队的家属宿舍。也有一些老房子，在地震以后作为危房拆了，盖起了4-5层的住宅楼。象睦南道东段的两个部队大院，西段的友谊里，团结里，都是如此。我家在小学的时候，住过睦南道西端的友谊里民房，中学和大学时期，一直在东边的部队家属大院里。这里部队大院的规模，当然没法和京西的那些军队总部机关大院相比，但也是货真价实的部队大院啊。（北京西边的部队大院我也住过，中学时候有几年我爸暂时调北京工作，我在寒暑假去那里住过）。

这些部队机关为什么设在这里呢？我听老爸说，60年代初他刚从同济毕业不久，分配在北京的军队机关，后来受领任务，来天津建立这个单位，当时这个区域的旧军阀，资本家基本上都处于扫地出门的状态，很多房子也空着，哪里象现在，这块地段寸土寸金？天津当地政府知道是总后勤部的直属机关来这里，也非常支持，这些小洋楼，当年简直是要多少给多少，随便划拨的。我还记得，中学时候去我爸爸办公室，他们办公室也在一栋旧宅里，明显是解放前有钱人家的宅子，办公室门楣和走廊里，全都是繁复精美的木雕装饰，有花有鸟，花开富贵，松鹤延年之类的图案，院子里有座牌楼，后来还把每一个部件编了号，整体拆迁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地段不但房子漂亮，而且学校真是非常出色，教育方面，从小就让我得益不少。

这是我的幼儿园，和平区第11幼，在长沙道上，对面是关麟征旧宅，邻居是民园大楼。我后来查了资料，11幼儿园的前身，是解放前的华北保育院。

贴一张露脸的大头照吧：这是我幼儿园时期的毕业照。照片上总共就三个小男孩，猜猜看哪个是我？

答案：坐在第一排的那个男孩。

我的小学，昆明路小学是和平区最好的小学之一，我那时候家住友谊里，走路过去只需要3分钟。我们当时的校长于秀媛，是相当著名的教育家，90年代访问美国的时候，新泽西州政府还特为定了一天叫做“于秀媛日”。98年我从美国回来，还去于校长家探望，于校长居然记得我和我的几个同班同学。

这是我的初中的主楼。二十中学，直到今天，都是天津市最好的初中。在我那个时候，重点中学不存在划片入学这一说，都是凭分数考进去的。天津最好的中学，是所谓五大重点校，文革以后第一批公布的市级重点中学：南开，新华，实验，一中，耀华（耀华我上小学的时候还叫作十六中），又称“市五所”。五大重点校之后，第二批重点中学有十二所，当时是区重点，很快升格成市重点，所谓“市属十二所”。我们二十中，第二南开（当时还叫作东方红中学），河西区的海河中学，都属于这一批。所以，二十中在整体上，比五大重点校应该还差一点。但是论到它的初中部，现在公认是天津最好的初中。当然，有人说现在一中，耀华这些学校，都已经是高中校了，根本没有初中部。可我上中学的时候，耀华和一中都有初中的，到我高中时代，他们才改高中校，而河西区的实验和新华中学，据我所知，直到我上大学，都还有初中。就算这样，二十中的初中，和市五所相比，仍然毫不逊色。

我们二十中的这个主楼，也是五大道的文物保护建筑，拍过不少电影，当年是为英国侨民开设的子弟学校，叫做“英国公学”。我刚进初一的时候就问过老师，这是什么建筑样式，老师说是“飞机式”，现在回头看来，应该说外观有相当的新古典纪念建筑的风格，正面希腊神庙式的多里克式柱廊入口，三楼正面用的则是爱奥尼亚柱式，大楼梯直入二楼，这是经典的希腊神庙没有的。相当地“新古典”。正门三楼上，当年是图书馆，现在不知道作什么用了。二楼大楼梯入口以后是大礼堂，我当年没少在那儿的舞台上现眼：讲演，报告，致词，主持，都有过。入口处的两个平台，现在不知道早上还有没有晨读的学生了？

现在回忆起来，在二十中的这三年，是我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阶段。一般来说，男孩子小时候要么因为顽皮，要么因为智力发育得晚，无论念书还是活动能力，都比女孩要差。直到中学，甚至进了大学，才显露出优势。我也是如此，小学时候并不突出，于校长之所以这么多年以后还记得我，估计是因为我们当年那个班太优秀了，倒不是我自己有多么令人印象深刻。我后来考上重点中学，也只比分数线高了1.5分。要知道，那个时候男女生有差别待遇，男生的重点分数线比女生低2分，我要是女生，就上不了重点中学了。 等到进了二十中，第一年还马马虎虎，一上初二，不知为什么，好像突然之间就“开窍”了，从此以后两年，几乎一直是全年级第一名，偶尔拿个年级第二或者第三，已经算是失败。我到现在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自己感觉没什么实质性变化啊，也不算特别用功，更绝对不会作弊，就是那两年自信心爆棚，什么演出，学科竞赛，都敢往上冲。现在想起来小时候做的一些事情，很好笑，比如早晨在主楼大楼梯的平台上晨读，那两年也是我兴起来的。在我之前之后，都肯定有人在那里晨读，只是我没见过，我上初二那年，突发奇想，早晨7点就去那里念英语，写作业。过了两个星期，渐渐有些同班同年级的学生也学我在这儿念书，后来就各个年级都有了。其实我真的那么用功吗？绝对不是，每天下午3点半放学，我就一个人跑到附近的烟台道古籍书店，或者小白楼新华书店去，那时候刚开始开架售书，我就总站在那里看闲书，也有时候去天津音乐厅，一个人看场电影，等到5点半快6点，估计爸爸妈妈快下班了，才回家装模作样地开始写作业，爸妈看上去，好像我没在看闲书，一直在用功一样（上学的时候，爸妈一直反对我看闲书），实际上，从5点半才开始写作业，最多1个来小时对付完，所以我的作业一向潦草，字迹也非常难看。（现在看来，我们那时的功课负担真的不重）。有时候没写完的功课，就放第二天晨读的时候补出来。那为什么不在家或者在教室晨读呢？呵呵，在那里不是显眼吗，老师都看得到啊？大概我小时候就很会“装”，很会讨巧吧，知道老师喜欢看什么，懂得投其所好。----可是我又只念书，从来不做学生干部。现在，即便过了二十年，偶尔再回学校看看，当年教过我的老师，无一例外都记得当年的我。

我家当时已经搬到睦南道东段的部队家属院里了，从家走到二十中，路过上文提到的颜惠庆旧宅，孙殿英旧宅，总共12分钟时间。高中再考进五大重点校之一的新华中学，新华属于河西区，说起来跟我们还不是一个区，其实，和平区和河西区的分界线，就是马场道，新华中学只是在马场道对过而已，走路5分钟，比二十中学还要更近一半。

这是新华中学的老楼，我的高中二年级三年级，都在这栋楼里。

很可以自豪的是，这些天津第一流的学校，除了幼儿园和小学没有入学考试这一说之外，其余都是我凭分数考进去的，家里有些门路，但是我从来用不着，一次后门都没走，家里一分钱学费没花----well，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交钱自费借读这一说啊。

我从小在天津长大，从幼儿园到硕士都在天津，对天津的认同感，比上海原籍要强，一直觉得自己是天津人。可惜在家跟父母讲上海话，部队大院里的孩子又来自五湖四海，互相之间也不说天津话，因此天津方言没有怎么学会，其实天津话挺俏皮的，只是个人以为女孩子说天津方言，似乎并不好听。

从中学直到大学这些年，爸妈都喜欢吃完晚饭出门散步，带着我也天天跟着他们散步，一走就是两个小时，十年几乎天天如此。现在想起来也奇怪，我竟然从来没有因为散步那么长时间而耽误过写作业。一走上那些安静的林荫道，老爸老妈要么谈单位里的事情，要么就跟我唠叨“好好学习，考个好名次”，我呢，就自己背书，想自己的心事，爸妈的谆谆教诲，小孩肯定是嫌烦的，我也不吭气，就听他们唠叨，左耳进右耳出。每天的薄暮时分，在租界林荫路上，那是个发呆的绝佳机会，能独自面对自己的心灵，和自己对话。用朱自清《荷塘月色》里的话，叫做“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

直到大学三年级搬离这个区域，现在回过头来看，才觉得自己实在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尤其是父母创造了这样的条件。进这样的幼儿园和小学，不容易呢。80年代后期，生活还很拮据的时候，就挤出钱来给我请家教，而且是当时看来超前的托福，英语口语和高等数学。结果，我中学6年有8个半学期从未休息过一个完整的周末，也从来都是顶尖的学生。上学以后，父母散步时一天到晚对我说“要做人上人”，还拿一中校长韦力先生的话提醒我“要想人前显贵，必须人后受罪”。这才有后来自己也知道要上进，要努力。小时候总觉得父母怪烦的，可是一个人受家庭和父母的影响，其实是潜移默化的，常常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已打上了人生的烙印。老爸老妈分别是五六十年代上海“三校”其中之二的学生(复旦，同济，交大，这三个学校在外地的校友会常常是在一起的，一般合称三校校友会)。父母是读书人，自然对子女企望殷殷，希望儿子比自己要强，要有出息。拿现在话来说，他们给我从小灌输的那些观念，是中国传统的读书取仕加上西方个人奋斗的路子，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要做人上人”之类，跟爸爸那个“军人高干老党员”的身份，实在显得不怎么协调。其实他们的观念，也不是受共产党教育出来的，而是秉承中国传统儒家的价值观念，再有少许西化的东西，比如说爱出风头，个人奋斗，可能跟他们老上海的背景有关系吧。

人总要在长大以后，才能真的体会到父母的苦心，为自己所做的有多少，所付出的又有多少。现在想起来，比较欣慰的是，我小时候并不怎么叛逆，起码能让父母省一点心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