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 陈郢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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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给你看看伟大的毛泽东饿死3千万人的政绩

幸好我们距离老毛时代不远,有大量当事人的纪录

以下转载自“绿洲遗老”发表在天涯的“我在劳改农场的二十年”:

六十年代初,整个国家举步为艰,普通百姓也在煎熬中生活。

  1959----1960年是中国人最苦难的日子,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失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接踵而来的便是大饥饿。我们还在重庆时就已感受到了饥饿,粮食定量从32斤下降到28斤,本已不够,更何况油水欠缺,所以学生们更是吃不饱。来到试验站的第一吨饭是连锅面,就是先炒洋芋条再加水煮的汤面,我香香地吃完一碗,还想吃又怕超了定量,正犹豫不决时,炊事员颜永元(就业,青海人,揪的尕面片是一绝,炒小锅菜尚可),把我的碗拿去又添了一碗。刘佳如告诉我:“我们吃面条不定量,可以多吃。”这在当时,实在是天大的福音。但好景不长,到了1960年秋就不行了,干部的定量从28斤减为24斤,到冬天最少时减少到19斤,一直到1962年底才恢复到28斤。粮食定量下降,加之油水全无,生活已成保命。

  三年自然灾害,死了多少人,确是有争论。班久蒂研究统计的死亡人数是2987.1万人;科尔的研究算出的死亡人数是2481万人;卡洛研究算出的是2850.9万人。三位学者的统计均是从1958年底开始,一直算到1961年的上半年,三人得出的数字比较接近,即死亡人数在3250万-3500万之间。写”墓碑”的杨继绳认为,他们在计算时,没有把在饥荒最严重阶段的之前和之后,即1958年底之前和1961年之后的死亡人数包括进去。所以,他的研究把这两个数据也包括进去了,因此结论是近4年中,中国总共饿死的人应该在3500万-3700万人之间;在这部书中,杨取的是中间数3600万。到底死了多少人,如果不公布,怕是永远也弄不清。现在的年轻人,既不明真相,又憨态可嘉,硬说没有死过人,还说是右派,反动派在污蔑。作为过来人,作为亲历大灾大难的人,我敢负责任的说:”就是饿死过人。”我更认同杨继绳先生他们的分析。我可怜这些无知的小娃娃。

  反之,如果没有饿死人,没有饿死上千万人,就没有必要一定要保密。历来我们都说是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讲三年自然灾害,那是给老天爷背黑锅,给谁背黑锅都不能给老天爷背黑锅啊!六十岁的人都知道饿死了很多人这件事,只是不堪回首而已!林彪说得好: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

  我也并非要讲什么仇恨,而是要尊重历史,是对不幸去世者和遗属们的哀悼和记念。下面写的就是我在农场的亲历。

  那时粮食定量,许多人吃不饱饭,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吃糠,吃野菜,树皮,饿死人的情形.一些主要食品,物资凭票供应.过粮食关时,首先是死犯人。犯人既要干活又吃不饱,大量的犯人因营养不足而得浮肿病。浮肿病的实质就是营养不足,尤其是缺少蛋白质。黄黄的浮肿的脸,有人那种脸蛋肿的发光了,那就是浮肿病的晚期了,接下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人就会象一棵枯草那样一下就死了.。刚开始时还把得浮肿病的人送到医院的营养队,去了就灌糊糊,还能救活一些。到后来不堪其多,只能留在各单位自己解决。无粮可吃,更无从补充营养。到了六零年冬天德令哈农场的犯人就大量死亡。当时每天每个大队都要死十个、二三十个,犯人医院死的更多,我们估计死亡人数应在千数,约占犯人、就业的五分之一。的有时出工和收工的人数不一样,死在劳动的田里了,开始井卫还问问,久了也不问了。死了挖坑一埋,立个木牌就算完事,后来连做标记的木板都紧张。总场场部东南的荒滩上就有大量的这种坟。可时间一长,风沙又大,几经风雨之后,小坟头平了,木牌牌也荡然无存,只剩下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小木牌没了,犯人家属,特别是一些复查平反了的家属来农场找寻亲人,人没有了,连尸骨也找不着。为此,他们没少到中央、省上告劳改局、告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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