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罗马史故事(作者 小蚂蚁):罗马的诞生 -- AleaJactaEst

第七节　霸权国家雅典

　　大敌波斯暂时败退了，而波斯的威胁并未消除。对于迟早还要来犯的敌人，希腊的城邦国家认识到建立一个永久的防御体系的必要。于是一些城邦国家结成了<提洛同盟>。

　　<提洛同盟>的主导权理所当然的由雅典担当，因为雅典的海军在波斯战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提洛同盟>由包括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诸国在内的二百多个城邦国家组成。因提洛岛是中立地区，加上岛上有希腊全民族共同敬爱的阿波罗神的神殿，所以同盟的本部设在提洛岛。<提洛同盟>也就因此而命名。

　　参加同盟的各国拥有完全的内政和外交自治权。义务则依国家实力不同而各异。以雅典为首的一些大国有义务向同盟提供战船和战士，其它的成员只需依国力负担一些军事经费。这些由同盟国提供的经费被保管在提洛岛的阿波罗神殿内。各国应负担多少经费，则由以廉洁无私而著称的阿里斯德岱斯审议决定。阿里斯德岱斯被赞为“出去(做官)时是穷人，回来时更穷了”。顺理成章地，雅典一手独揽了同盟的议长权，同盟舰队总司令担当权和同盟资金的使用权。

　　<提洛同盟>会议都在提洛岛上招开，与现在的联和国一样，无论国家大小，一国一票。似乎挺民主。但这样也十分方便大国操纵对自己驯服的小国以影想投票结果。

　　就这样拥有了大规模常备海军的希腊的制海权终于超出了爱琴海，一直括展到了小亚细亚南岸和赛浦路斯岛一带。而波斯海军则被封锁在本国的沿岸不得动弹。东地中海于是成了希腊的后院池塘。

　　但是，<提洛同盟>并没能改变希腊人的散慢的性格。一年前对波斯战争时的团结，转眼间烟消云散。不满雅典独揽大权的斯巴达拒绝参加这个同盟，而将力量放在了强化以自己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上。

　　波斯战争之后的希腊，在海上是雅典越来越强大，在陆地上则是斯巴达越来越强大。但是到公元前431年爆发伯罗奔尼撒战役为止的四十七年间，双方处于一种冷战状态。这个和平时期对于工商国家的雅典来讲是求之不得的。

　　面对大敌当前而团结一至的希腊在击败对手后便一分为二：<提洛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与此同样，胜利后的雅典又重新拉开了家常便饭似的政治斗争。这次的主角仍是阿里斯德岱斯和特米斯托克利斯。

　　特米斯托克利斯的想法依旧十分简洁明了：

　　敌人是波斯，对抗敌人的王牌是海军，故今后仍需继续加强海军军备。

　　此外特米斯托克利斯还认为今后不能再出现让雅典城孤立无援的状态。敌人一来便空城逃往海上的战术总会被敌人识破而失去效用。为此他主张将雅典和海港比雷埃夫斯有机的连在一起，即为保障由雅典到海港比雷埃夫斯的通行安全，在道路两侧筑起高高的城墙，使两城连成一城。

　　特米斯托克利斯坚信大海是雅典的生门，为更有效地使用停泊在比雷埃夫斯的舰队，也必须将雅典与比雷埃夫斯合为一体。

　　至此，特米斯托克利斯的主张并不难被雅典市民所接受。但是，特米斯托克利斯的眼光更加长远。

　　他认为，敌人不只是波斯，雅典早晚都会与斯巴达发生正面冲突，另外，他也想将雅典的霸权扩张到伯罗奔尼撒半岛，一统希腊江湖。

　　他向斯巴达支配下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各国暗示，如果他们要树立民主制，雅典将会全力支援，以此离间伯罗奔尼撒同盟各国与斯巴达的关系，促成<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瓦解。

　　特米斯托克利斯还不断向斯巴达国内的希洛人显示民主体制下他们所应得的自由，扇动他们暴动，以达到从内部削弱敌人的目的。

　　其实看看现代的冷战经纬，不难发现历史竟是如此相似。争霸的双方是否有意利用自己的历史知识小蚂蚁不得而知，但一般人几千年如一日的反复往事而不觉，每每使人掩卷长叹。

　　言归正传，这特米斯托克利斯当然晓得，要想推行自己政策必须要有强大的权力。自己虽然享有对波斯战争首功的盛誉，但仅此仍然不够。为了强化自己的权力，他采用了优待第四等级的政策，以获得他们的支持。

　　作为第四等级的无产市民，虽无财产却作为海军在波斯战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因自己的胜利而显得意气风发，同时也十分敬佩曾任海军指挥官的特米斯托克利斯。如果能得到整个第四等级市民的支持，特米斯托克利斯的权力便万无一失了。但特米斯托克利斯失算了。

　　特米斯托克利斯这种做法引起了以阿里斯德岱斯为首的稳健保守派的不安。雅典的稳健保守派认为特米斯托克利斯的想法和做法会危害自己的阶层的利益。

　　于是，以阿里斯德岱斯为首的稳健保守派便指责特米斯托克利斯忘记了大敌波斯的威胁，敌视友邦斯巴达，顺便捎带几句”群众反映你也许有受贿，贪污行为”之类。为了将特米斯托克利斯赶下台，保守派当然不忘祭起陶片放逐法的法宝。大概这次无论是谁来请求，阿里斯德岱斯也不会在陶片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了吧。

　　公元前471年，波斯大军败退后仅仅七年，拥有赫赫战功并对战后雅典的复兴作了杰出贡献的特米斯托克利斯便被从雅典驱逐出境。这个决定对雅典的损害雅典人要到四十年之后才能看到。

　　倔强的特米斯托克利斯依然不停地到处宣传斯巴达威胁论，但他所提唱的反斯巴达主义，不仅在雅典不被容纳，在其它希腊城邦国家也不能被容纳。对这些国家来讲，危险的不是斯巴达，而是特米斯托克利斯。危险人物是没有安居权的，在斯巴达的强烈要求下，雅典发出了对特米斯托克利斯的追捕令。特米斯托克利斯开始了逃亡生活，最后走投无路，逃往波斯请求避难。

　　这时的波斯王已是败给特米斯托克利斯的薛西斯的儿子了，他以极正式的礼节来欢迎这位前敌国将领。而特米斯托克利斯并没有立刻与波斯王见面，他先学了一年的波斯语言和文化，然后才拜见了波斯王。但特米斯托克利斯在波斯的安静的避难生活没能持续太久。

　　波斯王要聘请特米斯托克利斯担任要向雅典海军进击的波斯海军总指挥。

　　特米斯托克利斯既无法拒绝在困境时收留了自己的波斯王的要求，也不能将刀口对向自己的祖国。忠义无法两全，年近七十的特米斯托克利斯于是服毒自尽。就这样，早在雅典与斯巴达开战前四十年就已看透两雄不并立的一代英雄的生涯落下了帷幕。

　　特米斯托克利斯流亡的这十年，雅典的稳健保守派掌握著实权。声名显赫的阿里斯德岱斯退休后，稳健保守派的领袖由西蒙(?，Cimon)担当。西蒙是马拉松战役的主将米提阿德斯之子，虽不算机灵却为人诚实，豪爽，深得市民的敬重。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海军将领，曾在小亚细亚南岸大破波斯陆、海两军，确立了雅典在那一带的海上霸权。

　　特米斯托克利斯下台后的雅典以反对波斯为战略，为此还曾对陷入经济危机的斯巴达实行过经济援助。

　　但是，在特米斯托克利斯自杀前一年，西蒙也被用陶片放逐法驱逐出境。同时，雅典的民众派又开始活跃起来。他们没有将自己以前的领袖特米斯托克利斯招回国，而是推出了新一代的年青领袖伯里克利。雅典于是进入了被称为<伯里克利时代>的黄金期，其民主政治也得到了空前完善。

第八节　伯里克利时代

　　并非一定是民主主义者才能使民主体制发挥机能。

　　伯里克利(Perocles)出身于雅典的名门贵族，他的性格也是真正的贵族式的，有良好的文化、音乐和哲学教养。他的思想也十分开放。

　　在保守派的领袖西蒙被驱逐出境的公元前461年，年方三十中旬的伯里克利登上了政治舞台。对于西蒙的被驱逐，伯里克利大概也在暗中起了不少作用，所以他才得以成为西蒙的后任。

　　被自己所属阶级的对立阶级推上台的伯里克利，在获得权力之后也没有改变自己权力的立足点。

　　前面讲过，城邦国家雅典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由“十人内阁”(或称十将军)构成的。这十人由市民集会选举产生，任期一年，可连选连任。在雅典掌握实权意味著要连续多年被市民集会推选为这个“十人内阁”成员，而且还得是首席成员。

　　伯里克利成功地做到了，连续三十二年!在民主选举，有时还要由抽签决定的雅典，伯里克利的成功被不少人认为是个迷。为什么他，只有他做到了?

　　伯里克利进一步完善了克里斯梯尼改革。他决定除了特别需要才能和经验的军事、财政的官员之外，所有政府官员在市民集会选举之后由抽签的方式决定官职。这些官员在执行公务期间，按天数发给工资。

　　抽签与工资相结合的这一国家体制是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影响力的完全的直接民主制。

　　在此之前的雅典从理论上给与了全体市民以平等的参政权力。但实际上所有公职都是没有工资的。这对于每天都要为三餐奔走的人来讲，就算当选，也无法从事公职的日常工作。伯里克利的决定解决了这一难题。

　　就这样，无论是在比雷埃夫斯港的造船场工作的员工，在偏远的乡下耕种狭小土地的农民，还是在雅典海军的战船上的划桨手，都名付其实地有了参政权。正因为有这些无产者的参加，雅典的民主体制才被提高到了一个顶峰。

　　伯里克利还从国库出钱，使雅典市民可以免费进入当时的主要娱乐场所的剧场。

　　更来劲的是，伯里克利还开始了规模庞大的复兴工程，著手修复在波斯战争中被破坏的神殿、剧场，并计划修得比以前更加富丽堂璜。对此很快就有人开始非难伯里克利滥用国民血税钱。好一个伯里克利，一点也不回避问题，他这样回答：“那好，从明天起所有的工程费用由我个人的财产来支付。不过，在神殿的正面要刻上我伯里克利的雕像，这大家不会有意见吧。”反对的人立刻就张口结舌了。这些建筑如此的辉煌壮丽，令外国游人禁不住赞叹不已，雅典市民的自豪感也在不断的赞美声中高涨。

　　伯里克利从登上政治舞台开始连续三十余年，几乎年年被选为十人内阁成员，而且绝大部分被选为首席成员。

　　雅典人与中国人有一通病：那就是对于别人的成功，极易嫉火焚心，就是说特爱得红眼病。对雅典人来说，比中国人幸运是他们有一个陶片放逐法可以用来对付政敌。而伯里克利却从未试图废止这个对当权者利敝两可的制度，也从未利用过这个法宝。

　　碌碌无为的领袖很容易被大众蔑视却不易丢掉乌纱帽。但伯里克利决不是一个碌碌无为的领袖，他创造了被后人称为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黄金时代。在希腊史上他是唯一能在希腊的民主制下连续掌权三十多年的人。或许正因为他本身并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而能得以巧妙的使民主体制正常运转。

　　他毫不介意有人指责他的政策是拉拢人心，有些史学家甚至说他用钱买选票，以他的家族的经济实力来讲这也不会是什么难事。但是他的的确确十分地热衷权力，就像优秀的演奏家热爱名贵的乐器一样认为强大的权力对自己是不可缺少的。

　　那么，拥有了在雅典只有他一个人才有的”名贵的乐器”之后，伯里克利演奏了怎样的”乐曲”呢?

　　在雅典不会有人怀疑伯里克利是民众派的领袖。虽然如此他不仅没有排斥保守派，反而完全继承了阿里斯德岱斯、西蒙的稳健保守派的路线，积极使用海军力量以维持制海权，以此确保并扩张雅典的市场，使雅典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为达到这个目的，不惜努力地维持与斯巴达和波斯的友好关系。

　　但同时，他也吸收了特米斯托克利斯极力主张而没有实现的战略。他将斯巴达看成是与波斯同样程度的宿敌，认真考虑对策。一边尽可能的避免冲突的表面化，一边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消弱斯巴达的实力，在这点上他与特米斯托克利斯同样不择手段。

　　与特米斯托克利斯不同的是，伯里克利既是非凡的战略家也是有非凡教养的人。他的野心自然地淋漓尽致地发挥在使雅典成为希腊城邦国家之首的壮举上。

　　对于有才能的优秀的人材，无论专长什么领域，虽然没有给与市民权，伯里克利动用自己可以支配的部门给了他们很高的报酬。于是，哲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都纷纷奔向雅典，对他们来讲在雅典被认可意味著是登了龙门。起源于依阿尼亚一带的哲学便是在这时将其活动中心移到了雅典。也是在这个时代，雅典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当然指海军)上，更重要的是在文化上成为希腊城邦国家的代表的。现代人们满怀憧景、敬佩说起的“希腊文明”实际上是以伯里克利带给雅典的这三十年的和平为顶峰的，不到二百年间的产物。

　　依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的记载，伯里克利曾这样说过：

　　“我们雅典人拥有一个优越的体制，她使我们不必去羡慕别国的体制。这不是一个模仿他国而制定的体制，而是一个异国都想效仿的体制；这不是一个由少数人统治的体制，而是一个由大多数市民共同参与的体制。这个体制就叫做民主制。

　　“在这个体制下，全民拥有平等的权力。为我们的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他所得到的荣誉只与贡献大小有关，而与其出身、地位无涉。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他所应得的荣誉不会因为他的贫穷而被剥夺。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论公私，都享有完全彻底的自由，甚至包括猜疑、嫉妒的自由。……同时我们丝毫也没有忘记，作为消除每天疲劳的手段，让大家享受各种娱乐、接受更高的教养、每年定期招开运动会和组织各种庆典以及确保居住环境舒适的重要性……。

　　“关于教育，我们的竟争对手(指斯巴达)对他们的子弟从小就实行严格的教育，希望以此使他们具有勇敢坚强的气质。我们对自己子弟的教育不象他们那样严酷，但面对危险，我们的子弟所显示的勇气决不小于任何人。

　　“面对考验，我们不象对手那样通过非人的严酷训练而希望达到预期的结果，而是依靠我们每个人建立在自己的能力基础之上的决断力。我们所发挥的勇气不是用法律、习惯逼出来的，而是从我们每个雅典市民在维持正常的日常生活基础之上的各自的行动原则中产生的。

　　“我们热爱美好的事物，却有节度；我们尊重知识，却不沉溺其中；我们追求财富，但那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能力，而不是愚蠢地用来向他人炫耀。在雅典贫穷并不可耻，可耻的是不努力去摆脱贫穷。

　　“我们尊重私人利益，为的是提高个人对公益的关心。因为我们相信以追求私利而发挥的能力可以应用到公共事业上来。

　　“在我们雅典，不关心政治的市民不被认为是喜爱平静、与世无争的人，而是一个做为市民不合格的、没有意义的人。

　　“总而言之，我们这个城邦国家雅典，在所有方面都是希腊的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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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讲话格调高雅，而又无可非议。简直可以作为自由主义的经典。按说人类已经过了二千五百年进步，可是现在我们有多少领袖人物可以做出这样精彩的演说呢。

　　象王婆卖瓜吗?伯里克利所讲的每句话都是事实，而不是空洞的“就是好，就是好！”。古代的雅典的确创造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典范。

　　从罗马来到希腊的三人考察团，在希腊住了一年，所闻所见的正是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

　　我们讲的伯里克利时代是指公元前460年到430年的三十年，而后进国罗马的视察团是在公元前453年到452年的一年间访问希腊的。　在伯里克利的晚年时，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那是公元前431年，罗马来访之后20多年的事。当时的罗马人没有见到。

　　也就是说，罗马考察团所见到的雅典是在伯里克利的全盛期、伯里克利的政策毫无障碍通行无阻时的雅典；而伯里克利则像无暇的大理石神像一样完美，像驱使自己的手足一样驱使著雅典市民将自己的想法付诸行动。

　　面对这样的景观，大体上的人都会倾倒在雅典民主政的旗下，成为雅典民主政的信徒，将雅典民主政介绍给自己的国家。哪里还用等伯里克利的讲演，因为雅典民主政的实施结果使雅典成为连波斯都不得不另眼相看的强国。

　　但是罗马人竟然没有模仿雅典老大哥!而且也没有模仿连雅典都要时刻提防的强国斯巴达!

　　要是说访问了一个进入衰退期的国家，那谁都会以那里所展示出的种种缺陷为反面教材。但是，视察一个处在全盛期的国家而不去模仿，这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了。

　　不过关于到底这三人在希腊看到了什么，回国后是如何汇报的，完全没有详细记录。或许在后来的战火中，相关的史料都散失了吧。只以日后罗马的发展进程来看，那三人考察团的人选可以说是最佳选择了吧，有先见之明，有历史洞察力。

　　自由和秩序的矛盾是人类所面临的永久课题。没有自由便没有发展，没有秩序发展就不能长久。而这两者竟然是相护矛盾的。因此如何将这两个理念在现实中和谐两立，是政治中最重要的命题。对于这个命题，雅典和斯巴达以不同的方式作出自了己的回答。我想至少在这一点上，对这两个国家的考察，不仅对罗马人有益，对当今的我们许多人都会有益。

　　那么，这三个罗马人会如何看待雅典和斯巴达的呢?

　　军事国家斯巴达对于实行税制等于军制的罗马来讲，无疑多少都会产生一点亲近感。而且斯巴达人所重视的朴实刚健的作风，对于此后二百年间一直以此为行动准则的罗马人说来也极易产生共鸣。

　　但是，斯巴达的社会过于封闭，不仅对别国关系长年不变，连国内的阶层也完全固定，这对于建国伊始便普遍与外族发生融合的罗马来说完全是一种异样的国度。

　　另外，斯巴达以培养职业士兵为至上目的，而罗马则认为士兵来自一般市民已经足够了；虽然在罗马也以服从为美德，但并不像斯巴达那样以此为所有日常生活的准则；在斯巴达追求私有财产会受到蔑视，而罗马的第一部法律是为保护私有财产而制定的。罗马人认为不用像斯巴达那样的压制自由也能维持秩序，不用像斯巴达那样将全部力量用来培训士兵也可足以保卫国土。

　　那么雅典呢?虽说是有伯里克利的巧妙的诱导，在罗马人眼里雅典的自由与秩序大概是非常和谐地两立了吧。

　　当时的罗马不仅是共和制，而且与雅典相同，处于平民阶层势力不断增强的状态。这不，在平民势力的压力下，罗马不得不派出考察团准备制定明文法。也就是说，公元前五世纪中页的罗马与雅典的克里斯梯尼时代(注1)的情况相似。这时的罗马就算采用了雅典民主制也不会令人吃惊。人类的历史很有意思，从来都不会只有非此既彼的两条路。罗马就使许多“进步”的历史家不无遗憾地说：罗马失去了一个实现民主制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雅典住了一年的三人一定有许多机会去接触和观察伯里克利的言行。而且越是接触的多，越会痛感伯里克利非凡的能力卓越的才华是极为不可多得的，所谓雅典五百年，罗马一千年才会出一个的稀有人才。也就是说，公元前五世纪时雅典的自由与秩序完美的和协共存无疑是要归功于伯里克利的能力的。著名古代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这样的评价雅典的制度：“外观的民主，实质的独裁”。

　　也许不仅希罗多德看到了这个实质，那三个罗马人也感觉到了这一点。这时的罗马刚刚抛弃独裁推翻王制实现共和不到半世纪，他们依旧对独裁有种神经质的抵抗感，尽管雅典的独裁者是那样地才华横溢那样地民主。独裁的缺点正在于其不可避免地极度地依赖执政者的个人才智，而且十分遗憾的是古今中外不知为何优秀的人材极少连续出现，但昏君一出便是接连不断。独裁制的最大缺点在于这个制度不存在监测机能，无法避免出现失误、恶政。对此我们中国人一定深有感触。所以那些认为中国现在只要一心抓经济民主早晚会到来、凡指责中国现在独裁政策便是破坏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想法正是没有看到独裁制的长远危害。

第九节　认识了希腊之后

　　三人考察团访问了希腊之后，罗马并不是简单地吸取了雅典和斯巴达的长处制定了更完善的体制。这时的罗马直到公元前367年的80年间都处于贵族和平民的抗争状态之下，暂时无从奢谈政体的改革。

　　公元前509年，罗马人打倒了王制，他们充满了成为自由人的自豪，成立了共和制。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罗马人忙于与试图恢复王制的塔克文和他的后援伊托鲁里亚人的战争，还有那些想趁机吃掉罗马的近邻也与罗马不时发生冲突。这期间的罗马无疑是举国一致团结抗战的。然而这并不是说罗马的内部就不存在矛盾了。

　　不久，罗马最后的国王和他的儿子们或客死他乡或战死沙场，竟然绝了后。而近邻各族也在罗马的顽强抵抗下渐渐服首，新生罗马终于挺过了危机。

　　这时罗马终于显示出了过渡到共和制后所产生的矛盾，这个矛盾便是跨越整个世纪的贵族与平民的矛盾，这是一种阶级斗争。

　　为什么在王制时不存在的矛盾，到了被普遍认为是比王制更进步的共和制时代反而产生了阶级斗争了呢？这大概是源于罗马权力构造的变化。让我们来看一下从王制到共和制罗马的权力构造的变化。

　　王制时的罗马的王由市民集会选举产生，经元老院认可方可继位，任期为终身制。在位时间一长，王权总是渐渐强大而独立于元老院的势力范围之外。而元老院对王只有谏言和劝告的作用。相反，每个罗马市民都可以参加的市民集会则有权承认或否决王的政治军事提案，与王有著紧密的联系。

　　这是一个稳定的三极构造，王、元老院、市民集会各自独立相互制约。这种三极构造在当今许多政局稳定的国家依旧可见，无论是多党议会制还是君主立宪制或是大总统上下议院制。

　　罗马进入了共和制后，王的位置由执政官代替，虽然可以连选连任，但每届任期只有短暂的一年。为了防止独裁，每年要选两个执政官共同执政。在短短一年里，执政官要做以前王要做的几乎所有的工作，这无疑要求执政官的人选要具有相当的能力、经验和成熟度。不难想像能够每年都提供这样的人才的只能是元老院内的几个名门贵族了。结果是明摆著的，执政官与元老院的差别一年小于一年，那三极中的两极渐渐交叉重叠，甚至异体同心了。市民集会虽然权力依旧，但让市民们感到自己不再是国家的主人之一而是被统治者，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另外，共和制最初的十几年的举国一致团结对外的经验也使市民们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那就是，没有这些平民的参加，罗马不可能从胜利走向胜利。

　　连年的战争使平民们不得不长期远离自己的土地和工房，其经济状态年年恶化。而拥有大片农牧地的贵族则不会因此使自己的生活水平立即降低。于是平民与贵族的抗争便以经济为导火线暴发了。

　　公元前495年的一天，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受到了在罗马大广场上的市民们的注意。只见他披头散发几乎遮住了半个面孔，那疲倦的神态既不像奴隶也不像乞丐。在大家的寻问下，老人紧闭的双唇说出了惊天动地的话来。

　　“俺原是个军人，为了保卫罗马身经百战。甚至当过百人队队长。”

　　“哦，原来是国家功臣。那你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呢？

　　老人悲切地说出自己的土地房屋如何变为战场化为焦土，幸存的家畜如何被盗，为了重建家园如何借下高利贷，因年景不好无法还债，不但房产土地被收押，连自己都被迫依法丧失人身自由沦为债主的农奴。

　　说罢，老人便脱下自己的衣服，于是大家不但在他的身上看见了身经百战的刀箭伤疤，还可见债主新留下的累累鞭痕。

　　群情为之激奋，一些人跑去市内招集市民，霎时间万家空巷，市民们一同拥向坐落在广场一角的元老院。两个执政官拼命地试图说服大家安静下来，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们的话，那场景也许和六四前的北京城一样，无人能控制局势。

　　元老院为了商讨对策要招集紧急会议，但元老院议员们大多摄于群情，不敢离家赴会，致使人数不够法定的下限而无法开会。

　　俗话有讲祸不单行，偏偏这时邻近的拉丁人的一族(Volscian族)纠集军队向罗马发起了进攻。敌军渐渐迫近处于革命前夕的罗马市，情况极其危急。

　　元老院这时深感内外交困，力不从心，于是请求两个执政官中比较同情民众的塞尔维(Servilius)来收拾大局。塞尔维无暇多想便来到民众之前，要大家面对外敌齐心卫国，同时塞尔维也向大家保证：

　　“无论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阻止市民应执政官之招参加军务；不得以任何方式没收或拍卖从军市民的私有财产”

　　市民们接受了塞尔维的提案并相信他在战后能使之法律化。当下众人踊跃应招参军，应招人数比以往还多。罗马军连战连胜，接下去又连续平息了另外两族的入侵。

　　凯旋回城的市民当然等待著塞尔维提案的法律化。可是另一位执政官阿匹乌斯(Appius)嫉恨塞尔维在提案前没有和自己商议而行使否决权。从法律上讲，罗马的两个执政官如果意见不一致，任何提案都不能生效。而元老院也似乎忘记大敌当前时内外交困的恐惧，竟然同意了阿匹乌斯的否决。

　　忿怒的市民拥向塞尔维的家门，要求他信守诺言。但处于元老院贵族和罗马平民的双重压力下的塞尔维备感心力憔悴，而且看著渐渐增强的市民的暴力倾向，塞尔维也无法全心力地支持他们。

　　实际上，后来市民们认为塞尔维毫无信义，他们像痛恨阿匹乌斯同样地痛恨塞尔维，甚至在决定由谁来主持祭祀仪式的选举时，竟然不以常规选出两个执政官的一人，而是选了与祭祀毫无关系的一个老百人队长。这当然不是说那个老队长深孚众望，只是明显地表示对这两个执政官的不信任。不仅如此，市民的情绪也日趋激化，他们甚至公然涌入法庭，用噪声干扰对负债平民的判决。

　　在这种状态下，当萨比奈人向罗马发动进攻的消息传来，执政官招集军队的时候，没有一个市民应招参军。他们全都上了Esquiline山和Aventine山(注1)，这是罗马史上的第一次罢工。当然罗马人没有人说这些人是汉奸或者说是罗奸，他们没有在大敌当前团结抗战的幌子下低头，大概他们也不会相信只要打败敌人天下太平了，自己的日子会自然的好起来，只要生活好起来那自己的权力自然就会有的。他们不信自然就有而相信要自己去争取。

　　后任的两位执政官往返于元老院和两山之间试图调解纷争，但毫无结果。

　　这次元老院又在内外交困下变的认真起来了。面对平民以罢工的形式发出的最后通牒，贵族们也分化为两派--强硬派和妥协派。两派为解决这一难题争执不下。但经验丰富的元老院在强硬派还占上风时就下了决心，决定拥立独裁官(Dictator)。

　　拥立独裁官也就是说宣布进入非常状态。独裁官的任期虽然只有短短6个月，但是在任期内可一人全权处理一切事务，就是执政官也不能对独裁官的决定提出异议。这是罗马共和制所特有的制度，目的在于出现危机时将平时分散给两个执政官的权力集中于一人，以便高效率地渡过危机状态。公元前501年，当萨比奈人大举向罗马进攻，罗马曾有过任命独裁官的先例。

　　但这次的独裁官所面临的课题与公元前501年不同，不是对外做战，而是收拾国内的混乱局面。

　　元老院没有从对平民阶级决不妥协的强硬派中任命独裁官，而是选中了外号叫“平民派”的曼里乌斯(Manlius Valerius)。

第十节　圣山

　　平民派曼里乌斯的独裁官的当选，使平民的情绪平静了下来。对于独裁官的军队招集令平民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他们走下山来，立刻就组成了十个军团。

　　对外开放的罗马人一但团结作战，想取得胜利也是易如反掌。虽说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会产生严重的分歧，但取得一致后却决不会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或是消极殆工。当然这次得战争也毫不例外的取得了胜利。曼里乌斯如期辞去独裁官，并向市民集会提出了今後不得以无力还债为由剥夺罗马市民的人身自由的议案。

　　可是，曼里乌斯的提案却被市民集会否决了。前面讲过，在罗马财产多的多尽义务，多尽义务的多享受权力，贵族阶层在市民集会中享有绝对多数的票数，在这种制度下贵族可以轻易地左右投票结果。

　　从法律上讲，平民们知道他们不得不遵守投票结果，但是因自己的正当的权利被否决所激起的愤怒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猛烈。他们全体撤离罗马城，上了远离罗马城的圣山。这是公元前495年的事。平民们甚至说如果达不到目的便在圣山一带另立新城。

　　罗马内部纷争的消息传遍了周围各族，甚至传到了伊托鲁里亚人的耳朵里。这些人什么时候都有可能趁罗马内乱来捞取鱼翁之利。没有平民罗马就不可能有足够的兵源，处于夹缝中的罗马贵族阶层终于向平民低下了头。

　　公元前494年，圣山一带充满了欢呼声。罗马终于决定为平民阶层设立专门的官职，以维护平民阶层的权力和利益。这官职的名称是保民官（The tribune of the plebs），并且只有平民出身的人才可以担任此职。保民官由选举产生，但不在被贵族控制的市民集会上选，而是在完全由平民组成的平民会上选。保民官名额是两人。

　　保民官有权否决执政官所做的决定，只要说声“我反对”，执政官的议案便被否决。而且保民官就像当今许多民主国家的国会议员一样拥有人身自由不可侵之权力。他们大概不会像刘少奇那样轻易地就被人揪斗关压软禁。

　　这个制度的创立从表面上看来，是平民阶层的完全胜利的结果。但实际上是贵族元老院的一个巧妙的对策。

　　首先，以后执政官元老院与平民有什么冲突时只要与两个保民官交涉就行，而没必要说服广场上的所有人，两者间的难易程度是不言自明的。与无代表的群体交涉的难处，只要看一下6.4天安门事件，便不难理解。

　　其次，不错，保民官是有否认权，但有在战争时期不能使用的先决条件。这时的罗马每年都有战事，像徵战争的战神亚奴斯神殿的门一直敞开着（注1）。也就是说，保民官的最大权力的否决权实际上没有什么行使机会。

　　不过保民官的设立仍给罗马带来了暂时的平静和团结。元老院利用这个时期着手修复推翻王制后恶化了的与邻近各族的关系，重建了［拉丁同盟］。

　　当然也不是说罗马就不用打仗了，就算与邻近各族搞好了关系，但与邻近各族的外围各族的战争还是很多的。不过大体上都是罗马军武功最强，既便不是大获全胜，也多是压倒优势。可是打了胜仗也会有打了胜仗的问题。

　　罗马每次战胜，并不是将对方的领土完全占领。虽说罗马对战败国没有一个划一的处理方式，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收败者的一部份土地，其中一半分配给同盟国，剩下的一半作为罗马的公有地。这个公有地被用来租给罗马市民使用。在公有地的租借分配问题上，贵族与平民又展开了新的一轮抗争。

　　罗马的公有地除了公共牧场外更多的是罗马所征服的荒芜地。罗马鼓励市民对这些荒地进行开垦，并有＜农地法＞规定垦荒者在持续耕种所开垦的土地期间，有权占有所开垦的土地，这就是无主物优先占有权。

　　表面上这个法规是很合理的，但实际上拥有众多奴隶和被保护自由平民（克利恩，client）的贵族阶层比一般的平民更容易多开垦多占有，于是两极分化也渐渐加大，对此平民们开始表示不满。而贵族以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为依据，也决不想吐出已经吃到嘴里的肥肉。

　　在＜农地法＞上平民与贵族的对立就像罗马体内的癌不断地侵蚀着罗马。而这一难症要等到五百年（！）后凯萨的时代方被根本解决。

　　极值得人深思的是，不能极早解决这一难题的原因竟然是罗马人的不记旧仇（向前看）和遇事团结对外的美德。看来美德有时还真碍事。

　　每当听说敌军迫近边境，或是友军战况危急时，罗马人总是丢下自己的不满，拿起武器加入军旅，当然总能打胜仗。与现代中国或当时希腊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相反，整个是内战外行外战内行。

　　更加急人的是，罗马的贵族简直是贵族的典范。要是他们只是享受在先吃苦在后，就像现在的高干一听说要和越南开战，赶紧就要自己的子女转业那样的话，罗马的平民也不会那么卖命。

　　随便说两个例子，有一贵族（Titus quinctius Cincinnatus）天天在自己的庄园里自得其乐。一次大敌压境，元老院便找到他说，大敌来犯，您老就当一次独裁官去退敌如何。这位也不含乎，绝没中国古代腐儒所推崇的假谦虚，来句老朽无才无德或像许由那样隐居去了什么的，当下二话没说，丢下锄头披上盔甲，带着招来的军队杀往前线了。战果也没得说，也没什么张飞赵云之类的英雄助阵，仅仅15天就将敌军赶了出境。独裁官的任期是半年，可这位并没居功自傲理所当然的做上半年官，而是一回城便将大权还给执政官，脱下战袍回乡下接着种地去了。

　　还有罗马数一数二的名门贵族发彪斯一族（？，Fabian clan）在保卫罗马的战争中全族共有四千几百口人战死沙场，所剩者妇幼老病而已。

　　所以罗马的平民和贵族的抗争每到外敌入侵便烟消云散，外敌退出又从头开始，周而复始，在外患不断的情况下，问题总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不过罗马市民还是在国家大义为重的前提下不断地争取自己所应有的权力的。他们提出的另一要求便是法律的明文化。于是便有了前面讲的三人考察团的事了。在三人考察团去希腊考察的一年里，贵族和平民处于休战状态，可见罗马人对这个考察团的期待有多高了。

　　一年后，从希腊回来的三人加上另外七人，为制定成文法律成立了＜十人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被授予极大的权力，他们有为制定罗马第一部明文法律可不受任何干扰地自由行动的权力。这简直就橡是一群任期无限制的执政官。但更要命的是＜十人委员会＞的主导权不是掌握在从希腊回来的三人考察团的手里，而是掌握在自始至终都是强硬保守派的阿匹乌斯(Appius，见2-9节)的手中。

　　公元前449年，罗马的第一部明文法律不是铸在鼎上，而是刻在铜板上，被公开在罗马大广场上。这部被称为＜十二铜表法＞的法律不但使平民而且也使同情平民的贵族们目瞪口呆。

　　十二条法律中毫无新意，大概罗马人都在想：你丫的都到希腊干嘛去了？

　　要说财产多的多出力多出兵役多享受权力这一点，罗马早在王制初期便有了，哪用去雅典学他们的＜梭伦改革＞？

　　雅典是商业国家，土地财产不是财产的主要部分，而罗马还是农业国，说起财产那主要就是土地。以动产多少作为市民的义务和权力的依据也太不合罗马国情了。而且市民们并不是要求用动产代替不动产来衡量义务和权力，而是要求合理分配不动产，对此＜十二铜表法＞却只字不提。

　　最令平民关心的是当自己无法准时尝还债务时人身自由的丧失问题，对此＜十二铜表法＞竟然将恶习只作小小修改使之合法化了：

　　借债人无法准时尝还债务时，被处60天拘留。60天后如仍无法尝还，将被当成奴隶出卖，或为债权人做与其债务相当的无尝工作。借债人在服兵役期间不受此条限制。

　　另外，＜十二铜表法＞还明文禁止平民与贵族的通婚。

　　＜十二铜表法＞从公布之日起便深受非难，而平民阶层也重新采用对抗的态度。效果是显见的。阿匹乌斯所带领的罗马军无人效力，连战连败。不过罗马人从不将败仗的原因归于指挥官一人，所以阿匹乌斯也不会不成功就去成了仁。对阿匹乌斯的不满不是因他的败仗，而是因他个人的品行而暴发。

　　俗话说英雄难过美人关，阿匹乌斯也在爱恋着一个漂亮的女孩，这女孩是罗马一显赫贵族之后，其父亲曾任执政官，但小姑娘自己是平民阶层。依＜十二铜表法＞平民与贵族是不能结婚的。

　　既不结婚又要将小姑娘搞到手，留给阿匹乌斯的只有两条路：或让小姑娘做自己的情妇或让她成为自己的奴隶。第一条被人家拒绝了。于是阿匹乌斯便唆使自己手下人诬陷那小姑娘是阿匹乌斯的奴隶所生。奴隶的后代还是奴隶，而且归其父母的主人所有。于是阿匹乌斯便名正言顺地将人家绑架回府了，而且是趁着人家的父亲在前线打仗的时候。

　　听说了这事的前执政官，立刻飞奔回罗马，找到了自己的女儿，哭道：孩子，能使你自由的路只有这条了。说完将短剑刺入自己的爱女的胸膛。

　　事件很快传遍罗马，不但留在罗马的平民而且在战场上的平民都一起蜂起，抗议阿匹乌斯的专横。平民全体撤出罗马城，又一次上了圣山。而阿匹乌斯不但毫无反悔之意，反而招集手下，准备用武力镇压平民。大有天安门事件在罗马预演的架式。

　　元老院知道事情危急非同小可，便将阿匹乌斯逮捕，并宣布要对他进行审判。

　　自尊心极强的阿匹乌斯无法忍受被审判的屈辱，于开庭前夜自杀。

　　这个事件导致拥有绝对权力的＜十人委员会＞的解散，贵族阶层在平民们的要求下同意今后未经平民的许可不得以任何名义设立新机构。

　　到这时共和制罗马的平民看上去好象掌握了主导权，争到了一些权力的平民们意气风发，在各地的战场上也是所向披靡。使人觉得罗马的平民也会像雅典市民战胜波斯后宣布一切权力归市民那样宣布罗马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然后接管政权实行面全民主制。那么后来的历史学家便可更不废力气的说罗马的强大是因为她有一个完美的民主制度。非常遗憾，历史从不以意识形态分优劣，罗马也没有实行雅典式的民主制。

　　原因在于罗马的贵族与平民的特殊关系上。

第十一节　罗马的贵族

　　罗马的贵族（Patriot）不像希腊的贵族那样，很快地被新兴阶层所吞没，成为时代的遗物。他们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中维持着自己的势力。如果罗马的贵族也像希腊贵族那样只依靠土地的占有而生存的话，恐怕其下场与希腊贵族不会有两样。但是，罗马的贵族除了拥有土地之外，还有别的势力，那就是前面讲过的被保护自由平民或叫做克利恩（client）。

　　这个克利恩与贵族的关系据说在罗马建城之初便已经存在了。当时罗莫路做了罗马的第一个王后设置了元老院，任命了一百人为元老院议员。这一百人便是罗马贵族的开始。

　　这一百人并非因为与罗莫路沾亲带故或是长的青面獠牙才做了元老院议员的，他们都是一些统领许多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的旺族大户的家长。也就是说罗莫路招集了一百个有权势的人做了元老院议员。

　　共和制初期，克劳迪斯（Claudius）家族的一家之主移居到罗马时，竟然有五千人的克利恩跟随他搬到罗马来。前面讲到的对平民强硬派的阿匹乌斯（Appius Claudius）便是克劳迪斯家族的后代，他之所以能一直采用对平民的强硬路线，正是因为他拥有全罗马最大的克利恩集团。另外前面讲的发彪斯一族在战争中全族共有四千几百口人战死沙场的事，其中与发彪斯家有血缘关系的306人，此外有四千人是发彪斯家的被保护自由平民。

　　罗马的税制与兵役制相关，一般以不动产的多少来决定出多少兵。对于有大片庄园的贵族来讲要负担相当数量的兵源，如果没有克利恩的存在，那是不可能做到的。在罗马没有出钱雇人做佣兵的习惯。

　　不过，贵族与他们的克利恩的关系并不能简单明了地一句话讲明白，因为这不像“被保护自由平民”的字义所显示的贵族是保护人克利恩是被保护人那样简单。

　　当贵族发生财政恶化时，克利恩们会共同帮助贵族渡过难关；反之，如果自己的克利恩有困难，贵族也会伸出援助之手。

　　如果哪个克利恩想做个买卖什么的，贵族会鼎力相助，甚至会去求别的贵族帮忙；要是贵族被海盗绑了票，克利恩们便会四下奔走筹集资金将贵族赎回；对克利恩的子弟的婚姻、教育、就职甚至打官司的问题贵族都有责任和义务出谋划策、出钱、出力。

　　假如贵族要参加公职的竞选，手下的克利恩们便会全体出动，到罗马选举会场的玛尔斯广场去帮贵族拉票投票。克利恩如果是罗马的市民的话，也有投票权。

　　实际上，克利恩对贵族的义务责任是写在了＜十二铜表法＞里的。

　　作为罗马的惯例，贵族每天早上吃过简单的早饭后，立刻就要与等候着的克利恩们会谈以了解他们的需要。处理完克利恩的问题后，才去和其他贵族见见面，或是到元老院等机构处理公事。

　　罗马的贵族与他们的克利恩的关系显然比强者与弱者的关系更加紧密，双方在来往中最注重的则是信义，因此背信弃义被认为是最恶劣的行为。所以当这两方有一方被控告而上了法庭时，绝不会传另一方上庭作证。在罗马作伪证是有罪的，因此罗马人明智地回避了因关系亲密而不得不作伪证的尴尬。

　　最后，贵族与他们的克利恩关系是世袭的。

　　说个几百年以后的故事。公元前48年，当凯萨与庞培为争夺罗马的控制权而各自调动大军准备决战时，跟随凯萨南征北战深受凯萨信赖的副官拉比安投奔了庞培的阵营。庞培阵营为此狂喜不已。但是拉比安并不是因为自己的政治信念而投奔庞培的，而是因为拉比安一家几代人都是庞培家的克利恩。

　　作为凯萨的左膀右臂的拉比安跟随凯萨八年之久，远征高卢（现在法国一带），亲眼目睹凯萨的政治军事才华，对于将要暴发的两雄之争，拉比安无疑比任何人都能准确地预测战争的结果。但他依然义无反顾地遵守了克利恩应当有的信义。而凯萨对他的离去也没有任何怨言，并将拉比安的行李派人送了过去。拉比安依罗马人的准则而行动，凯萨也以罗马人的气量报答他的副官的“叛逃”。

　　这种气量在中国古代也曾有过，春秋战国乃至三国好象都有类似的故事。但现在难得一见了。就连出国的留学生也要交押金了，或是扣住他们的配偶不让出国探亲了什么的，生怕你“叛逃”了似的，令人感叹今时不古。

　　言归正传，这罗马贵族的势力基础显然不像希腊贵族那样只是建立在土地所有之上，而是建立在人力上，所谓人是决定性因素嘛。正因为有了人，数量占少数的贵族便敢于向平民正面挑战。那阿匹乌斯甚至敢招集手下试图以武力镇压平民的原因也在这里。贵族的力量有时甚至大到可以对外作战。前面讲的发彪斯家族便是以一家之力与强敌魏国（Veii）较劲，结果全家阵亡的。

　　这样的复杂关系是无法用马列主义的压迫被压迫阶级来分类的，贵族与平民的斗争也绝不是什么新兴阶级对腐朽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贵族与一部分平民的联合势力与另一部分平民之间的抗争。这也是为什么这种抗争不能很快得以解决的原因之一。

　　这种贵族－克利恩间的特殊关系一般只有在封闭的社会中才比较常见，也比较能够发挥其效力。但罗马的这种关系却完全不是封闭式的。罗马的贵族非常热心地发展自己的克利恩人数。

　　比如说奴隶，当他们获得人身自由时便成为解放奴隶，理所当然地立刻就成为旧主人的克利恩。到了解放奴隶儿子一代便可获得罗马市民权，于是贵族便又多一个有参政权的克利恩。

　　要是只是这样话，好像是有参政野心的贵族为增加自己的票数才发展克利恩的。但罗马的贵族对完全没有投票权的人也一样热心地拉入自己的克利恩网中来，用增加票数来解释的话，不完全正确。到了罗马的海外扩张时代，贵族们甚至积极地吸收既非罗马市民也不是意大利人－既没有市民权－的人加进自己的克利恩行列。

　　有趣的是构成罗马这样一个在各方面都很开放的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竟是貌似封闭的克利恩制度。或许正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强烈的归属意识，作为国家方能够全面地开放吧。

　　贵族与平民抗争的持久化的另一个原因恐怕要归结到罗马是一个陆地领土型的国家了。

　　与海洋国雅典不同，罗马是一个陆地国家，因此不可避免的与邻国经常发生冲突。对罗马人来讲，战争是家常便饭，而罗马市民更是全民皆兵。

　　没有比士兵对指挥官的能力更加敏感的人了。在无能者手下作战则是意味着无谓的死亡。而没有指挥官的军队更是不勘一击，这些都是罗马市民在从成年起到60岁的漫长的战争经历中得出的经验。一个有能力的指导者对于罗马的重要性，对此罗马人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有着深刻的理解。

　　有一段时期，平民们要求在两人的执政官中要给平民一个名额。贵族对此颇为恐慌，因为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执政官席位如果分给平民一个名额的话，贵族与平民就得平起平座了，于是贵族提出以后选三个执政官，平民占一个席位，贵族占两个，这样可保证自己的优势。但贵族过虑了。投票结果竟然三人都是贵族。平民自己不得不承认自己阶层的人材之不足。

　　不过平民阶层的人材不足的倾向也在慢慢改变。＜十二铜表法＞公布后不过四年就通过了贵族与平民通婚许可法。这个法律对平民阶层的人材培养有着重要的意义。

　　尽管这样，罗马在公元前449年到公元前367年的八十多年里都是在摸着石头探路的。他们曾经废止过执政官制，摹仿雅典的“十人内阁”制改用六人将军集体执政。不过结果不佳，每到需要统一指挥时便要任命独裁官，弄得像卡米勒斯（Camillus）那样连续当了五次独裁官的现象都出现了。

　　可是不久罗马便不能这样悠闲地摸着石头慢慢试验了。

　　在希腊，公元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经过长年的混战，雅典败给了斯巴达。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后进国的罗马是在慢慢探索，但先进国的雅典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中已经迷失了方向。

第十二节　高卢的入侵

　　当南欧的平原上一派农耕放牧的田原风光，地中海上商船来往穿梭的时侯，北欧的大片地方仍然覆盖在黑色的森林之下。那密林里住的是高卢人。现在只有爱尔兰还有少量的高卢人，但当时高卢人却生活在欧洲最广大的地域上。

　　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前，高卢人开始了他们的移动。不过他们不是一起齐大迁移，而是从最北的部落开始向南、东、西，一个赶走另一个地慢慢移动，最后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到达了现在的米兰和波河之间。

　　这些高卢人最初并没有给罗马造成任何威胁，因为在罗马与高卢人之间不但有亚平宁山脉（appenino）相隔，更有伊托鲁里亚人的势力圈。当时的伊托鲁里亚人不但有经济技术的实力也有军事的实力。

　　罗马在废除了伊托鲁里亚人的王制进入共和制后，便与伊托鲁里亚成了仇敌，共和制最初的几乎一个世纪一直与伊托鲁里亚发生着断断续续的战争。罗马的势力一天天上升，伊托鲁里亚的势力一天天衰落。同时，立足在意大利南方的希腊植民市也失去了进取的势头，处于守势。

　　罗马人以其特有的坚韧性格与伊托鲁里亚的势力一点点地争夺。建在山顶易守难攻的伊托鲁里亚的城市之间几乎毫无协作精神，他们被罗马以各个击破的形式蚕食。伊托鲁里亚的城市之间的同盟关系几乎是没有什么军事来往的，军队不是没有，只是没有统一的指挥系统。而罗马人却深知指挥系统的重要性，什么都可以牺牲，但统一的指挥系统是最为致关重要的。

　　罗马的拉丁同盟在作战时，每个同盟国都出一定数量的军队协同参战。罗马从来都是以罗马军为中军主力，同盟军则分守左右两翼，战利品则与同盟国平分。但是最高指挥官绝对是出自罗马。当时在许多方面都比罗马优秀的伊托鲁里亚，不如罗马的正是同盟国间的不协调，指挥系统的不统一。而伊托鲁里亚至死都没明白这一致命伤。

　　罗马的平民在两次上圣山之后，获得了一定的权力，这使罗马又可以专心对外了。这时的罗马主要是对居住在亚平宁山脉罗马东部的沃斯基（volsci）人和亚平宁山脉罗马南部的埃奎（aequi）人进行长达六十年的作战。这些蛮族不时从重山峻岭之中哇呀呀地冲出来，跟罗马作对。战事打打停停，一进一退。中间甚至有过保守派贵族武将柯理奥因不满罗马的对平民救济政策，愤然投敌，带着蛮族攻到罗马城下的事。不过面对城上妻子和年迈老母的哭求，柯理奥不忍攻城，反被蛮族砍了头。罗马也因敌人没了大将而躲过一难；也有在公元前396年，埃奎人兵迫罗马，情况紧急时，罗马任命奎茵提斯（Titus quinctius Cincinnatus，注1）为独裁官，仅用15天便大破敌军的快举。

　　在罗马与外族作战时，位于罗马市北二十公里左右的魏（Veii）总是乘人之危，与罗马为敌，罗马则咬住牙关忍辱负重，专心对付沃斯基人和埃奎人。在对沃斯基人和埃奎人的战争平静后，罗马开始准备对这个伊托鲁里亚最强的都市的战争，要一举摧毁这个眼前的对头。

　　但对魏的战斗十分艰难，罗马不得不几次任命独裁官来摆脱困境。公元前396年，经过十年的苦战，在独裁官卡米勒斯（Marcus Furius Camillus）的指挥下，罗马终于攻克了魏城。独裁官卡米勒斯是一个极富人情味的名将，他看着手下的因长年作战而不断贫困下去的平民士兵，终于作出了一项重大变革，他决定发给士兵军饷。在罗马，服役是税制，所以士兵们是无尝的。但连年的战争使平民难以负担，士气也年年低下。这独裁官卡米勒斯的军饷制使罗马军士气大盛，终于取得了克魏大捷。魏的全市住民沦为罗马的奴隶。

　　这是一个空前的大胜利。罗马的势力范围因此陡然增加两千平方公里，比以前扩大了四倍。卡米勒斯乘胜挥军深入伊托鲁里亚，各城听到大国魏的失陷早已破胆，罗马军势如破竹。

　　这时罗马人开始轻飘飘了，嫉妒的流言也出笼了，有人说好象大概卡米勒斯可能是个野心家，或许似乎卡米勒斯可能私吞了一些战利品。

　　卡米勒斯听到这流言，懒得为自己辩护，悄然离去，到外国流亡去了。本来在罗马对自动流放国外的人是不再追究罪行的，但这时的罗马却以缺席裁判的方式，判了卡米勒斯一万五千阿司的罚款。要不是那密林里的高卢人突然来犯，卡米勒斯也许会带着一颗被罗马人伤害的心，孤独地诅咒着罗马的忘恩负义而客死异地它乡。

　　不过，打破了伊托鲁里亚势力圈的罗马人，却正是用自己的手将那阻止高卢人南下的堤防破坏了。而平民们也不顾贵族的反对，开始大批移居魏市，大有建立第二首都的势头。罗马为之空巷，卡米勒斯的出走又使罗马军群龙无首，半数左右的士兵觉得无聊而纷纷散去。罗马的悲剧便在这混乱中上演了。

　　公元前390年，高卢人从现在法国一带出发，越过亚平宁山脉南下，沿途各伊托鲁里亚都市尽数落入高卢人的手中，转眼间他们就占据了波河平原的大片沃土。

　　高卢战士的勇猛善战也传到了罗马人的耳中。高卢人的武器主要是长枪和剑，木制的盾牌上包着铜皮。军队分战车兵骑兵和步兵。作战时先以战车冲乱对方战阵，然后骑兵和步兵一拥而上。高卢人极为好斗，每当开战，总有那杀的兴起的，像三国里的许褚那样甩去衣服，赤膊上前撕杀。

　　另外高卢人还有一令人恐惧的习俗，他们杀敌之后总要斩取敌人的头颅，串挂在马头之下。战后回去，将头颅用油浸泡，当有贵客来访时便拿出来给人看。

　　当这个骁勇的民族攻克了罗马北一百二十公里处的城市后，已经没有能够阻挡他们进攻的障碍了，原来是罗马屏障的魏已经被罗马人自己所破坏。于是罗马陷入了恐慌之中，慌乱间紧急招来的军队因平民的大量移居魏市而显得严重数量不足。

　　这支队伍匆匆向北迎敌，但还没到预定战场便与蜂拥南下的高卢人在台伯河上游突然遭遇。罗马军毫无准备溃不成军，转眼间便四散逃命去了。

　　高卢人大概知道兵贵神速，乘胜奔袭罗马。罗马市简直就像空城，甚至连城门都没来的及关闭便落到了高卢人手中，开始了长达七个月的被占领的日子。

　　罗马人有些丧胆地认识到举国一致的抵抗是不可能了，于是决定将青壮年男子都撤退到易守难攻的卡匹托尔山上死守。卡匹托尔山上建有朱比特神殿等几个罗马的主要神殿，山顶面积较小，但一面邻水三面为峭壁，极适于防守。同时这里也是罗马人的圣地，若是这里也丢失的话，罗马人便会从精神上失去依靠。

　　能够守山的人数受山上面积所限不能太多，所以非精干强壮者便不得上山，另外守山者的妻子和儿子也被允许上山。而其他老弱病残，既便是元老院议员也不得上山，只有让他们听天由命了。

　　高卢人在毫无抵抗的罗马市区肆意横行，烧杀抢掠。罗马元老院、市场、房屋都被破坏焚烧。而在卡匹托尔山上的壮汉们只有咬牙忍辱观看的份。

　　耻辱！奇耻大辱！罗马建国以来第一次受到异族的蹂躏。而下一次的异族入城要等到八百年后的公元410年了。

　　高卢人却是不会去理会罗马人的痛苦的，他们团团围住卡匹托尔山，反复试图占领这最后的孤岛。罗马人拚死抵抗，一次又一次地将敌人的进攻击退。但这也没能使罗马人的耻辱感稍有和缓，后来的罗马史学家又不得不写出许多传说来冲淡耻辱的感觉。其中之一是说有一次，高卢人乘月黑风高夜想悄悄偷袭卡匹托尔山，而山顶神殿里的鹅却深更半夜地一起乱叫起来，被吵醒的罗马人这才发现了偷袭的高卢人，当然高卢人的计谋未能得逞，而罗马人则认识定是鹅挽救了罗马。不过，真实的史实好像不是这样有诗意，那些鹅叫不叫，都没能阻止高卢人进入罗马的每个角落。

　　尽管传说中罗马人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高卢人保住了卡匹托尔山，但对以名誉为最高美德的罗马人来说，这点安慰性质的东西是无法抚平心里的创伤的。而有能力重组军队的只有流亡在外的卡米勒斯。就这样，七个月过去了。死守卡匹托尔山的罗马人开始缺粮。

　　幸运的是，高卢人虽然都是优势的战士，却不是都市人。他们占领了罗马，却不知如何使用罗马市。

　　他们将屠杀的尸体投入上水道，使得他们要另寻水源；过度热衷于焚烧仓库，使得食粮很快就消耗殆尽；不理会满街的死尸，使得瘟疫流行，每天都有高卢人丧命。最重要的是在原野上驰骋惯了的高卢人渐渐厌倦了都市的生活。

　　高卢人于是向罗马人要求撤退费黄金三百公斤作为退出罗马的条件。罗马人并无选择的余地，不过对黄金称量时高卢人的不公表示了抗议。高卢将军大怒，踢掉称砣，一脚跺到天平上怒吼：无名败将，给我住口！

　　得到了黄金的高卢人终于呼啸着离开了占领了七个月的罗马。

　　高卢人一走，罗马人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招回了流亡在外的卡米勒斯。被判定有罪的卡米勒斯在外面也知道罗马的苦难，但他是个没有罗马的正式公文不得归国的罪人。他接到可以回罗马的通知的同时也接到了任命他为独裁官的任命书。于是卡米勒斯第二次担任了独裁官。

　　抛弃旧怨重归罗马的卡米勒斯火速招集移居到魏市的平民组成了军团，沿高卢人的退路追袭。大概只是收拾了个别高卢人后队的散兵游勇，算是出了口恶气，这点小胜还是远不够报仇雪恨挽回面子的。

　　重建罗马的工作立刻就着手进行了。平民们也不再坚持移居魏市去建立什么第二首都了。他们都深信罗马所遭受的这次劫难是因为罗马的守护神对罗马人试图抛弃罗马而发怒，故意遣高卢人来惩罚罗马人的。谁抛弃罗马谁就不是罗马人！卡米勒斯的话深深地刻入了每个人的心。以前曾中伤过卡米勒斯的人，现在也称他是“罗马的第二创建者”。

　　难题如果只是罗马市的重建和罗马人的团结的话，医治高卢人所带来的创伤并不困难。但是罗马竟然用了四十年才从这次打击中重新站立起来。看到罗马在外敌面前屈服，邻近各族也纷纷离心，拉丁同盟竟然烟消云散了。不仅如此，昨日的盟国一变成为想乘机吃掉罗马的敌人。这真是‘辛辛苦苦数百年，一下回到建国前’了。罗马建城三百六十年，进入共和制一百多年，一切又得从头开始。

　　但是，公元前390年的罗马城失陷却是使罗马开始强大－比雅典、斯巴达、伽太基更强大－的第一步。虽然掉入深渊的更想爬上来，但再也没能爬出来的民族国家却占绝大多数。而落入灾难深渊的罗马，以罗马人特有的缓慢但坚实的脚步一步步地走了出来。

第十三节　希腊的衰退

　　在罗马人忙于平定中部意大利的这近百年间，希腊世界发生了许多翻天覆地的变化。

　　经过三十年伯里克利时代的繁荣，公元前431年雅典与斯巴达之间暴发了将所有希腊城邦都卷入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这场战争是以一个城邦的内乱引起的。内乱的一方向伯罗奔尼撒同盟成员的哥林多求援，而另一方则投靠了雅典。于是雅典攻占了位于爱琴海北岸的哥林多的领地，并对支持哥林多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成员国实行经济封锁－禁止他们的商人在提洛同盟成员国进行经济活动和利用提洛同盟成员国的港口、市场。经济封锁总是给人以一种和平的印象，但实际上总是伴随着战争和流血。雅典这次又做的过火了。对于经商国家来讲，经济封锁意味着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哥林多的使节团在伯罗奔尼撒同盟会议上强烈抗议雅典的霸权主义行为，极力主张伯罗奔尼撒同盟立即对雅典发动报复性战争。于是一个城邦的内乱终于演变为两大同盟间的全面战争，不仅如此，这也是民主体制的海军国家对独裁体制的陆军国家的激烈冲突。

　　伯里克利知道斯巴达陆军的厉害，因此避免与斯巴达在陆地上正面冲突，而采取坚壁清野的战术，同时以自己优势的海军力量对斯巴达沿岸实行攻击和封锁，希望以持久战的方式拖垮国库储备远不及雅典的斯巴达。就这样战争的第一年雅典占了上风。

　　但第二年夏雅典流行瘟疫，伯里克利也死与此疫。这场瘟疫使雅典的人口减少了大约三分之一，但却完全没有影响到斯巴达。伯里克利死后，雅典的民主派和独裁派展开了炽热的权力斗争，后人称这段历史为群愚政治时代。

　　虽然是群愚政治时代，但并不是说雅典没有人材。当时的雅典可以说是人材济济。但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像伯里克利那样可以长期在雅典推行自己的方针，同时不会被政敌用陶片放逐法驱逐，而且还使雅典的民众都相信是民众自己在执掌国政当家作主。或许雅典的群愚政治的原因根本就不在于人材多少，而在于雅典的政治制度本身的缺陷。

　　公元前430年，雅典对爱琴海北部发起大规模的进攻，为此消耗了大量的军费而陷入财政危机。同时斯巴达对雅典盟国的围城战历时两年不能得手，双方陷入了相持状态。

　　雅典的政治斗争间接地影响到了盟国的情绪，有些发生内乱（民主派和独裁派内讧）有的甚至公然背叛了雅典，雅典不得不四下安抚讨伐。不出三年，财政枯竭，不得不加重税收。而雅典的市民依旧上下一片主战之声，极像如今大陆人要求攻打台湾的劲头那样，雅典的市民根本就没有将各方面都不如自己的斯巴达放在眼里，而且还有捍卫民主制度的大义名分。

　　公元前424、422年，雅典与斯巴达连续进行了两场激战，雅典皆因其内部的不协调而败北，斯巴达也损失惨重。双方无力再战，于次年签订和约，交换俘虏退出所占土地，相约50年和平不变。

　　但这50年不变的誓言转眼就被雅典主战派阿西比德所推翻。公元前415年，在阿西比德的鼓动下，雅典罄国库之所有组成大舰队远征西西里岛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国。阿西比德前脚离开雅典，他的政敌们立刻告发他亵渎神灵，要招他回雅典接受审判。

　　阿西比德趁压解他回国的差人不注意时逃脱，投奔了斯巴达。雅典民会立刻宣布判处卖国贼阿西比德死刑并没收其财产。而阿西比德一怒之下将雅典的情况尽数透露给了斯巴达。公元前413年，斯巴达听从阿西比德的计策，在西西里岛大破雅典军，雅典军7000以上阵亡。

　　阿西比德此後一边游说提洛同盟背叛雅典，一边暗中策划雅典的独裁派掌握国政。当独裁派掌握了雅典后，阿西比德又以民主派的面目支持市民反抗独裁派。公元前407年，阿西比德与民主派执政的提洛同盟盟国在黑海大破斯巴达海军，铺平了重回雅典的道路。雅典市民疯狂地欢迎这位民主派代表、抗击斯巴达海军的英雄重回雅典，并将雅典的最高指挥权交给阿西比德。

　　斯巴达知道雅典海军之强，于是“挟洋自重”，向希腊的宿敌波斯求援。在波斯的支援下斯巴达重建了强大的海军舰队，向雅典发动挑衅性攻击。阿西比德所率的雅典海军首战失利。雅典市民“咯噔”一下就翻脸，群情激奋地要追求阿西比德的责任。阿西比德恐于被处死刑，又一次逃亡。后来阿西比德在小亚细亚的隐居地被刺杀，杀手不明，不知是来自雅典还是斯巴达或是波斯。

　　雅典为打开局面，号召市民捐献，用所得资金建造了150艘三层战船。公元前406年，海军提督柯农率雅典海军在小亚细亚海岸大破斯巴达海军，不过雅典因遇暴风雨也损失了25艘战船。柯农的政敌以在暴风雨中未能挽救士兵生命为由，将六名海军将军处死。在雅典全城市民的一片喊杀声中，对这种不当的判决表示反对意见的只有苏格拉底一个人。当民意处于兴奋时是这样地无情和短视，于是雅典海军又蒙受了不可弥补的一次打击。

　　公元前405年夏，斯巴达海军得到雅典海军停泊地点的情报，出动战船200艘突然袭击纪律松弛的雅典舰队。180艘雅典战船与斯巴达海军发生激战，其中120艘被斯巴达海军虏获，四千雅典士兵被俘。雅典因此失去了海军。

　　斯巴达以陆军围城，海军封锁港口。而雅典在既无战舰又无士兵，加上同盟国纷纷投降的状态下宣布无条件投降。

　　公元前404年，由雅典引发的、历时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的失败而告终。令雅典人羞辱不堪的是，经过长年的内讧，以海军著称的雅典不但在陆地上而且在海上也输给了斯巴达。雅典与斯巴达订了城下之盟：拆除一切防御工事；解散提洛同盟；交出舰队；放弃民主政，服从斯巴达的统治。

　　雅典市民竟然奏着音乐、欢天喜地地、载歌载舞地去拆除城墙，好象从此获得了自由一样。但那实际上那只是他们失去自由的开始，而且这也是全希腊的城邦失去自由的开始。

　　但是，除了武力一无所有的斯巴达与所有只靠武力征服他人的国家一样，虽可以在短期内打下一片江山，却无法长久统治下去。斯巴达的军国主义式的暴政无法被希腊人所接受，各城邦间争斗不断，最后希腊的底比斯国击败斯巴达而成为希腊霸主，其统治也只有十几年，便被雅典和斯巴达连手击败。

　　长年的混战严重的削弱的希腊实力，最后希腊被新兴的北方王国马其顿所征服，希腊的城邦世界便从此日薄西山了。

　　罗马通过商旅人的情报交流无疑是会知道希腊所发生的事件的，雅典也好斯巴达也好，他们的兴衰告诉罗马人城邦制度的短命，使罗马终没有走上城邦制的道路，而是开始着手创立一代大帝国。

第二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