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毛的一本新书：《毛真的是恶魔吗？》 -- 细脖大头鬼

楼主给出的那本香港出的书里面最后一篇是金小丁的《评张戎〈毛，不为人知的故事〉》。

这篇是目前俺看过的对张阿姨的所有驳文中比较通俗而且最为系统的一个。楼主的引文说“兩位作者似乎沒有覺得有必要作出任何回應”，其实在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金的质疑，张阿姨还是有一些“象征性的”回应的

鉴于金小丁在yahoo贴的原文已被删除，现全文转贴如下：

=========================================================

评张戎《毛，不为人知的故事》(完整版)

金小丁

前言

张戎的自转《鸿》已经被译成三十几种文字，卖了一千万本，在今日西方没有任何一本中国人写的书有类似的影响。她的新作《毛，不为人知的故事》在英国出版时，受到从左到右所有重要媒体一致推崇，不仅有《ＢＢＣ》，《卫报》，《每日邮报》等敢写敢说的豪放类，也有《泰晤士报》，《经济学家》和《金融时报》平时言必有据的学者型。慷慨激昂为张戎站台的，政界有中国人的老相识末任港督彭定康（C. Pattern），新闻界有《泰晤士报》东亚编辑曾因报道６.４获奖的J. Mirsky, 学术界有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系主任中国问题专家M. Yahuda。按照这些人的说法，任何一位理智正常而不带偏见的人，看了张戎的书都不可能对她的结论有任何一丝一毫的怀疑。

该书一周之内便跃居英国非小说类排名榜之首。随后又获得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非小说类排名状元。当该书在第一个非英语国家面世时，德国媒体的精英代表《明镜》对其赞美不落英伦之后。张戎已成为中国历史的新权威，讲演，座谈，签名，采访，四处奔波应接不暇。包括诺贝尔获奖者在内的西方作家里也鲜有享此殊荣的。说张戎是在西方最受尊崇的中国人，恐不为过。在她的演讲会上提出不适当问题的人，被与会者视为“毛主义者”，无法把问话说完。在Amazon卖书网页上对该书的历史真实性有怀疑的读者评语，被其他评论者斥为“丑恶中国人的宣传” 。

张戎此书的主要卖点是论证毛至少“像希特勒一样，或更坏”。相信这点的西方人，恐怕不会认为奉毛衣钵的中国政府比纳粹好多少，进而也很难对半个多世纪以来向这个准纳粹政府妥协并与之合作的中国人有多少好感。当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出现经济政治甚至战略矛盾时（如台湾海峡或东海大路架），这种恶感可能对西方的民意以至事态的发展产生影响，后果很严重。

张戎的书据称是十年钻研之成果，以各国秘密档案和数百知情者采访为依据。如果她的结论正确，后果再严重中国人也应当接受。可惜，在其惊人之语和浩瀚资料之间存在着鸿沟。更有甚者，二者时常相左。本文之目的在于指出这些自相矛盾之处，展示一下西方媒体最推崇的关于中国的书的真实价值。

本文非但寻找张戎书中的弱点和枝节，而是着专挑那些对毛人品攻击最力和被西方媒体评价最高，认为证明最充分的１７个问题。为了便于读者验证本文的论点或发现错误，笔者尽量不用读者难以验证的材料，主要依赖于张戎书中所提供的信息，读者可以轻易核实。希望张戎的支持者在她这１７个论点中能找出一个能站得住脚的。这些问题将在以下的１７个小节里分别讨论：

１）瑞金肃反，２）蒋放走红军进四川，３）蒋放走红军救儿子，４）泸定桥，５）被抬著长征，６）不打日本，７）陷害新四军，８）牺牲胞弟，９）整风，１０）卖鸦片，１１）镇反杀人三百万，１２）囚犯死亡二千七百万，１３）超级大国工程，１４）饿死三千八百万，１５）文革整死三百万，１６）文革目的，１７）毛与希特勒相提并论。

在进入正题之前，先简要介绍一下最近围绕张戎此书的争论。在该书出版四个月以后，西方媒体对张戎一面倒的喝彩声在欧洲以外开始出现杂音。今年１０月《纽约时报》的纪思道（N. Kristof）披露，被张戎列入受采访者名单的章含之否认曾接受其采访。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J. Spence）在《纽约书评》上指出张戎的某些参考书不是严肃出版物，从中找不到任何资料来源。澳大利亚的H. McDonald在《The Age》（2005.10.8）上披露：该报记者最近到泸定桥采访，未能找到张戎所讲的那位当时９３岁的老太太，也没找到任何能记得此人的人。但是记者找到一位现年８５岁的寡妇李桂秀，据当地人说是唯一活着的见证人。“李老太太说战斗确实打了”。“是在傍晚打起来的”。McDonald引述哥伦比亚大学教授T. Bernstein的话：张戎“这本书对当代中国研究是一大祸害”，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力（P. Link）也承认该书有违事实曲解史料。最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 Nathan）于十一月在《伦敦书评》上列举了书中大量违背史实的耸人听闻之论，确凿证明“张戎和哈利代是一对饶舌乌鸦（magpies）” 。

值得一提的是，当张戎的书今年夏天在英国出版时，美国主流媒体也是一片喝彩，并无半点保留。澳大利亚的《The Age》也不例外。而以上那几位美国学者的反毛情绪并不在张戎的英国崇拜者之下。比如，曾常驻北京的纪思道在其文章之首断言，假如毛当初预见到张戎日后会写这本书，早就把她全家灭九族杀光了。中国现代史权威史景迁在其文章里没有任何证据而宣称彭德怀是被毛杀害的，尽管连张戎都承认彭死于直肠癌。《天安门文件》的编译者林培力，毛的医生李志绥回忆录的策划人黎安友，则是最有财源的“民运”组织“中国人权”的美方负责人。这些知名人士长篇大论批张戎绝不是为了“保卫毛主席”。实在是因为张戎太不争气，帮倒忙，几乎坏了人家的反共大业。若不撇清关系，他们的信誉都给糟蹋了。

在西方学者开始批评张戎之书之前，笔者从今年八月初以来，已将本文的英文稿寄往多家发表过对该书评论的西方媒体和作者。迄今为止既没有愿意发表本文的，也没有愿意刊登一封简短读者来信的，任何反应都没有。对英文稿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http://www.geocities.com/jinxiaoding。同时，笔者自八月开始向海外中文网站寻求发表的机会。先投给笔者认为最有希望的《万维》。待遇好多了，前５个问题于九月下旬在其主页上登出，但最多待了几小时，大部分内容直到十一月下旬都没登，而且再也没出现在主页。此后笔者将本文投给号称秉持“对意识形态的超越，对不同地域，不同立场观点的包容” 的《多维》。待遇进一步提高，在主页上登了大约三分之二。全文获准在其专为张戎之书开辟的博客里登出，但此后不久该博客就被关闭了。有些国内外中文网站从《万维》或《多维》转载了本文的部分内容，但全文至今仍没得到在任何网站主页上发表的机会。

《多维》的何频先生十月在纽约对张戎采访时曾特意征询其对本文的意见。张戎表示：“我看了，我还看得比较仔细”。“这些问题我都很容易的回答” 。她的确对其中三个问题给了十分“容易的回答” 。读者可在问题（２），（３）和（４）★部分的讨论中看到。张戎之弟张朴（《毛》书的中文翻译者）在《多维》博客上说将很快登出张戎原文与本文翻译的对照，使读者“一目了然”。尽管读者反复催问，张朴的中英文对照迄今仍无踪影，实在令包括笔者在内的读者们一脸茫然。

本文与其他评论之不同在于，不仅指出张戎不尊重史实，夸张臆造，而且用其矛攻其盾，不用旁证博引，证明该书逻辑混乱，自相矛盾。认真的读者根本无须熟悉中国历史，也应当看出来。因此，张戎在西方新闻界甚至读者群中受到的广泛拥戴，恐怕只能用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傲慢与偏见来解释。是否如此，请读者公断。

１）瑞金肃反

张戎对毛第一个主要指控是在瑞金根据地（包括江西和福建苏区）害死至少３５万人，占人口总数１０％。她先从１９３１－３５年江西苏区人口减少５０万按人口比例推出瑞金根据地总人口死亡数７０万（１１３页）。她把这７０万称为“死亡数”是不对的，因为从江西苏区人口减少数不可能按比例推出瑞金根据地“死亡数” ，只能是人口减少数。她再从江西２３８８４４位“革命烈士，即死于战场和党内被清洗者” （１１４页）按人口比例推出瑞金根据地烈士总数（大约３３.４万），最后用人口减少数扣除烈士数，剩下的她都算成“作为‘阶级敌人’被谋杀的，累死的，自杀的，或被毛政权以其他方式害死的” （１１３－４页）。张戎的算法太不专业了，因为她完全忽略了因战争造成的平民死亡和难民。

在此期间蒋介石发动了５次围剿，其中一次出动５０万大军（１２５页），根据地从５万平方公里缩小至几十平方公里（１０３－４页）。蒋军并非以善待百姓著称，早在红色政权出现之前的１９２７年，已有“数万共产党人及被怀疑者遭屠杀” （４７页）。在如此长期反复的战争里，平民因误伤，疾病，冻饿，经济困难等致死数目经常超过军队战场上的死亡。

另外，瑞金地区连年战乱，很可能造成人口外移。尤其照张戎的说法，毛在瑞金的政策“是没收最后一件东西”（１１１页），“第一个红色政权的恐怖统治如同监狱”（１１３页）。那么，大批民众必定趁蒋大元帅５次拯救之机逃离毛匪地狱。

假如平民死亡和难民的总数与烈士数相当，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作为‘阶级敌人’被谋杀的，累死的，自杀的，或被毛政权以其他方式害死的”了。这类死者只剩下３万２千人（７０万－２×３３.４万），少于张戎数字的十分之一。

２）蒋放走红军进四川

张戎对中国历史的第二个重大贡献是否定毛在红军长征中的作用。她说“不会有任何疑问，是蒋介石放走了中共领导和红军主力” （１３７页）。据她说蒋介石想把红军赶入四川来吓唬当地军阀，迫其允许国民党军队随之进入其地盘剿共。

张戎的资料只证明蒋确实把借追剿红军之机进入四川当作额外收获，但无法证明蒋为此放走红军。有趣的是，１９３２秋张国焘就已“进入四川建立了根据地，并将其部队扩充至八万人”。张戎称“国焘毫无疑问是最成功的共产党人” （１４７－８页）。当毛到达四川时，张的八万红军“兵强马壮，有机枪迫击炮，弹药充足，训练有素” ，而毛的部队“仅剩一万来人，残兵弱旅处于崩溃的边缘”（１６３页）。

那么，为什么“最成功的共产党人”张国焘和他的八万精兵强将在四川待了三年，仍没把四川军阀吓得允许蒋军入川？而非要毛的万把残兵来当此大任不可？这个问题没解释，人们对张戎的惊人发现怎么“不会有任何疑问”呢？

★　针对这个问题，张戎向《多维》的何频作了如下解答：“这个问题问的很好。但是我们早已经研究到了。张国焘的军队从陕西入川的时候，他在川北，蒋介石的军队就想跟进来。但是四川当时是防区制，每一地方有自己的军阀，都不是一块儿的，都是分开的。蒋介石把中央红军是从南边赶进去，他要征服的是整个川南川西川北，同时也要征服川东的军阀”。

那么，为什么蒋介石不把张国焘从川北赶到川西川东和川南，而非要把中央红军从江西大老远赶来呢？为什么不把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边，回头再以围剿张国焘的名义进入四川，而要陪着中央红军到贵州云南绕圈呢？张戎的回答马上引出几乎同样的问题，等于什么也没解释。这种 “很容易的回答” 恐怕有点太容易了吧？

３）蒋放走红军救儿子

为了进一步证明毛对红军毫无贡献，张戎为蒋介石放走红军提出另一个“更秘密而且纯属个人的理由” （１３８页）：把他儿子蒋经国从苏联换回来。可她的证据只说明蒋想要儿子回来，而无资料证明蒋放走红军，连这种想法的证据都没有。

相反，据张戎说，当“苏俄特务”宋庆龄代表莫斯科向蒋介石提出以蒋经国交换在上海被捕的“两个头等苏联特务”时，却被蒋拒绝（１３９－４０页）。蒋为他儿子连释放两个特务都不干，怎么会甘心放跑他称为心腹大患的几万红军呢？什么样的特务比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李德一伙还重要？其实这“两个头等苏联特务”是默默无闻的中国夫妇牛兰和他太太。张戎在书中介绍了十几位苏联特务的大名，可偏偏不介绍这“两个头等苏联特务”。为什么？她大概有“更秘密而且纯属个人的理由” 吧。

★　张戎“比较仔细”地看过本文后，在接受《多维》何频采访时作了以下“很容易的回答” ：蒋介石“想用中共的生存来换回他的儿子。这个材料我们是怎么来的呢？很多很多的来源，首先是俄罗斯档案馆的大量材料，蒋介石是怎么跟苏联政府打交道的，蒋介石本人的日记有大量的记载，蒋经国自己有一个自述也有，也提到这方面的情况。还有，至于蒋介石是怎么放走红军的，这个就是红军长征时有很多史料，当时国民党来往的电报，这个我们的书里有详细的解释” 。

所有这些，正如笔者已经向张戎指出的，“只说明蒋想要儿子回来，而无资料证明蒋放走红军”。为什么张戎死活不拿出哪怕一句资料原文证明蒋介石有意放走红军呢？这难道不是比罗列一大堆“很多很多的来源” 更“容易的回答”吗？

４）泸定桥

张戎对泸定桥战斗的否定被西方媒体广为宣扬，被称为对红军传奇的致命打击。据她讲，泸定桥战斗“是完全的编造。在大渡桥并无战斗。红军到达时那里根本没有国民党军队” （１５９页）。否定泸定桥之战的主要证据来自对一位９３岁妇女的采访。“她记得共产党‘阴一下，阳一下’ 地打炮－中国话意为时断时续。她根本不记得她这边河岸被射击” （１５９页）。

张戎没说清楚她指的“国民党军队”是否包括不属于国民党正规军的四川军阀部队。从其资料来源看好像并不包括。如果不包括，她的推论显然不成立，因为根据中共党史，当时守泸定桥的正是军阀部队，而不是国民党正规军。

况且张戎承认红军“在泸定桥朝对岸打炮射击” （１５９页），“城内起火了，很可能是红军炮击所致” （１６０页）。弹药匮乏的红军不可能拿炮当焰火放。仅一个月后，未经大仗，他们已“失去了所有重武器，只剩步枪，平均每枝５发子弹”（１６３页）。他们最后的重兵器应当用在了最紧要的关头。怎么会在泸定桥放空炮呢？侦查失误？不太可能。既然张戎否定桥上木板被拆除（１６０页），派个人过桥看看恐怕比建个炮兵阵地还容易。而且若是侦查失误，伪造战斗故事的八成是前线指挥员，以掩盖浪费弹药之责，毛应是被骗对象，不是骗人者。

剩下的唯一可能是红军打炮就是为了造假，张戎似乎持此看法。但红军造假也没必要打炮，除非他们有录像机。而且他们不应画蛇添足使其谎言更容易被揭破。可他们却“马上开庆祝会” ，给２２位假英雄每人发“一件列宁装，一枝钢笔，一个碗和一双筷子” （１６０页）。红军当时性命都难保，可能浪费宝贵弹药和找这么多麻烦来造假吗？更奇怪的是，为什么国民党不揭穿这个谎言？即便蒋介石想放红军一马，这也是他的个人秘密，其宣传机器怎么也让红军丑闻成为“不为人知的故事”？

最后，谁会因这个谎言受惠呢？据张戎说红军被毛领着走了“２０００公里冤枉道” （１６２页），“对毛深深不满”，“所有人都对毛愤恨” （１５５页）。如果毛能让红军一枪不放而过大渡河，对其巩固刚篡夺的领导地位帮助更大。编造战斗故事只能减少毛的功劳，让他被迫与２２位假英雄分享。也许当年有人编造故事就是要反毛的，如今被张戎揭破，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

★　张戎在《多维》采访时对此问题是这样说的：“他（笔者）的很多的立论完全是因为没有看我们的注释，甚至没有看我们的正文”。她否定泸定桥战斗的“主要资料来源是文献资料，其中一条文献资料就是当时第一批过泸定桥的是２２个红军，这２２个人，过泸定桥后一根毫毛未伤，在桥那边举行了一个仪式，他们每个人还得到一双碗筷，还有自来水笔，. . . 他（笔者）既没看注释，又没看正文，就来发议论，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有我们也研究大量的守桥的国民党军队到底是谁，这在我们的正文里有详细说明是哪一支国民党部队，那么这支国民党军队在红军到来之前就被调开了，这都有当时的电报，在注释里也有电报的来源，他完全不提这个就没有道理，这样的问题回答起来就很浪费时间”。

很对不起，笔者正是看了张戎的正文和注释，才会明确写道：“张戎没说清楚她指的‘国民党军队’是否包括不属于国民党正规军的四川军阀部队。从其资料来源看好像并不包括。如果不包括，她的推论显然不成立，因为根据中共党史，当时守泸定桥的正是军阀部队，而不是国民党正规军”。张戎连看一下本文短短几句话的时间都不想浪费，就来“很容易的回答” 问题，让笔者实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即使泸定桥的２２位红军都没死，也只能令人怀疑战斗的激烈程度，而不能彻底否定战斗的发生。当时守桥的军阀部队被叫做“双枪兵”，一杆步枪一杆烟枪，战斗力极差，见到不要命的红军冲过来，吓得乱放几枪就跑是完全有可能的。张戎用没死人证明泸定桥战斗“是完全的编造”显然占不住脚。

《多维》的何频接着提问“那么这个故事是怎么出来的呢？” 张戎回答：“泸定桥的神话最早是斯诺写出来的”。可她在书里明明写着红军“在泸定桥朝对岸打炮射击”，过桥后“马上开庆祝会” ，给２２位先过桥的战士每人发“一件列宁装，一枝钢笔，一个碗和一双筷子” 。没有战斗为何开庆祝会？为何发奖品？根据张戎讲的这些事实，即使泸定桥战斗的故事是编的，起码当时就编出来了。怎么可能“最早是斯诺写出来的”？张戎刚讲完发奖品的事，就马上“完全不提这个就没有道理”。

５）被抬著长征

张戎的又一惊人之论是毛在整个长征中被担架抬着。可她的证据没一个站得住脚。　

按张戎的说法，毛和洛甫，王稼祥“三人帮行军时粘在一块，通常躺在担架上。一些领导人给配备了担架马匹和挑夫。整个长征途中，包括最难走的路程，他们大都是被抬着的” （１４４页）。对包含如此重要指控的这句话，张戎反常地在附录里没有列出任何支持材料。这里有颇多疑问。首先，毛的三人帮是否有这么大特权。“洛甫，三人中唯一的书记处成员” ，说“我感觉自己毫无权力” （１４４页）。毛就更遭了，“他很孤立，处境很可怜” （１３２页）。长征前他担心自己被遗弃，窜到每一个他以为红军会经过之处，盼望部队通过时把他带上（１２８页）。在此情况下，毛的担架恐怕不是因为他的特权，而是“开拔几天前，他因疟疾而发烧４１度，陷入昏迷” （１３２页）吧。

另一个问题是毛是否愿意被抬。照张戎的说法，毛的三人帮正酝酿篡夺红军指挥权，他们理应争取军心。而“对特权的厌恶在红军里特别强烈，很多人本是出于对平等的追求而参军的，这是党的主要吸引力” （７７页）。既然如此，毛能躺在担架上成功抢夺领导权吗？为什么他的对手不指责呢？除非他们也被担架抬着。那红军怎么没垮并能忍受张戎所描述的过草地等千辛万苦（１６７－９页）呢？

张戎在另一处提到有人指控“毛和其他领导在整个长征中一直‘坐轿子’” （１６５页）。这句话的根据是张国焘的书，可其中直接引语只是没有主语的半截话“坐轿子”。而张国焘是毛的死对头，写书时早已从红军叛逃到国民党一方多年。张与毛在长征中相会于３５年６月末，分手于８月初，其间开会多行军少（１６６页）。如张戎书中地图所示，俩人的共同行军路线只有很短一段。即使张国焘说的“整个长征中” ，又有多少可信度呢？如果他是听别人说的，究竟是谁呢？

张戎关于毛一直被抬着的最直接证据是：“毛自己几十年后对其下属说：长征中我躺在担架上。干什么呢？我就看书，看了很多” （１４４页）。毛的话并不一定意味他总是被抬着，让我们看看张戎的解读是否合理。按张戎的注解，毛的话出现在其生活秘书叶子龙的回忆录里，由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出版。张戎总责怪中国政府封锁毛的史实，可她的关键证据却来源于最权威和严格控制的官方公开出版物。即使我们相信叶子龙背叛了毛，相信中共官方已抢在张戎之前几年揭露了毛的恶行，但这样的公开揭发怎么可能在中国竟无人知道，还是“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６）不打日本

张戎说毛对打日本没兴趣，只想发动反蒋内战。可是她的证据却表明与日本正面交锋很难取胜，而毛的持久战方针才是长期抗战的有效方式。

在题为“清党反蒋－不抗日” 一章里，张戎写到：“毛没有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的策略” （２１１页）。“ 他不断给部下发电报，要他们‘注重创建根据地，而非打仗’ ，从头到尾毛督促他们别打日本，专心抢地盘” （２１２－３页）。

照张戎的观点，共产党应该跟日本人正面交锋。若如此结果将怎样？１９３７年８月，中日在上海开战。“中国１７０个师的７３个－最强的三分之一－超过４０万人投了进去，全部报销。. . . 日本方面损失轻多了，虽然也不少，死伤约４万” （２０９页）。日中战绩十比一。

“此时红军有６万正规部队” （２１１页）。假设他们的战斗力跟蒋介石的精锐部队相同，尽管其装备给养和训练都差得远。如果他们与日军正面作战，最多能给日方造成６千人的伤亡，自己就 “全部报销”了。这还不到蒋介石上海战绩的六分之一，对整个抗战影响甚微。而日本后方稳固以后，蒋先生也就难持久了。

幸亏红军听了毛的主意。结果：“到（１９３７）１１月中，中共建立了第一个敌后根据地晋察冀，人口一千二百万” （２１３页）。“至１９４０年１月朱德彭德怀的八路军已增长到２４万（从战争开始的４万６千）。在上海南京附近由刘少奇领导的新四军增加３倍达到３万人。十几个根据地在敌后建立。光是离北京仅８０公里的晋察冀就控制了２千４百万人口” （２２５页）。张戎摆出这样的事实，能让人相信“毛没有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的策略”吗？

７）陷害新四军

按张戎的说法，皖南事变是毛设计的。目的是让新四军军部９千人被蒋介石歼灭，以促使斯大林支持他发动内战。可她的材料显示毛即无动机又无能力这样做。

１９４０年７月蒋介石命令“新四军撤出长江地区” 。１２月“毛设计要借国民党军队消灭项英所部，以此说服斯大林允许他发动对蒋介石的内战” （２３６页）。“毛在抗日战争烽火最炽之时要求莫斯科支持他开始全面内战” （２３４页）。

据张戎讲，毛让新四军走一条被蒋介石否决的路线，但不告诉蒋。“国民党大部队不知道新四军只是路过，以为是进攻他们。从而双方开战，. . . 在战斗最激烈的４天里，１月６－９日，毛声称没收到任何信息” （２３７）。因此，蒋介石没收到新四军要求国民党部队解除包围的请求，导致新四军总部９千人被歼。

让我们看看毛是否有能力打内战。当时毛的２４万八路军主力在“离北京仅８０公里的晋察冀”，３万人的新四军“在上海南京附近” （２２５页），皆在敌后。蒋介石在哪？“迁都到了深入内地的重庆”（２２３页）。毛即使得到斯大林批准“开始全面内战”，也得跳过日本人占领区才能碰到蒋大元帅。他的武器也比不了人家。抗战刚开始蒋介石光从苏联就获得了“１０００架飞机，还有坦克和大炮” （２０９页），而壮大到抗战快结束“八路军也才只有１５３门大炮” （２９５页）。

其次，“毛声称没收到任何信息”也不足以导致皖南事变。有点军事素养的人都不难分辨一支９千人的队伍是在行军还是在进攻。即使国民党军官无此素养，他们总可以在开火前，或在四天激战中向新四军讯问一下，那样毛的阴谋也就破产了。即使他们懒得问，总该在消灭抗日友军前请示一下大元帅吧。既然蒋介石刚否决过新四军的行军路线，没有毛的通知他也该马上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如果“蒋无论如何都要避免在抗战之中爆发全面内战” （２４０页），他应不至于下令剿灭新四军，这样毛的诡计还会失败的。

按张戎的说法，毛连蒋军司令的糊涂和蒋大元帅的疏忽都安排好了。太悬了吧。

８）牺牲胞弟

希特勒都没杀过自己的亲人，按张戎的说法，而毛却连这种事也干。

“为了在中共党内煽动反蒋情绪，毛又给国民党设计了另一个‘大屠杀’ 。. . . 这次的牺牲品包括他唯一活著的弟弟泽民。. . . １９４３年初，泽民和１４０位共产党人及其家属（在新疆）被捕”。“中共领导集体（以书记处名义）让中共联络人周恩来要求将他们释放。两天后（二月）１２日毛给周又发了一封电报，释放新疆被捕者的事不在上面。周就没提出释放要求。９月２７日泽民和另两位中共干部以图谋颠覆罪被处决。可死的太少，仅三个，毛无法指控‘大屠杀’。他也没对处决提出谴责，因为那样会使人怀疑中共确实犯有被指控之罪”（２５９－６０页）。

这个指控滑稽得让人不好意思严肃对待。下面让我们想象一段虚拟的法庭对话。

张律师：法官大人，我发现姓毛的设计了“大屠杀” 并把亲弟弟泽民害死了呀。

法官：　他的动机是什么？

张律师：他想煽动人们反对蒋先生呀。

法官：　毛干了什么？

张律师：他没让姓周的要求蒋先生释放泽民呀。

法官：　可他两天前刚告诉过周，为什么没重复发指示就害死了泽民呢？

张律师：这样姓周的就知道毛想叫泽民死呀，他就没要求蒋先生释放他呀。

法官：　我不懂周为什么这么理解。毛有没有谴责泽民被杀呢？

张律师：没有呀，因为他怕暴露泽民确实有罪呀。

法官：　如果这样，他怎么能利用泽民之死来煽动人们反对蒋先生呢？

张律师：他原来期待蒋先生会杀的很多的呀。

法官：　可蒋先生只杀了３个人，我看不出毛为何指望他杀很多人。

张律师：因为其他１４０个共产党都犯了图谋颠覆罪的呀。

法官：　你的意思是蒋先生不仅杀泽民合理合法，他还有权杀很多人？

张律师：是这样的呀，大人。

法官：　要是这样，你怎么知道毛再给周发个指示泽民就能得救的呀？

张律师：呀！

这样的对话肯定“会使人怀疑”毛“确实犯有被指控之罪” 的呀。

９）整风

张戎断言在１９４２－４３年的延安整风期间，“至少有几千人死亡” （２５７页）。她没给出任何证明材料支持这种说法。

让我们看看张戎重点描述的受害者，“青年志愿者的领头人” 王实味的命运。毛读了王在《解放日报》上的文章，“把报纸摔在桌上生气地质问：谁在这里当家？王实味还是马克思主义？” 看到“实味深得人心毛说：‘我现在有了靶子’。之后他愤恨地说：‘很多人大老远跑来看他的文章，却没人想看我的！’ ‘王实味成了帝王主宰，. . . 他控制了延安，. . . 我们败在了他的手下’ 。他（毛）指责他为托派分子，. . . 他（王）曾说托洛茨基是‘天才’ ，而斯大林是‘不讨人喜欢的人’ ，‘干了数不清的坏事’ ” （２５０－２页）。

很难想象有谁会比王实味面临更严重的死亡威胁。可他直到整风结束后的第四年还活着。在胡宗南迫使中共撤离延安的４７年，王实味因为成了军队转移中的累赘而被杀害（２５２页），但不是毛的旨意。只靠张戎详细介绍的这个典型案例，没有任何其他证明，人们怎么相信整风造成“至少有几千人死亡” 呢？

１０）卖鸦片

“１９４３年苏联人估计毛的鸦片销量达到４４７６０公斤，价值为天文数字的２４亿法币（按当年兑换率约合６千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６亿４千万美元）。. . . 而同年延安积累了价值２亿５千万法币的储蓄，. . . 这个数字是１９４２年延安地区官方预算的６倍” （２８７页）。

如果这样，１９４３年的鸦片销量就应为延安１９４２年预算的５８倍（６×２４亿／２.５亿）。而税收不会高于预算多少，所以鸦片销量约为税收的５８倍。

张戎又说，毛对延安老百姓征收重税，“有时‘几乎等于全年的收成’，对许多人来说‘交了税就没剩下任何粮食了’ ”（２８４页）。因此延安税收几乎是人民维持基本生存以外的全部可支配收入。

毛怎么得到相当于延安人民全部可支配收入５８倍的鸦片收入呢？不是从延安，因为“染上烟瘾的农民对他是没用的”（２９０页）。只能从周围地区。如果这些地区的人口和收入水平与延安相仿，即使所有人用全部可支配收入来买毛的鸦片，毛的鸦片市场也必须覆盖５８个延安的广大区域。而延安的面积“大体与法国相等”（２８４页）。５８个法国的面积超过３个中国！如果把全国人均收入算作延安地区的３倍，毛的鸦片市场也得覆盖全中国。

若如此，延安早就成为中国著名的金三角了，怎么可能这事至今还“不为人知”呢？

１１）镇反杀人三百万

在书的开头，张戎宣告：“毛泽东要为和平时期超过７千万人民的死亡负责” （３页）。她这７千万人的第一笔帐，是１９５０－５１年镇反中“３百万人死于枪决，非法暴力和自杀”。她的解释是，７０万人被枪决，“被殴打或刑罚致死的至少也有这么多。根据几个地方的调查，自杀的人很可能与因以上原因致死的大体相等” （３３７页）。所以，７０万×２×２＝２８０万　≈　３００万。

张戎没提供任何资料支持被殴打致死的人数至少与被枪决数相等的说法。至于为什么自杀数等于前两项之和，她的“几个地方的调查”的具体细节也完全省略了。即使她真有几个调查案例，把他们推广到全国范围也是很不专业的做法。哪怕是根据大样本外推，都是不可靠的。比如，我们把当时全国５亿５千万人口中７０万被枪决作为比例，应用到“毛的主要打击目标－罗马天主教”。既然“中国有大约３３０万天主教徒” （３４０页），其中被枪决的至少应有７０万×３３０万／５亿５千万＝４２００人。可张戎告诉我们只有“几百位中国天主教徒被枪决”（３４０页）。

即使在镇反中杀掉的７０万人，也并不都能恰当地称为和平时期的死亡。当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一半领土还没解放，国共战争和清匪反霸持续到１９５０年，某些地区甚至延续到１９５１年。“镇反和在居住著全国３分之２人口的新解放区所进行的土改”（３３７页），在很大程度上与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紧密相连。许多人被镇压是与其在战争中的军事或暴力行为有关的。一些偏远地区的长年匪患历代官府都束手无策，解放军一到，立即烟飞灰灭。不掉几个脑袋怎么可能呢。

另外，１９５０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蒋介石号召大陆匪区人民造反，迎接美军解放。不少人响应，参与了颠覆组织，宣传，谍报，纵火，爆炸，放毒，谋杀甚至武装暴动。这些行为被张戎今天所属国的政府叫做“恐怖主义”，针对这些行为的镇压应叫“反恐战争”。张戎把“恐怖分子”都算成和平时期的无辜受害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