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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说文论武之主权在民(一) -- 井底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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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说文论武之主权在民(八)

其实看明朝的税收制度,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税赋并不太重。在农业产出上,大概就是10%的税率而已。而其他工商业税率,比农业还要低。

这个低税收政策,造成的结果就是仅能够勉强维持一个薄弱的政府管理体制,但在当时人口和经济都在大幅度扩张的时候,无法让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一个好的推动作用。

如果说中国在近现代的落后,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政府能力的薄弱,尤其是财政能力的欠缺,那就是比较准确的判断。其他方面,当然也是相关因素,比如说宋明新儒学的道德至上和不理实务倾向,都是问题。但要是像西方中心论者一样,不论是黑格尔、韦伯,还是马克思,把中国近现代的落后,归结于东方专制主义,那就是胡说八道了。马克思自然是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不熟悉,而受到了前面几位大佬的影响,而黑格尔之流对中国的有意歪曲,本来就是为了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兴起,做一个理论上的准备而已。

要是说中国皇帝的专制,从明朝到清朝,估计只有明太祖朱重八才有资格担当这个名号。其他的皇帝,比如说明朝的永乐、清朝的康熙、雍正和乾隆,大概就是和官僚体系斗个半斤八两,不被人踩到毫无还手之力而已。

再看一下北宋和南宋,懦君自然可以找到不少,暴君倒是一个没有。名义上虽然皇权强大,但实际上话事的还是朝廷的官僚大人们。在这些弱势皇帝的名义领导下,侈谈什么君主专制,当然是扯淡了。

皇帝自己干不过文官体系,必然要找帮手,那就是外戚和宦官。而外戚势力在汉朝有霍光、在西晋有王导、在东晋有谢玄等等这样的门阀势力,到了宋朝就难以在朝廷上出头,结果就是明朝的太监登上政治舞台,陆续出现了王振、刘瑾和魏忠贤这样的角色,出来和官僚体系对抗。

而官僚体系如果可以把国家弄好,可以求同存异,在内斗中间不至于导致政府管理瘫痪,应该是不可能让宦官们出得了头的。而其实打破这个皇权(包括宦官和外戚)和官权对抗的怪圈,避免整个国家的管理系统瘫痪,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力量,就是独立于皇权和官权之外的民权。

中国历史上民权的表现形式,要么是被动地由比较有头脑和良心的皇帝和官僚们代为表达,保证这个可以载舟的屁民们,不要干覆舟的勾当。要么就是由民间造反领袖,来用暴力造反的方法来表达了。

在某种情况下,朝中有人好做官,因为对中央政府的某些关键部位的把持,从而为某些行业类、地方类,就是所谓的条条和块块,提供了利益切割的保护伞。但由于中央政府的法理威权仍然存在,加上官员的本籍回避和3年轮换制度,都为中央政府提供了制衡地方势力,以免地方官吏侵害本地屁民的利益过度,从而引发群体骚乱。

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代表皇权的中央政府权威消失,导致中央政府的官员组成,和地方政府出现模糊状态。而由于上升到中央的大员,又必须以地方的政绩作为支撑,因此在这之后的中国政府结构里,反而失去了历史上的制衡作用。

从中国传统的皇权天授的政治思想,以及天意表现在民意之上的社会认可,以民权来替代皇权,坚守国家的主权在民,就是一个非常逻辑的推论。但是人民主权如何在政治运作中表现出来,怎样让人民的民主权利,不会通过一些花里胡哨和名不符实的选举制度,而被剥夺,就是中国未来政治改革和政制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里面,真正强势的皇帝是非常非常少的。除了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和明太祖,基本上的时间里,都是官僚体系独大。而中国每一个王朝经历的由兴到衰的周期率,基本上就是官僚利益集团腐败和文官管理体系崩溃的结果。在中国今天不再有皇权的制衡之下,如何保证官僚体系不要过于自私自利、贪污腐败、不思进取和侵害民众,以至于将国家再次推向危机,就是如何解决有效的将民权提升,成为制约官僚体系的主角。

中国文官制度的成熟度,在世界上应该是首屈一指,但在如何有效的制约上面,原来奉行的是两条路子。一条是法治的路子,就是法家的方法,靠的是利用法律规范的赏罚分明,做到奖勤罚懒和奖功罚过。另一条是德治的路子,就是儒家的方法,依赖的是对官员道德修养的要求,做到自觉自愿和严格自律。

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在中国因为法律只是社会道德的一个部分,因此常常会出现道德置于法律之上,从而引发有法不依的弊端。而西方社会强调法律至上,形成了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的背道而驰,最后出现的毛病就是利用法律的名义,来摧毁社会道德标准,导致整个社会行为的堕落。这两种极端,都必须得到修正。

而中国当前的情况,则是由于政党的出现,从而以党纪这个党员的道德规范的标准,来作为法律,这个公民行为规范的补充。所以古代儒家的修身平天下的传统,就变成了“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八荣八耻的提法。

为人民服务,作为对文官体制的要求,其实就是孟子的以民为本思想的延续。但是靠焦裕禄精神的榜样作用,是否可以达到提高官僚阶层整体素质,仍然存在着大问号。这种靠道德自律作为唯一的制衡方式,差不多已经被新儒学从南宋开始,直到清朝消亡的历史实践,证明了并不可行。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革命,试图彻底摆脱文官对社会的全面掌控,通过直接从农民和工人中间,提拔陈永贵和郝建秀这样的基层人士,或者通过三结合的干部队伍建设,来解决问题,但无法解决干部队伍的专业化问题,都是失败的尝试。

那么俺们的路子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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