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零）经济物理学原理 -- 唵啊吽

经济学中的乘数定理有几种说法。其一是货币乘数，即一定数量的货币的投放，会在银行系统里按照投放货币的一个倍数产生信用。银行提供的信用越多，收益就越高，所以，在市场利益驱动下银行有抬高乘数的冲动，而政府宏观货币政策就限制这个乘数。美国次贷风暴就是两房贷公司放大了美国银行系统的货币乘数，而其后矫正过程就是减小这个乘数的过程，所谓去杠杆过程，这个去杠杆过程导致全球贸易危机。其二是总需求乘数；凯恩斯的需求不足理论认为，政府的财政政策应该是在经济萧条时采用赤字政策，政府增加的消费作为国民产值的一部分，会产生乘数效应成倍地增加国民产值，这个理论是一般宏观经济教科书里的内容之一。这次金融风暴导致全球经济危机以后，欧美中国都采取了这样的财政政策，但是，美国在过去十多年中无论经济萧条与否一律是政府赤字，而拉美和亚洲在过去几十年中每逢遭遇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萧条之时，国家货币基金组织都要求当事政府消减赤字而不是增加赤字，可见成熟的经济学理论在国外也不是经常有效的。

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其有效性一定要落实到实体经济才能体现出来，所以，如何理解实体经济的乘数定量对经济政策的制定至关重要。

按照笔者《物质循环的世界》系列中的概念，经济发展的两个要素就是维持全球的物质循环和吸纳循环的物质到人类社会效用里来。根据物质循环概念，产业可分为四类：第一产业是物质循环进入人类社会的入口，即农业和采掘业（如矿业）；第二产业是加工业，把进入到人类社会里的物资加工为产品，这主要是工业；第三产业是服务业，是人类社会中人与人关系商业化的那部分，这部分与市场商品的丰富度成正比；第四产业是整治污染业，是物质循环流出人类社会的出口和维护保护全球物质循环连续不断的产业。在现代商业竞争术语中，产业链比较接近物质循环概念。根据《物质循环的世界》理论原理，物质循环流任何一个截面的阻滞，都会影响物质循环的整个环路的流动，而经济政策的制定，就是要物畅其流。

物质的循环遭受阻滞的那一点，就是可以产生乘数效应的实体经济投入点。例如，如果第一产业是瓶颈，这第一产业的投入，将带动后边二、三、四诸产业的产值增加，如此产生实体经济的乘数效应。这和管道的流通道理一样，受阻点疏通后全管道流量都增加。

如果物质循环的瓶颈是消费不足，即市场上商品卖不出去，那就是社会分配有问题，使得社会总购买力不足，这就是凯恩斯需求不足理论的基础，这时要通过社会的再分配，也就是政府赤字把税收的款按人头分出去，变相增加穷人的收入。如今经济全球化了，物质循环概念下的需求不足就是没有足够的人口构成承载循环物质流经社会的通道，这表现为南方发展国家的人口没有被吸纳入全球物质循环。例如，虽然全球粮食产量是足够养活全球人口的，但是每年世界都有徘徊在饥饿边缘的群体，这些群体就是没有被吸纳入全球物质循环的人口。换句话说，就是流经人类社会的物质循环的通道由于分配不均变窄了，这就产生总需求不足。所以，为什么这次美国政府赤字连年依然不见凯恩斯理论生效，原因就是美国的国际政策依然阻击南方国家人口进入全球物质循环，如对中国的反倾销就是把中国人口挤出全球物质循环，实体经济中就表现为中国失业人口由于美国这种贸易政策而增加。所以，中国内需的增加是和国际贸易规则相关的，贸易额和入超顺超都不是重要的国际政治目标，国际政策的目标是就业水平和总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的资源和市场进入全球物质循环了，中国人口也要被纳入全球物质循环，这是国际主义的经济政策，因为这关系到全球经济的乘数，对比之下，美国穷人是是否拥有房产的问题，不是饥饿的问题，他们已经在物质循环之内，增加他们的收入对全球经济复苏效果不大。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就是贸易战导致全球人口大面积被挤出物质循环的结果。美国不放宽技术出口而频频对中国进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倾销，是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反动。

如果经济体系合理均衡，那么，第一产业和第四产业就是产生实体经济乘数效应的投入点，因为这是物质循环出入人类社会的关口。当然，经济不均衡是常态，所以这次全球经济衰退，各国推出了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所谓定量宽松，就是对于结构上的瓶颈部位投入，使得这些投入产生实体解决的乘数效应。这时，判断结构性瓶颈就是各国经济复苏决策的关键。中国家电下乡，是国内群体间再分配措施提高内需。

中国出台的强制劳工社保基金，对于中国出口导向的企业来说，是与欧美反倾销直接对抗的措施，即国际收入的再分配的零和博弈。在这场国际收入再分配的零和博弈中，中国总是处于被动地位，欧美频频反倾销得手，中国出口退税补贴被欧美反倾销变为中国政府对欧美政府的转移支付。每次欧美对中国反倾销，中国的应对是出口退税，如此一来，贸易还是照常，只是中国政府多了一个出口退税的开支，而欧美多了一个反倾销税的收入，这样的结果当然刺激欧美频频对中国反倾销，因为这样可以得到中国政府的专业支付。由于这种博弈结果是每每中国失利，故欧洲对中国反倾销已经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以致欧洲几次反倾销后发现导致商品市场脱销而反悔。而这个转移支付是限制了中国的收入和内需，常此以往，则生产能力增加了，而总需求不能上去，最终导致全球经济危机，这种现象，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理论都能够解释，是成熟的经济周期理论所能够预料到的。如今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了，也是贸易大国了，中国对出口产品国际价格分析研究落后，造成这场零和博弈的被动。每次欧美反倾销本来是两败俱伤的出手，结果被中国出口退税变成只有中国受损的结局。中国应该在出口的一些产品类别征收出口税以作为应对。如今欧美消费品市场基本是离不开中国制造的，以致欧洲几次反倾销后发现导致商品市场脱销而反悔，这证明中国有能力对某些商品征收出口税，可以作为这场零和博弈中的手段。如中国禁止出口稀土和焦炭是一例，即中国有手段而没有使用。征出口税对国内某些行业或许不利，但是，对欧美反倾销不做出实质性反应，而只是口头上抗议，在强权政治中的国际博弈中是等于任人宰割。博弈中有时牺牲某些行业的就业率是必要的，正如上甘岭牺牲一小部分部队是战略上必须的一样，即不能仅仅降低自己的损失，而是自己的损失小于对手的损失即可，因为这是再分配的零和博弈。根据凯恩斯理论，这次全球经济衰退是中国的购买能力不足引起的，也就是中国内需不足（相对于中国的产能过剩）这表现在劳动力收入不足，而提高劳动力收入后一些外贸企业就破产，这表明国际收入的零和博弈中增加中国的收入是一个关键，增加中国国民收入是解救全球经济的善举。相反，中国低价出口产品反而被人诟病，所以，中国酌情征收某类产品的出口税以反击欧美反倾销税是有可能而且是正义的。与其等待别人征反倾销税，不如自己征出口税，变被动为主动。但不必针锋相对其反倾销的产品，而是寻找某些类别的出口市场价格比较刚性的产品，以保持和增加中国人被纳入全球物质循环为底线。国际共识是反对保护主义，但是，欧美已经对中国实施保护主义手段了，中国就要有应手让对手感觉到他们保护主义产生的痛楚。

总之，经济不平衡中瓶颈结构的投入可以产生实体经济乘数效应。而在全球化的经济中，经济政策的有效与否与国际政治密切相关。了解了实体经济的乘数定理以后，就能更好地应用货币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里的乘数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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