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钱穆语录学习心得（1） -- 唵啊吽

“故说‘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懂得了这一观点，才可来讲那时的井田制。诸侯们在其所居城郭之外，划出一部分可耕的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按着年龄受田还田。每一农民，在封建制度下，绝不许有私有土地，但税收制度则甚为宽大。依井田制的标准形式论，每一家受田百亩，这是所谓私田。八家又共耕公田百亩。但所谓私田，只照收益言，并不指土地的私有。每一农民二十岁受田百亩，六十岁还归公家。”[1] 这是钱先生在1950年《民主评论》上发表的论文《中国社会演变》中的一段话。钱先生在这里主要想说明的是中国古时候所说的封建制度和马克思所说的欧洲封建社会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封建制度在秦统一后被郡县制所代替。中国的封建制度是给王族分封土地的制度，既文中提到的诸侯。“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有点类似现在加拿大的国家和人民都属于英女皇，是君主制特征。这井田制是中国特有的制度，很难用马克思的历史发展阶段来解释，毕竟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用于欧洲历史得出的历史发展结论，要说成是必然规律就得经受历史记载和考古文物的检验。

先说历史发展是否一定按照马克思阶段论的秩序。众所周知，美国建国后实行了百年的奴隶社会，而其后由奴隶社会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跳过了封建社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方法是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组成的经济基础。美国建国后的奴隶制是用在农场生产上的，既一种生产关系。而其上层建筑是美国国父们精心设计的民主政治。再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即对应于一定的生产力，是否有必然的一种唯一的生产关系呢？这是值得提出疑问的。如美国建国时的生产力，当然和欧洲大陆接近，当时英国处于工业革命时代，而欧洲大陆还在封建社会。即同样的生产力水平，可以是欧洲的封建社会，也可以是美国的奴隶社会。

如果说社会发展是生产力不断进步，导致生产关系变化，进而导致上层建筑演变的过程，那么，我们也一定要说，对应于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是唯一的，如此才能解释为什么中西历史发展途径不同。也就是说，马克思划分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不一定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具体来说，井田制很可能就是马克思划分的历史阶段论难以解释的现象。

让我们从历史的开端追溯下来。中国神话认为，盘古是在公元前276万零408年开天辟地的[2]，而中国考古发现的元谋人化石追溯到170万年前，与神话盘古的年代数量级是一致的。那是旧石器时代，生产力发展以学会敲击石头制作工具为特征。那时是原始群社会。考古还发现50万年前的北京人。18000年前的山顶洞人时代，生产力发展到弓箭的发明。对于那个时候的社会形态，即没有文字可考，完全靠遗址化石来推敲，但是，人类学家比较了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的原始部落各种形态，大致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原始群演化先形成了辈份的社会结构，禁止辈份外婚姻，防止了父女婚等，这显然是种族人口增加的措施，即育龄妇女充分受孕的制度。宗族消失的风险与种群规模成反比，符合达尔文适者生存原理，至少采用这种制度的种族得以壮大和繁衍。其后发展成族外群婚制度，避免近亲繁殖，也是达尔文原理之逻辑。这就产生了母系氏族公社社会。依照近代人类学家关观察，母系氏族公社是共产主义社会。即便这种社会，形态也不是唯一的，族外群婚，子女知其母但不知其父是自然的，所以必然是母系社会。但是，族外婚姻的安排还是有多种可能，即子女或许知道父亲是哪个部落哪一辈的男人，如果这个消息是肯定的，那么教育男孩渔猎畜耕技能的责任可能就是他们父辈一族，如果这个信息缺失，即指规定部落外走婚，但没有固定走婚部落，则教育男孩的责任就是他们舅舅一族。

中国神话中的有巢氏、大约对应于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和80万年前的蓝田人，虽然考古学家只发现了石器，想来用于遮风避雨的巢已经没有化石可考了。中国神话中的燧人氏大约对应于50万年前的北京人。中国神话中的历史时序，是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女娲氏和神农氏，这些前四个都是母系氏族部落社会时期。中国神话中社会进步的时序与今天人类学考古学等有较强的相关性。

神农氏是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时期，也是母系转为父系的开端，因为神话中神农好像是一位男性。传说历史以黄帝开始。黄帝姓姬，神农姓姜，那时候姓都带女字旁，姓就是女人所生的意思，也就是说，那时候部落还有母系社会的痕迹。对应于黄帝传说的年代，是7000至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3]，因为其考古发现与周易系辞中关于炎黄传说的记述可以相互印证。仰韶文化特征为彩陶，是新石器时代。根据《礼记*礼运》记述，黄帝、尧、舜都是大同社会，而禹、汤、文、武、成王周公都是小康社会[4]。范文澜认为这个大同和小康的划分就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划分。尧、舜禅让表明财产公有制，为部落联盟首领是一种责任，而非一种权力，是对社会资源的责任，而不是支配社会资源的权力。禹以后变世袭继承制，首领变为一种权力，表明私有制的产生。这很好理解。生产力发展了，社会分工增加了，社会的等级产生了，这也是古代文献和考古学出土文物所可以印证的，但是，是否第一个私有制就必然是奴隶制呢？贵族和平民的阶层出现就必然是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吗？这要回到本文开始引用的钱先生的关于井田制描述。

井田制是黄帝时期就开始建立的[5]。黄帝时期是大同社会，即井田制是一种公有制，土地是公有的，所以耕者有其田，每人成年即得百亩耕种，有如改革后包产到户，土地是公有的，但私人自负盈亏。皇帝分封诸侯食邑，诸侯拥有所辖土地中公田的收入，但诸侯没有土地所有权，也不拥有农民。土地和农民都是君主的，和今天的加拿大一样。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农民对自己的私田有经营权，对所收获的庄稼有支配权。税收是公田劳役形式而非货币形式，即八户为一个小集体农庄共同经营一块共田，其收获全部作为税收上缴公粮。我国现在土地基本是国家所有，而私人有经营权，和井田周边八块相当。如果西方民主有君主立宪制，那么中国从黄帝到西周的井田制就是土地的君主国家所有制，相对于英国现在的君主私有制。

井田制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呢？是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从黄帝到战国，中国基本是农耕社会，其主要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井田制的消亡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到私有制的转变。这样一来，《礼记*礼运》所说的小康阶段，就是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制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漫长的演变过程。战国以后，土地私有化了，才有了土地自由买卖，才产生土地兼并，这样产生的地主不是世袭的，而是市场土地交易两极分化的结果，这和欧洲的封建制度有很大差别。

西方历史中辉煌时代的背后总离不开奴隶制的身影，埃及金字塔，古希腊和古罗马，大英帝国和美帝国的资本原始积累等都需要奴隶。至于中国井田上耕作的是平民还是奴隶，学者们是有争议的。这些争议的存在表明根据中国文字记载推敲出来的奴隶制是比较间接的推理。不像西方奴隶制在历史上那样确凿。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一书里就认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许兆昌的《夏商周简史》则根本不提奴隶两字。看来国内学者也考虑怎样定义中国古代社会的问题。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词，是说中国可以走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社会发展途径，如果这是可能的话，至少要拿出证据说历史上中国社会发展就走过与西方很不一样的途径。井田制的兴衰可能就是证据之一。

[1] 钱穆《国史新论》第5页，三联书店北京2005年第2版2008年第13次印刷

[2]柏扬《中国人史纲》第55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1次印刷

[3]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篇第86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版

[4]许兆昌《夏商周简史》第1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版2004年第2次印刷

[5]钱穆《黄帝》第19页，三联书店北京2005年第2版2005年第4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