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大国崛起外交战略之荷兰篇 -- 李寒秋

精明圆滑的海上马车夫

——评荷兰的大国崛起外交战略

李寒秋

本文首发于《世界军事》2008年第9期，有删改。互联网转载请保留此条目，传统媒体转载请与作者和该杂志联系。

1566年，西属尼德兰先后爆发了针对西班牙统治者横征暴敛的贵族请愿运动和针对天主教会的群众“破坏圣像运动”。随后，西班牙帝国大军进入尼德兰进行大肆镇压。西班牙帝国镇压尼德兰独立的战争旷日持久，时断时续，直到1644年，波及全欧的“三十年战争”结束，《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联省共和国（荷兰共和国）的独立才在国际上获得正式的外交承认，这标志着西班牙帝国已经从欧洲权势的巅峰重重地跌落下来了。在1580年被西班牙吞并的葡萄牙也于1640年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而在同一年，英国又爆发了内战与革命，最终导致了一个世界政治、军事与经济大国的诞生。

1581年荷兰共和国宣布独立后，利用其后发优势，尽量弥补了其先天不足，实现了赶超式发展。十七世纪时，成为了执掌海洋霸权的海上马车夫，小小的荷兰成为了世界商业和金融的中心。其后，虽然荷兰的发展受到了英法两个大国和其它欧洲强国的制约，但一直不失为欧洲的头等富裕国家和海洋殖民强国，直到二次大战后，其殖民帝国才最后崩溃。一言以蔽之，荷兰独立后的历史就是——曾经独占鳌头，一直长盛不衰。而这一切辉煌成就的起点就在于1566年爆发的尼德兰革命。而当时小小的尼德兰之所以能够抗拒庞然大物西班牙帝国的淫威而成功独立，离不开英国和法国这两个邻国的大力支持，更得益于文明间的冲突和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所造成的混乱国际局势。

乱中独立，乱中取利

尼德兰即西欧的沿海低地地区，人口稠密，农工商业均发达，财富麋集。其前身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但几经转手，其居民对宗主国的效忠感情已经淡薄，宗教改革运动后，由于皈依了新教，底层群众对以天主教为国教的神圣罗马帝国更是在信仰产生了对立。哈布斯堡帝国分家时，尼德兰地区划归了西班牙帝国。由于西班牙帝国对富庶的尼德兰地区诛求无已，杀鸡取卵，把那些信奉“大丈夫宁可千日无权，不可一日无钱”天条的资姓好汉们统统逼上了梁山，纷纷加入了名为“海上乞丐”与“森林乞丐”的造反派队伍。

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尼德兰独立运动之所以能够以弱抗强，以小博大而获得最终成功，是因为尼德兰独立运动的爆发处于有利的国际政治时机。当时欧洲大陆的外交格局可谓是一地鸡毛，混乱不堪，宗主国西班牙帝国面临的挑战应接不暇，方便了荷兰在一片混乱的国际局势中，趁乱独立。

当时的欧洲大陆霸主与镇压荷兰独立的西班牙帝国被英国和法国死死拖住，英法两国为了削弱西班牙在欧洲大陆的优势，极力援助尼德兰独立和干涉葡萄牙问题。为此英西之间1588年爆发了著名的大海战，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惨败而归，此役导致了英国进入欧洲一流强国的行列。为了报复法国，西班牙大军武装干涉法国内部的宗教战争和王权争夺，扶植亲西政权，导致了法国内部的强烈反抗，西班牙干涉军陷在法国动弹不得。西班牙的铁杆盟友，哈布斯堡帝国的另一个分支奥地利，则被土耳其帝国、北欧新教国家和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新教诸侯缠住，文明的冲突和宗教的战争打得热火朝天，无暇旁顾；英法两国则互相牵制，对近在咫尺的肥肉尼德兰，两国谁也不可能借援助独立之名，行吞并占领之实。

最早崛起的海洋强国葡萄牙当时则国势衰微，1580年，就在荷兰正式宣布独立的前一年被西班牙吞并。葡萄牙被吞并后，对西葡联合帝国的其它组成部分的事物从不积极参与，能不出钱就不出钱，能不出力就不出力。西葡合并，不仅不能增加西班牙镇压尼德兰独立运动的力量，相反西班牙还要腾出一部分兵力来防范葡萄牙也爆发类似的独立运动。这在当时不仅削弱了西班牙对尼德兰独立运动的镇压能力，后来还大大方便了荷兰在印度洋通过损害葡萄牙的殖民利益来建立其东方殖民帝国。由于决策中心与指挥中心从里斯本转移到了马德里，西葡联合帝国无力迅速有效地保护原葡萄牙的印度洋帝国免遭荷兰的袭击与瓦解。何况家大业大，马德里的政治军事权贵们对原葡萄牙海外帝国的属地被夺走没有什么切肤之痛，也许更怀有假敌人之手削弱葡萄牙政治与经济独立资本的小人之心。

在这种乱成一团的外交格局下，谁也不能集中全部力量，获得盟友援助来对付小小的尼德兰。从1566年开始，到1609年，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国际混战，尼德兰与西班牙签订停战协定。小小的尼德兰最终借力打力，趁乱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而且趁乱保持了自身的长期独立，在独立后继续通过损人利己获得了大发展。

赶超发展，后劲不足

新航路开辟与新世界发现后，尼德兰地区的商业与金融中心的地位极大程度上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两个殖民帝国的跨洋贸易成就的。葡萄牙需要德国的白银与东方进行商业交换，因此当时的全球商业与金融活动均集中于尼德兰地区的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可以说，荷兰通过参与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全球贸易网络，对那一套海洋商业殖民帝国的模式有相当的熟悉，荷兰商业与金融模式成功的经验也很多来自于葡萄牙，因此荷兰在建立海洋商业金融殖民帝国的过程中轻车熟路，并且本身还具备着商业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先天优势，因此其发展一帆风顺。

荷兰共和国与西班牙帝国停战，获得事实上的独立后，马上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负。荷兰殖民者雷厉风行地向衰落中的葡萄牙开刀，极力瓦解其印度洋帝国而建立自己的东方帝国。在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区地区，荷兰也对土著民族大有斩获。为了发挥集体力量，荷兰商人以东西两个印度公司为商业殖民机构。此类机构组织完善，力量强大，唯利是图，铁石心肠，因此在亚洲、印度洋和其他地区所向披靡，战无不胜，通过垄断贸易在全世界赚得盆满钵满，由此诞生了荷兰无比强大的金融资本。在鼎盛时期，荷兰的金融资本几乎控制了全欧洲，在全世界也能呼风唤雨。

荷兰的海外商业金融帝国的模式在汲取葡萄牙海外商业帝国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金融制度创新，其效果更上一层楼，其经济、政治与军事成就比葡萄牙更辉煌。尽管最后荷兰在军事上败于英国和法国，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英法两国在财政上很大程度上长期被战败的荷兰的金融资本所控制，荷兰可以说虽败犹荣。就总体而言，荷兰也没有避免葡萄牙模式的命运——那就是由于本国的相对弱小，尽管能利用大国间均势平衡和结盟外交而长期生存，但关键的时刻未能避免大陆强权的暴力侵吞。葡萄牙在1580年被西班牙吞并，而荷兰则在法国大革命后成为了法兰西共和国的政治附庸，最终被拿破仑帝国一口吞并。

荷兰人是天生的海洋商业民族，所谓“航海是必要的，生命是次要的”。荷兰共和国则是一个典型的归商人所有，由商人统治，为商人服务的商业共和国，推行的是典型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只要有利润，荷兰商人不讲究任何原则与道义，也不在乎跟对手做生意，放贷款，即便这样损害本国的利益也不在乎。只有能够保证赚钱，荷兰商人们对屈服于英国的海上霸权与法国的大陆霸权毫不在意。以至于英荷结盟反对法国的时候，法国军队的军饷很多是靠荷兰商人的贷款维持的，这让英国大发雷霆。其实这是荷兰商人的一贯本性，当初如果不是西班牙帝国不识时务地侵犯尼德兰商人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权的话，那些大富翁们未必会铤而走险掀起独立大旗的。

虽然荷兰是全世界第一个全新的资本主义商业民族国家，但工业革命却未能在荷兰领先产生。其原因很复杂，有技术方面的原因，当时的整个欧洲的科技积累还不够雄厚，科技革命还未发生；也有思想方面原因，荷兰人专注于贸易金融模式创新，专注于斤斤计较的国际法，专注于小市民的艺术风味，归根结底就是过于专注现实利益，而缺乏精深宏大之思；更有经济结构方面的原因，因为垄断性国际贸易过于成功，金融资本过于强大，中产阶级食利倾向明显，形成了较强的路径依赖性，科学家与技术工人地位低落，导致整个社会在工业技术创新上缺乏足够的动力。

尽管未能首先催生出工业革命，但不代表荷兰不能接受工业革命。与西班牙和葡萄牙这样的中世纪色彩还是相当浓厚的国家相比，荷兰是一个全新的资本主义商业民族。即便其首创精神不足，但学习欲望、模仿能力和自身条件不可低估，因此十九世纪中叶荷兰继比利时之后成为了欧洲大陆上第二个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虽然工业革命后的荷兰其绝对力量比十七世纪大大增强，但此时，由于其它后起国家的力量也增强了，荷兰在当时欧洲大国间的力量对比中已经无足轻重了。荷兰在欧洲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进一步下滑，仅仅满足于在欧洲保持中立，在海外依靠英法的善意和列强的相互制约来维持其商业殖民帝国了。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应该与自身的实力相匹配，应该与自身的外交利害关系相适合，因此，荷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严格保持了中立，从而避免了一场浩劫。

天分不足，人为调整

荷兰虽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进行了很多制度创新，有无数的成功经验，但荷兰要长期成为一个世界领袖国家，其地理人口和地缘政治上的先天局限性极大。

荷兰的本土面积和人口有限，其扩张前景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荷兰作为一个沿海小国缺乏广袤的领土纵深，缺乏在军事上的回旋空间。同时缺乏众多的人口，缺乏建立一个强大帝国的所需的必要兵力。在当时的军事技术条件下，陆军的强大首先就在于人数的众多，荷兰不是一个海岛国家，不可能像海岛国家英国一样，放弃陆军而专注于建设不特别强调人数，而特别看重技术含量与航海经验的海军。

荷兰的地缘政治处境也相当困难，荷兰作为西欧的小国，周围有数个大陆强权，西班牙、法国、瑞典、丹麦和哈布斯堡帝国，都是只能躲，不能惹的厉害角色。海上的竞争对手中，老的海洋霸主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新的海上对手是英国和法国。无论在陆地上还是在海洋上，荷兰都缺乏领袖群伦的超强实力和优越的地缘政治处境。

不断的追求政治荣耀与军事优势是一切民族和一切国家的本性。为了做一个有声有色的世界领袖大国，尽管先天不足，荷兰统治者还是在外交战略上花了不少心思的，为了保住国家的领先地位，也进行了非常勇敢的战斗。只是当所有出于主观美好愿望的国家战略在实践中失败后，荷兰统治者才痛定思痛，实事求是地根据本国的地缘政治处境和外交利害关系来制定本国的长期战略，不动任何感情和不受任何意识形态干扰。善胜者不败，善败者不亡，荷兰统治者在失去领袖国家地位以后，一贯善于保住既得利益，善于妥协。因为其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地缘政治处境注定了荷兰不可能走极端外交与战争路线，不可能专注于复仇雪恨。荷兰统治者最终选择了用忍气吞声的方式来保全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所能够保全和在欧洲均势外交格局中所允许保全的国家利益。

荷兰、英国与法国，作为第二批崛起的海上强国，其间的爱恨情仇与利益纠葛十分复杂，敌友关系时常变更。荷兰作为后起的海上霸权国家，就是通过损害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上帝国而起家的。当时荷兰与英国和法国经常联合起来抢劫西班牙的海上运输船只来发家致富，荷兰和英法两国在西班牙帝国的眼皮底下，互相打掩护占领加勒比群岛中的无名小岛屿。今天加勒比海上的荷属安的列斯群岛、一些英联邦内的小岛国、法国的海外省瓜德罗普岛和马提尼克岛当时的荷、英、法三国联合偷袭式殖民战略的遗产。

依靠庞大的远洋运输舰队和训练有素的强大海军，荷兰在十七世纪光荣地登上了海洋霸主的宝座。虽然能够从地缘政治上威胁荷兰独立的是后来的欧洲大陆霸主法国，但是能真正遏制荷兰的发展和把荷兰拉下海洋霸主宝座的却是同为海洋商业民族的英国。为了削弱荷兰在全世界的海洋商业运输优势，1640年英国内战后上台的独裁领袖克伦威尔于1651年颁布了《航海条例》，三次荷英大战因此而起。三次荷英大战中，第一次因为英国蓄谋已久，荷兰措手不及而打了败仗，但在后两次，强大而富有战斗经验的荷兰海军均给予了英国海军以重创。荷兰海军虽然占有优势，却始终无法彻底消灭英国海军，更不能登陆占领英国本土给予对手以毁灭性的打击。由于一个技术性的原因，荷兰沿岸的海洋太浅，其战舰只能设计成浅吃水船的模式，不适应在风急浪高的北海中进行海战，因此荷兰海军始终无法彻底战胜英国海军。虽然在荷兰海洋帝国的其他海域，可以建造和使用适宜于深海航行的深吃水船，可以从其他海域调兵回来助战，但受制于时间、港口和后勤因素，也是缓不济急，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缺乏可行性。

与三次荷英战争交织在一起，荷兰与法国也时友时敌。面对大陆霸权国家法国，荷兰在地缘政治上的不利因素极为明显。法国可以轻易地动用几十万大军，以黑云压城之势扑向小小的荷兰。荷兰面对法国，国土无山河可以阻挡，军队无海洋可以周旋，尽管荷兰曾经在孤注一掷的情况下决堤放水暂时阻挡了法军进攻的脚步，但这种自杀式的防御不可能扭转军事地理上的先天不利局面。相反，面对英国海军的挑战，尽管荷兰海军有一些先天性的不利条件，倒还可以在海洋上跟英国周旋较量一番，并非是技术决定一切。

久战国衰，虽然荷兰在最后一次荷英战争中曾经以一敌二，与英法两大强国同时作战并屡有胜绩，但其综合国力决定其胜利不能持久。荷兰开放式的经济结构与贸易模式根本不允许荷兰像法国那样，面对十几个对手的包围而进行长期作战。荷兰要想长期生存与发展，只能选择适当的盟友，避免孤军奋战，全盘覆灭的最坏结局。1687年，名噪一时的荷兰舰队终于被彻底打败，在法英荷三国签订的《尼姆维根和约》中，法国扩张了欧洲领土，成为欧洲大陆上令人敬畏的强国；英国则扩张了海外殖民地，接管了大部分荷兰在海外的商业利益。荷兰退出了争夺世界领袖国家的行列，英法全球争霸的前景已经清晰地显示了出来。荷兰在外交战略上面临着如何站队的重大选择。

谨慎结盟，长期合作

虽然受制于各种客观条件，荷兰不能成为领袖帝国，但是荷兰并不会甘心就此论落下去，它还是力争留在一流国家的行列中。由于本国的持续发展深受欧洲的外交权力结构的限制，因此外交结盟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在丧失了绝对领先优势后，十八与十九世纪的荷兰最重大的国家战略就是——长期的盟友与保护者是选择英国还是法国？荷兰的陆上邻居是法国，海上邻居是英国。就国家发展战略来看，荷兰是以海洋殖民商业帝国为主的发展模式，与英国极为类似。而法国那种以大陆宗教军事帝国为主的发展模式则与荷兰相差较远，其国家信奉天主教，在意识形态上更是与荷兰格格不入。

与盟友共振还是互补，对于国家外交战略来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虽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意识形态与发展模式相近的国家一般而言两国人民在感情上相互亲近，在信仰上互相支持。但一旦牵涉到现实的利害关系，彼此之间发生利益竞争，那么同利相嫉，同利相害，其惨烈程度将比平时各走各的阳关道，习惯于对立与冲突的两个国家之间矛盾有过之而无不及。号称姐妹共和国的荷兰与英国在三次荷英战争中打得死去活来就是明证，最终荷兰绝大多数的海外殖民商业利益都被英国接管。荷兰共和国与专制的法国倒还只在最后一次荷英战争中为敌，法国扩张获得的领土取自西班牙帝国和奥地利帝国，与荷兰无关。即便如此，荷兰最终还是选择了与英国妥协与合作，联合起来与法国和西班牙帝国对抗。表面上看来似乎于情于理均不合，因为与法国对抗坏处多多，荷兰将在欧洲大陆上首当其冲法国的压力，与法国结盟，既可以避免法国的压力，法荷同盟更可以对英国形成压倒优势，第二次荷英战争中，荷法联盟便轻松打败了英国。但是从大战略的高度来分析，唯求减少压力，刻意避免麻烦，一味迎合单极霸权，这在国家战略上极为消极被动，没有深入思考在外交厉害关系中的轻重缓急和国际力量对比方面的扶弱抑强。

敌对与结盟，最关键之处要看联盟关系与本国的长期战略是否能共振，能否在动态平衡中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无原则的互补则有可能导致一方彻底吃掉另一方。一个能对自身施加绝对保护的国家就是能对自身加以绝对毁灭的国家，与最强者结盟，狐假虎威之后，将骑虎难下。对于荷兰来说，就本土防御而言，法国就是这样的国家。而英国，当时只有数百万人口的规模，与荷兰处在同一个量级，比法国的两千万人口远远不如，不具备一口吞掉荷兰的能力。英国在海外虽然曾经是终结荷兰海上霸权的最大竞争对手，但英国在欧洲与海洋同时也面临着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与法国的错综复杂的斗争与合作形势，并不具备单独掌控海洋的能力，因此荷兰与英国可以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而法国在扩展后，其领土与荷兰接壤，在大陆上就能够单独对荷兰形成绝对的威胁，没有来自英国的援助，荷兰就无法单独抵抗法国的压力，而在海外，法国因为同样参与殖民扩张而与荷兰照样有着竞争关系。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荷兰与英国的结盟是顺理成章的事。再加上两国上下有着同为日尔曼语系诸民族的种族情感和共同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宗教情感，锦上添花与火上浇油后，难怪英荷联盟与合作可以经久不衰。

1688年，英国爆发宫廷政变。同为新教徒的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之女玛丽及其丈夫，荷兰执政威廉，被迎为英国女王和国王，一同执掌朝政。从此以后，荷英两国斗而不破，分而不裂，再也未发生过彻底导致长期敌对状态的外交纠纷或战争了，这就是两国国家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趋同的好处。一旦荷英两国各自安分于在外交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荷兰放弃海上领袖国家的地位，承认英国的海上霸权，不再像英国的老对手法国那样，试图对英国的海上霸权彻底颠覆，取而代之，英国为了在大陆上争取和扶植制约法国的盟友，也就不会打算把荷兰彻底打垮。在这种前提下，荷英两国之间由于互相熟悉和了解，更由于经济利益至上和绝对不走极端的商人作风，习惯于进行利益交换和共享，不轻易撕破脸皮，破坏合作关系，那么两国间就更容易保持长期的妥协与合作。

如果是荷兰与法国结盟与合作，由于互相猜忌，互相冲突，法国会因为不信任荷兰而不断追求对荷兰的绝对政治控制，荷兰又没有制约法国的手段，那么荷兰在联盟关系中被法国彻底压倒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更何况像法国那种浪漫冲动的民族，一贯热情奔放，不知自制，一旦翻脸，不讲情面。法国大革命后，慑于民主运动、人民战争与革命军队的威力，虽然荷兰统治者对法国的霸权委曲求全，但最后荷兰还是被拿破仑帝国一口吞并。这就是自身依赖盟友保护，又缺乏制约盟友手段的外交权力结构演变的必然结局。

在拿破仑帝国倾覆后的维也纳会议上，英国坚持恢复欧洲大陆均势，恢复荷兰独立，并扩大荷兰的版图已推行对法国进行“大围堵”的战略，这也从正面说明了，慎重选择盟友的重要性。不管本国的盟友是什么性质，就对方而言，最重要是这个盟友绝对不能有将本国一口吞并的实力、愿望和作风。就自身而言，最重要的是自身要对盟友有利用价值。就荷兰而言，帮助英国遏制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霸权就是自身对盟友的最大利用价值。拿破仑战争后，由于在欧洲大陆上普鲁士承担了原来由荷兰承担的制衡法国霸权的任务，英国便在东南亚开始对荷兰的商业殖民利益毫不留情，步步紧逼。在比利时独立，荷兰获得对法国的地缘政治屏障后，荷兰终于搭上了英国保证的，不允许低地国家受军事强权侵犯的便车，开始与新独立的比利时一起奉行中立政策，自此脱身于英法矛盾之外，并开始利用英法矛盾来维护其在东南亚的商业殖民利益了。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就是荷兰自独立以来全部外交战略的真实写照。

至此可以总结，荷兰与英国的长期结盟并不是意味着荷兰对英国有发自内心的喜爱，因为国家本身就是不讲感情的镇压机器。荷兰对英国的海上霸权的服从与合作，也并非是出于道德义务上的忠诚，因为国家本身就是集中体现人性恶的魔鬼，是最不讲道德的。国家的品行，在国内政治中也许还会有所收敛，顾及脸面，在国际关系中则是彻底曝光，无所顾忌。人性本恶，只要有机会报仇雪恨或取而代之，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是很乐意插兄弟两刀，给头头下药的。荷兰就在北美独立战争中，墙倒众人推，倒向了由法国挑头组织的反英援美阵营，兄弟情深地狠狠捅了长期盟友与海上霸主英国几刀，导致英国失血过多，差点就此沦为二流国家。当然，在反对拿破仑帝国称霸欧洲的全欧战争中，英荷两国不计前嫌，又开始了一场有利则合，无利则散的小人之交，这又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