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文摘】我的“盲流”朋友 -- 懒虫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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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文摘】我的“盲流”朋友

我的“盲流”朋友

  我一直有种冲动写下我的这样一段真实的经历,因为忙,因为懒,因为拙于写作大段的文字,迟迟没有动笔,直到前几天一个不期而至的电话,将近两年杳无音信之后,小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他刚刚刑满释放,罪名是盗窃罪……

  小夏就是我所说的那个“盲流”,我知道这个称呼并不恰当,而且还含有歧视的意味,但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的身份,我甚至不知道应该怎样定位我们之间的关系,就象我们戏剧性的初次见面,让我不知所措。

  那是2001年3月中旬,我到上海去出差。一天下午办完事,我给一个哥们打电话,让他晚上请我吃饭。哥们答应的倒挺痛快,但说手头还有点事没处理完,要晚一点,让我到他办公室等他一会儿。哥们办公室在金茂,于是我坐地铁到了陆家嘴。5点来钟,时间还早,我也不愿去办公室打扰他,看见旁边的大片绿地(陆家嘴绿地)不错,我买了份报纸,信步走进去,找个安静的角落,悠闲的坐下来。看报纸的空儿,有几个拾荒的人左顾右盼的从我身边走过,我抬头看了一眼,并未在意,继续看我的报纸。过了一会儿,我突然发觉我身边的石凳上已经坐了一个人,正盯着我看。这是个很年轻的小伙子,瘦瘦的,面色很黑,头发乱蓬蓬的,穿一件薄薄的棉笳克,勉强能看出是白色的旅游鞋,手上提一个很大的塑料袋,里面装着些可乐罐、汽水瓶之类。见我抬头看他,他急忙的开口了:“先生,我不要钱,我不是讨钱的,我只是想问问,你能帮我找个工作吗?”我听这话很有点意外,说实在的,我第一反应确实是认为他是来讨钱的,甚至已经准备站起来走开了。还没等我开口,他滔滔不绝的说起他的情况,他自称姓夏,让我就叫他小夏好了,江西景德镇人,说起他的家乡,他掉了句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日浮梁买茶去’,我家就在浮梁县……”这让我对他颇有了几分好感,毕竟是读过书的人。他说他是初中毕业,19岁,本来在家务农,家里的景况也还说的过去,可以吃饱饭,每个月也能吃上一次肉,在家时他就不满足于仅仅种地,总想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他尝试过种桔树,也尝试过一些农副业(好象是饲养过什么东西,具体记不清了),但总是缺乏资金,缺乏技术,什么也没弄成。他不甘心,就想到了外出打工,春节过后,他从家里偷了300块钱,没告诉任何人,就这样一个人来到了举目无亲的大上海,20多天过去了,没人引见,没有一技之长,他没有找到任何工作,钱花光了,他这几天只能靠拾可乐瓶子为生,已经几天没吃饱饭了。而现在,他看到了西装革履的我,悠闲的坐在草坪边看报,他想碰碰运气,有了刚才的一幕。

  坦率的说,这样的故事我是听到过、读到过的,但我从没面对面的跟这样的故事的主人公接触过。从小生活在城市中,知识分子家庭,中学、大学都是名牌,工作也算是个白领,我并没有什么机会去直接面对这样的人和事,我有点不知所措。我有善良的本性,我想帮他,我也有自以为理智的头脑,我怕这不过是谎言,我揣摩一下自己的能力,我于大上海也不过是匆匆的过客,我能为他做什么?我就这样犹豫着,我看了他的身份证,我问了他好多我所能想到的问题,看是不是可以找到什么破绽,但,没有破绽,我知道真的遇到了一个除了梦想什么也没有的青年农民,就这样两眼摸黑的闯进了大上海,而大上海冷漠的拒绝了他,没有给他任何机会,现在的他对上海来说,不过是个“盲流”。我不得不认真去想该怎么帮他了,听了这么多,不给他一点点帮助,我会良心不安的。我当然有几个朋友在上海,但我一个一个想过去,就他们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性质,我实在想不出怎样可以收容一个初中毕业、一无所长的19岁的农民,况且素昧平生,就这样介绍给别人去帮他,是不是太轻率了?我保持着最后一点自私的警惕。我自己实在也是很渺小,我帮不了他。我心里叹了口气,从钱包里拿出100元钱,递给小夏:“好好吃点东西,买张车票先回家吧,等有机会再出来,不要这么瞎闯了。”他犹豫了一下:“先生,我不是讨钱的,我只想让你帮我找个工作。”“我也不是上海人,我没有办法在这里给你找什么工作,很抱歉,这点钱你拿着,回家吧。”小夏最终接了钱,对我说:“这算我借你的,我有了钱还你。”我笑了一下:“不用了,送给你。”“不,一定还!你能给我留个地址电话吗?”我犹豫了一下,递给他一张名片,他接过名片看着我名字后面的头衔,夸张的叫起来:“哇,国际商务师,你真厉害,真不敢相信我认识了一个国际商务师。”我被他说的有点不好意思,对他来说这好象是个不得了的职称,其实我们自己清楚,不过是个做进出口的业务员罢了。“以后我能给你打电话吗?”“当然,只要你愿意。”天色暗下来,约好的吃饭时间到了,我小夏道了别,赴哥们的晚餐去了。

  席间,我给在座的几个朋友说了刚刚的偶遇,朋友们大都不以为然,难免一些戏谑之词,其中有句经典,概括了他们的意见:“在上海,一切都不过是生意!”我心里也不禁有些惴惴,想:100块钱打水漂了?

  两天后,我回到济南,过了1-2个月,这件事情几乎就要被淡忘了。忽然有一天,我在办公室接到小夏的电话,说就在我楼下,我很惊讶,才想起给过他名片,他一定是寻着这个地址来的。一时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说实在的我真不敢把一个衣冠不整的“盲流”请到办公室来。小夏很敏感,在电话里对我说不方便到我办公室来,我办公室楼下不远处有个超市,他在那里的小广场上等我。我下楼走过去,远远就看到小夏在路边等我。头发还是乱蓬蓬的,面色干净了些,换了夏天的衣服,见到我很恭敬。“你怎么过来的?”“我扒火车来的。”他笑着说。我招呼他在路边找了个地方坐下来,问他的来意。“王先生,我是来还给你钱的。”说着从口袋里掏出100元递给我,我推辞了:“你留着用吧,100元我还帮的起,不用还了。”“不,我还有钱,这是专门攒下还你的。”说着又从口袋中掏出一把大大小小的票子,大概有100多元:“你看,我还有这些,足够花几天了,这100元还给你。”我推辞不过,收起100元,问:“你是怎么挣到这些钱的?”他有点兴奋起来:“我最近在苏州,在建筑工地给人当小工,按天算钱,还管饭。”“那怎么又不做了呢?”小夏神情又黯淡了:“是个小工程,完了,人家都走了,我要另外找工作。王先生,你能帮我找个工作吗?”我知道我没有能力帮他找什么工作,但又不忍让他失望,只好敷衍着答应:“好的,我会替你留意的,有合适的我就告诉你。”他听着,好象满怀希望,站起来,递给我一个粗糙的纸盒子:“王先生,谢谢你不嫌弃我,还肯帮我,这是我买的4个茶杯,很便宜的,一块钱一个,送给你,你不要笑话。”我当然不会笑话,甚至有点感动,虽然只值4块钱,虽然这是我收到的最粗糙的礼物,但我知道,4块钱对一个“盲流”意味着什么。“我要走了。”他站起身。“你去哪里呢?”“再回南方碰碰运气吧。”我让他保重,他又一次叮嘱我帮他留意一个工作,然后快步走了。我回到办公室,先给我上海的哥们打了电话,告诉他那100元被还回来了,语气中不免得意,但想到刚刚离开的小夏,又不禁叹口气,人海茫茫,他能找到个安身之处吗?

  这之后的我,仍然过着自己平淡的日子。不经意中,小夏会突然打来一个电话,给我谈谈他的近况,上海、苏州、杭州、广东……他漂泊不定,所做的职业也基本限于捡废品和到工地做小工(没有任何技术的纯体力劳动)。他给我讲捡废品如何也要拉帮结派,否则就会被人欺负;给我讲深更半夜露宿街头,如何被联防和警察追打;给我讲在工地干活多么辛苦,几乎坚持不住了,到头来却拿不到工钱;给我讲他给家里打电话(他家并没有电话,是打到村里小卖部,让人去家里叫),他妈妈如何哭着让他回家……我听着,除了鼓励的话,几乎什么都给不了他。每次打电话,他都会问我能不能给他找个工作,到一个工厂里当工人,学一门手艺,有固定的收入和住处,就是他最大的梦想。我给他的只能是失望。

  我也曾经想方设法帮他寻找机会,有一次,我上海一个朋友的仓库里想找一个小工,我首先想到他,但茫茫人海,我到哪里去找他呢,朋友那里又不能久等,只好作罢。又有一次,小夏爬火车到济南来找我,说只是想见见我,我请他到大排挡吃了碗馄饨,两个肉烧饼,送走了他。回到办公室,我刚好听到同事的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同事,好象在说想找个人替他在店里卖电脑什么的,我太想帮小夏了,我明知道他未必能胜任这个工作,可我还是想替他争取这个机会。我立刻答应下来,然后掉头去找小夏,我知道他是扒火车来的,也会扒火车走,急急忙忙赶到火车站,路上甚至在盘算要带他去洗个澡,换套新衣服……但是,哪里有小夏的影子呢?

  我们就这样联系着,交往着。他或长或短的给我来个电话,还给我写过一次信。而我不论多忙,总是很耐心的听他在电话里絮叨一番,甚至我结婚的当天上午,也恰好接到他的电话(他有时给我打手机),我也耐心把他的话听完。我想,他攒下几块钱给我打长途过来,也许我的倾听对他很重要,他是把我当成他的朋友,虽然我这个朋友除了鼓励什么也给不了他。

  一个星期天,我和妻子在家里,突然接到他的电话,电话里小夏说:“王先生,你能帮帮我吗?”原来,又是他扒火车过来看我,被乘警发现了,打了他几下,没收了他身上的所有东西,包括他形影不离的一个背包,让他拿200元过去赎。我要去替他赎回来,小夏说:“不用去赎了,我那些东西一共也不值200块,但我的衣服都被他们拿走了,王先生,天快冷了,你能给我几件厚衣服吗?”妻子听我说过小夏的故事,没说什么,帮我找了一件毛衣,一身我穿过的保暖内衣,一件笳克,我给他送了过去,又给了他100元钱,这次他没推辞。我对他说,总要找个能坚持下去的事情做,不能总是跑来跑去的。“实在不行,你去卖报纸吧,先少批一点,也不需要多少本钱,一天赚10-20元维持生活应该是可以的。”他也觉得可以,于是我想再给他一点钱,但他只要了100元。于是后面的几天,小夏就在济南批发了一点报纸去沿街卖。给我打电话,慢慢也能说点生意经了,比如报纸要搭配卖,只卖一种不行,体育报利润高,可以适当进一点,等等。说的我挺高兴,以为替他找到了一个能维持生计的事情。就这样过了10来天,我接到小夏的电话,说:“我已经离开济南了。”我很惊讶,问:“为什么?”小夏说,在济南他晚上没地方睡,开始是睡在泉城广场的石凳上,但每每被保安驱赶殴打,只好到火车站去,候车室不让他进,他就在火车站广场找个避风的地方睡。可最近几天,总有几个小流氓晚上去跟他找麻烦,逼他去偷东西,不去就打他,他说:“王先生,坏事我是不会去做的,没办法,怕他们再找麻烦,只好走了。”我无言,只好让他自己保重,违法的事情千万不要做。他说:“我知道。”

  后来小夏又来过一次济南,专门还给我那100元,我请他吃了一碗牛肉面,一个肉夹馍,然后就目送他匆匆的离开了。

  再后来好久没有小夏的音信,过了几个月,又是突然的一个电话,说:“我在蚌埠。”原来,就是那一次还钱给我分手后,小夏就被当作“三无”人员,也就是“盲流”,被收容遣送,收容到蚌埠的收容所里,收容所的警察告诉他们,交300元就可以放人,但小夏没有300元,又举目无亲,没人代交,于是被强制劳动3个月,说是偿还收容遣送的费用。小夏还说,放他出来的时候,警察踹了他一脚,说:“滚,别让我再看到你,再看到你,还抓!”我听着,很愤懑,又很无力,只能问小夏有什么打算,小夏声音也很低沉,说想再到杭州去看看,他印象中那里拾废品的日子还过的去……。

  这之后,我有差不多2年没有小夏的消息。直到前几天,他给我来了一个电话。我急切的问他这两年干什么去了,怎么没给我打电话,小夏说:“王先生,对不起,我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盗窃罪,判了两年半,表现好,减刑到1年10个月了,我昨天刚刚出来。”我吃惊的半天说不出话,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又有人冤枉小夏了,否则怎么会?一个两次借了我100元都不远千里赶来还给我,每次都求我给他找工作,每次都向我表示绝不会做坏事,怕流氓威逼去偷东西而不惜逃走的淳朴的年轻人,怎么会呢?“你偷什么了?”“自行车。”那也许是一念之差吧,但偷一辆自行车怎么会判两年半?“怎么判这么重?”“我偷了200多辆。”……

  我又是半天说不出话,问:“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你头脑很清醒的,一直都很清醒,再苦再难也不能做坏事啊,你自己说的,为什么还是陷进去了?”“我也不知道,就象一场梦一样。可能还是心里不平衡吧,那一阵子我总在想,我就想安安分分的找地方打工,凭自己的力气吃饭,可为什么就那么难呢。找不到工作不说,还到处受人的欺负,警察、联防、保安打你、赶你、收容遣送你;卖报纸为了争地方也要被当地报贩打、赶;拾废品也被那些结伙的人追打,也要划地盘;到建筑工地干活,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拿最低的工资,就这样也不一定拿到工钱。王先生,除了你看的起我,没有谁正眼看我,我没有尊严,一点也没有,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就象一条野狗。就这样,在杭州,有一些人对我还行,就是晚上经常在街上住在一起的那些也是流浪的人吧。后来他们就带我去偷自行车,开始有点怕,后来也不怕了,经常偷,有时一天偷好几辆,偷来就卖给那些修自行车的人,少的卖20-30块,多的卖到80多,直到有一天被抓住了……王先生,我对不起你,我知道做错了,算是个教训吧……我出来3年多了,一次都没回过家呢,我一出来就给家里打电话,我妈哭了,叫我赶快回家,我想还是过年的时候再回去吧……王先生,你看我现在是不是成熟些了,现在想象当年从家出来的时候真可笑,那么多幼稚的想法,现在3年多过去了什么也没实现……”小夏对我说了很多,我静静的听着。

  电话挂了,小夏又消失在茫茫人海中,继续他的流浪。第一次,他没求我帮忙给他找份工作,不知是对他自己失望了,还是对我失望了,但愿,他还没有对我们这个社会失望……

  这就是我跟一个“盲流”三年半的交往,故事还远没有结束,我忍不住把它写出来,讲给网上的朋友们听,我不擅文笔,只是用尽可能客观的方式记录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摘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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