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我的“盲流”朋友 -- 懒虫123

我的“盲流”朋友

　　我一直有种冲动写下我的这样一段真实的经历，因为忙，因为懒，因为拙于写作大段的文字，迟迟没有动笔，直到前几天一个不期而至的电话，将近两年杳无音信之后，小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他刚刚刑满释放，罪名是盗窃罪……

　　小夏就是我所说的那个“盲流”，我知道这个称呼并不恰当，而且还含有歧视的意味，但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的身份，我甚至不知道应该怎样定位我们之间的关系，就象我们戏剧性的初次见面，让我不知所措。

　　那是2001年3月中旬，我到上海去出差。一天下午办完事，我给一个哥们打电话，让他晚上请我吃饭。哥们答应的倒挺痛快，但说手头还有点事没处理完，要晚一点，让我到他办公室等他一会儿。哥们办公室在金茂，于是我坐地铁到了陆家嘴。5点来钟，时间还早，我也不愿去办公室打扰他，看见旁边的大片绿地（陆家嘴绿地）不错，我买了份报纸，信步走进去，找个安静的角落，悠闲的坐下来。看报纸的空儿，有几个拾荒的人左顾右盼的从我身边走过，我抬头看了一眼，并未在意，继续看我的报纸。过了一会儿，我突然发觉我身边的石凳上已经坐了一个人，正盯着我看。这是个很年轻的小伙子，瘦瘦的，面色很黑，头发乱蓬蓬的，穿一件薄薄的棉笳克，勉强能看出是白色的旅游鞋，手上提一个很大的塑料袋，里面装着些可乐罐、汽水瓶之类。见我抬头看他，他急忙的开口了：“先生，我不要钱，我不是讨钱的，我只是想问问，你能帮我找个工作吗？”我听这话很有点意外，说实在的，我第一反应确实是认为他是来讨钱的，甚至已经准备站起来走开了。还没等我开口，他滔滔不绝的说起他的情况，他自称姓夏，让我就叫他小夏好了，江西景德镇人，说起他的家乡，他掉了句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日浮梁买茶去’，我家就在浮梁县……”这让我对他颇有了几分好感，毕竟是读过书的人。他说他是初中毕业，19岁，本来在家务农，家里的景况也还说的过去，可以吃饱饭，每个月也能吃上一次肉，在家时他就不满足于仅仅种地，总想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他尝试过种桔树，也尝试过一些农副业（好象是饲养过什么东西，具体记不清了），但总是缺乏资金，缺乏技术，什么也没弄成。他不甘心，就想到了外出打工，春节过后，他从家里偷了300块钱，没告诉任何人，就这样一个人来到了举目无亲的大上海，20多天过去了，没人引见，没有一技之长，他没有找到任何工作，钱花光了，他这几天只能靠拾可乐瓶子为生，已经几天没吃饱饭了。而现在，他看到了西装革履的我，悠闲的坐在草坪边看报，他想碰碰运气，有了刚才的一幕。

　　坦率的说，这样的故事我是听到过、读到过的，但我从没面对面的跟这样的故事的主人公接触过。从小生活在城市中，知识分子家庭，中学、大学都是名牌，工作也算是个白领，我并没有什么机会去直接面对这样的人和事，我有点不知所措。我有善良的本性，我想帮他，我也有自以为理智的头脑，我怕这不过是谎言，我揣摩一下自己的能力，我于大上海也不过是匆匆的过客，我能为他做什么？我就这样犹豫着，我看了他的身份证，我问了他好多我所能想到的问题，看是不是可以找到什么破绽，但，没有破绽，我知道真的遇到了一个除了梦想什么也没有的青年农民，就这样两眼摸黑的闯进了大上海，而大上海冷漠的拒绝了他，没有给他任何机会，现在的他对上海来说，不过是个“盲流”。我不得不认真去想该怎么帮他了，听了这么多，不给他一点点帮助，我会良心不安的。我当然有几个朋友在上海，但我一个一个想过去，就他们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性质，我实在想不出怎样可以收容一个初中毕业、一无所长的19岁的农民，况且素昧平生，就这样介绍给别人去帮他，是不是太轻率了？我保持着最后一点自私的警惕。我自己实在也是很渺小，我帮不了他。我心里叹了口气，从钱包里拿出100元钱，递给小夏：“好好吃点东西，买张车票先回家吧，等有机会再出来，不要这么瞎闯了。”他犹豫了一下：“先生，我不是讨钱的，我只想让你帮我找个工作。”“我也不是上海人，我没有办法在这里给你找什么工作，很抱歉，这点钱你拿着，回家吧。”小夏最终接了钱，对我说：“这算我借你的，我有了钱还你。”我笑了一下：“不用了，送给你。”“不，一定还！你能给我留个地址电话吗？”我犹豫了一下，递给他一张名片，他接过名片看着我名字后面的头衔，夸张的叫起来：“哇，国际商务师，你真厉害，真不敢相信我认识了一个国际商务师。”我被他说的有点不好意思，对他来说这好象是个不得了的职称，其实我们自己清楚，不过是个做进出口的业务员罢了。“以后我能给你打电话吗？”“当然，只要你愿意。”天色暗下来，约好的吃饭时间到了，我小夏道了别，赴哥们的晚餐去了。

　　席间，我给在座的几个朋友说了刚刚的偶遇，朋友们大都不以为然，难免一些戏谑之词，其中有句经典，概括了他们的意见：“在上海，一切都不过是生意！”我心里也不禁有些惴惴，想：100块钱打水漂了？

　　两天后，我回到济南，过了1-2个月，这件事情几乎就要被淡忘了。忽然有一天，我在办公室接到小夏的电话，说就在我楼下，我很惊讶，才想起给过他名片，他一定是寻着这个地址来的。一时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说实在的我真不敢把一个衣冠不整的“盲流”请到办公室来。小夏很敏感，在电话里对我说不方便到我办公室来，我办公室楼下不远处有个超市，他在那里的小广场上等我。我下楼走过去，远远就看到小夏在路边等我。头发还是乱蓬蓬的，面色干净了些，换了夏天的衣服，见到我很恭敬。“你怎么过来的？”“我扒火车来的。”他笑着说。我招呼他在路边找了个地方坐下来，问他的来意。“王先生，我是来还给你钱的。”说着从口袋里掏出100元递给我，我推辞了：“你留着用吧，100元我还帮的起，不用还了。”“不，我还有钱，这是专门攒下还你的。”说着又从口袋中掏出一把大大小小的票子，大概有100多元：“你看，我还有这些，足够花几天了，这100元还给你。”我推辞不过，收起100元，问：“你是怎么挣到这些钱的？”他有点兴奋起来：“我最近在苏州，在建筑工地给人当小工，按天算钱，还管饭。”“那怎么又不做了呢？”小夏神情又黯淡了：“是个小工程，完了，人家都走了，我要另外找工作。王先生，你能帮我找个工作吗？”我知道我没有能力帮他找什么工作，但又不忍让他失望，只好敷衍着答应：“好的，我会替你留意的，有合适的我就告诉你。”他听着，好象满怀希望，站起来，递给我一个粗糙的纸盒子：“王先生，谢谢你不嫌弃我，还肯帮我，这是我买的4个茶杯，很便宜的，一块钱一个，送给你，你不要笑话。”我当然不会笑话，甚至有点感动，虽然只值4块钱，虽然这是我收到的最粗糙的礼物，但我知道，4块钱对一个“盲流”意味着什么。“我要走了。”他站起身。“你去哪里呢？”“再回南方碰碰运气吧。”我让他保重，他又一次叮嘱我帮他留意一个工作，然后快步走了。我回到办公室，先给我上海的哥们打了电话，告诉他那100元被还回来了，语气中不免得意，但想到刚刚离开的小夏，又不禁叹口气，人海茫茫，他能找到个安身之处吗？

　　这之后的我，仍然过着自己平淡的日子。不经意中，小夏会突然打来一个电话，给我谈谈他的近况，上海、苏州、杭州、广东……他漂泊不定，所做的职业也基本限于捡废品和到工地做小工（没有任何技术的纯体力劳动）。他给我讲捡废品如何也要拉帮结派，否则就会被人欺负；给我讲深更半夜露宿街头，如何被联防和警察追打；给我讲在工地干活多么辛苦，几乎坚持不住了，到头来却拿不到工钱；给我讲他给家里打电话（他家并没有电话，是打到村里小卖部，让人去家里叫），他妈妈如何哭着让他回家……我听着，除了鼓励的话，几乎什么都给不了他。每次打电话，他都会问我能不能给他找个工作，到一个工厂里当工人，学一门手艺，有固定的收入和住处，就是他最大的梦想。我给他的只能是失望。

　　我也曾经想方设法帮他寻找机会，有一次，我上海一个朋友的仓库里想找一个小工，我首先想到他，但茫茫人海，我到哪里去找他呢，朋友那里又不能久等，只好作罢。又有一次，小夏爬火车到济南来找我，说只是想见见我，我请他到大排挡吃了碗馄饨，两个肉烧饼，送走了他。回到办公室，我刚好听到同事的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同事，好象在说想找个人替他在店里卖电脑什么的，我太想帮小夏了，我明知道他未必能胜任这个工作，可我还是想替他争取这个机会。我立刻答应下来，然后掉头去找小夏，我知道他是扒火车来的，也会扒火车走，急急忙忙赶到火车站，路上甚至在盘算要带他去洗个澡，换套新衣服……但是，哪里有小夏的影子呢？

　　我们就这样联系着，交往着。他或长或短的给我来个电话，还给我写过一次信。而我不论多忙，总是很耐心的听他在电话里絮叨一番，甚至我结婚的当天上午，也恰好接到他的电话（他有时给我打手机），我也耐心把他的话听完。我想，他攒下几块钱给我打长途过来，也许我的倾听对他很重要，他是把我当成他的朋友，虽然我这个朋友除了鼓励什么也给不了他。

　　一个星期天，我和妻子在家里，突然接到他的电话，电话里小夏说：“王先生，你能帮帮我吗？”原来，又是他扒火车过来看我，被乘警发现了，打了他几下，没收了他身上的所有东西，包括他形影不离的一个背包，让他拿200元过去赎。我要去替他赎回来，小夏说：“不用去赎了，我那些东西一共也不值200块，但我的衣服都被他们拿走了，王先生，天快冷了，你能给我几件厚衣服吗？”妻子听我说过小夏的故事，没说什么，帮我找了一件毛衣，一身我穿过的保暖内衣，一件笳克，我给他送了过去，又给了他100元钱，这次他没推辞。我对他说，总要找个能坚持下去的事情做，不能总是跑来跑去的。“实在不行，你去卖报纸吧，先少批一点，也不需要多少本钱，一天赚10-20元维持生活应该是可以的。”他也觉得可以，于是我想再给他一点钱，但他只要了100元。于是后面的几天，小夏就在济南批发了一点报纸去沿街卖。给我打电话，慢慢也能说点生意经了，比如报纸要搭配卖，只卖一种不行，体育报利润高，可以适当进一点，等等。说的我挺高兴，以为替他找到了一个能维持生计的事情。就这样过了10来天，我接到小夏的电话，说：“我已经离开济南了。”我很惊讶，问：“为什么？”小夏说，在济南他晚上没地方睡，开始是睡在泉城广场的石凳上，但每每被保安驱赶殴打，只好到火车站去，候车室不让他进，他就在火车站广场找个避风的地方睡。可最近几天，总有几个小流氓晚上去跟他找麻烦，逼他去偷东西，不去就打他，他说：“王先生，坏事我是不会去做的，没办法，怕他们再找麻烦，只好走了。”我无言，只好让他自己保重，违法的事情千万不要做。他说：“我知道。”

　　后来小夏又来过一次济南，专门还给我那100元，我请他吃了一碗牛肉面，一个肉夹馍，然后就目送他匆匆的离开了。

　　再后来好久没有小夏的音信，过了几个月，又是突然的一个电话，说：“我在蚌埠。”原来，就是那一次还钱给我分手后，小夏就被当作“三无”人员，也就是“盲流”，被收容遣送，收容到蚌埠的收容所里，收容所的警察告诉他们，交300元就可以放人，但小夏没有300元，又举目无亲，没人代交，于是被强制劳动3个月，说是偿还收容遣送的费用。小夏还说，放他出来的时候，警察踹了他一脚，说：“滚，别让我再看到你，再看到你，还抓！”我听着，很愤懑，又很无力，只能问小夏有什么打算，小夏声音也很低沉，说想再到杭州去看看，他印象中那里拾废品的日子还过的去……。

　　这之后，我有差不多2年没有小夏的消息。直到前几天，他给我来了一个电话。我急切的问他这两年干什么去了，怎么没给我打电话，小夏说：“王先生，对不起，我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盗窃罪，判了两年半，表现好，减刑到1年10个月了，我昨天刚刚出来。”我吃惊的半天说不出话，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又有人冤枉小夏了，否则怎么会？一个两次借了我100元都不远千里赶来还给我，每次都求我给他找工作，每次都向我表示绝不会做坏事，怕流氓威逼去偷东西而不惜逃走的淳朴的年轻人，怎么会呢？“你偷什么了？”“自行车。”那也许是一念之差吧，但偷一辆自行车怎么会判两年半？“怎么判这么重？”“我偷了200多辆。”……

　　我又是半天说不出话，问：“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你头脑很清醒的，一直都很清醒，再苦再难也不能做坏事啊，你自己说的，为什么还是陷进去了？”“我也不知道，就象一场梦一样。可能还是心里不平衡吧，那一阵子我总在想，我就想安安分分的找地方打工，凭自己的力气吃饭，可为什么就那么难呢。找不到工作不说，还到处受人的欺负，警察、联防、保安打你、赶你、收容遣送你；卖报纸为了争地方也要被当地报贩打、赶；拾废品也被那些结伙的人追打，也要划地盘；到建筑工地干活，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拿最低的工资，就这样也不一定拿到工钱。王先生，除了你看的起我，没有谁正眼看我，我没有尊严，一点也没有，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就象一条野狗。就这样，在杭州，有一些人对我还行，就是晚上经常在街上住在一起的那些也是流浪的人吧。后来他们就带我去偷自行车，开始有点怕，后来也不怕了，经常偷，有时一天偷好几辆，偷来就卖给那些修自行车的人，少的卖20-30块，多的卖到80多，直到有一天被抓住了……王先生，我对不起你，我知道做错了，算是个教训吧……我出来3年多了，一次都没回过家呢，我一出来就给家里打电话，我妈哭了，叫我赶快回家，我想还是过年的时候再回去吧……王先生，你看我现在是不是成熟些了，现在想象当年从家出来的时候真可笑，那么多幼稚的想法，现在3年多过去了什么也没实现……”小夏对我说了很多，我静静的听着。

　　电话挂了，小夏又消失在茫茫人海中，继续他的流浪。第一次，他没求我帮忙给他找份工作，不知是对他自己失望了，还是对我失望了，但愿，他还没有对我们这个社会失望……

　　这就是我跟一个“盲流”三年半的交往，故事还远没有结束，我忍不住把它写出来，讲给网上的朋友们听，我不擅文笔，只是用尽可能客观的方式记录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摘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