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双面月球：冷战太空竞赛与我们的故事 -- 万年看客

阿列克谢. 列昂诺夫

在训练的最初阶段，我们谈论得最多的一个人就是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科罗廖夫（Sergei Pavlovich Korolev），苏联太空计划的总设计师。我们从来不喊他的全名，只用SP两个字母，或者直接用“总工”这个充满神秘感的头衔。他在整个太空计划里享有最高权威。他的为人素来享有正直而严格的名声，他身边的人做事情全都小心翼翼，生怕出了什么错惹他发火。在我们眼里他和上帝也差不了多少。

训练开始六个月之后我们才获准面见科罗廖夫。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莫斯科郊区的航天员中心训练，日后这里被称作星城（Zvyozdny Gorodok/Star City）。我们也经常飞到伏尔加河畔的恩格斯空军基地联系跳伞。我接受飞行员训练的时候一年只跳一回伞，在这里的头一个月我就跳了七十次。没过多久我就成了跳伞教官。

之所以要如此重视跳伞，是因为按照早期的设计，飞船返回地球时，返回舱内的人员会在离地400米左右的高度弹射出来。所有的苏联航天器都是在地面进行硬着陆而不是像美国一样落到海里。不过日后的改进型航天器装了能在返回舱着陆的最后阶段启动的减速火箭，当时还没这项设计。

我们日常训练的总负责人是苏联空军总参谋长尼古拉.卡曼宁（Nicolai Kamanin）。他是苏联英雄称号的持有人，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兵，也是一位很平易近人的人，和我们这些人的家里人都很熟悉。他还热衷体育，尤其爱打网球，我当时经常和他跟他妻子进行双打。

“总工”的为人则要低调得多。但他才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人。在最初六个月训练结束后我们被叫到了航空航天医学中心来与 “总工”见面。我们都很兴奋。我还记得第一眼看到他的情形。当时我正往窗外看，来了一辆黑色的吉斯110，从车里出来的就是他。他比一般人要高一些，头大脖子粗，藏青大衣的领子竖着，帽檐压得很低，看不到他的脸。

“都坐吧，我的雏鹰们。”他一边说着一边踱进了我们的房间，瞟了一眼我们的名单，然后就开始叫我们依次进行自我简介并汇报自己的飞行生涯。

在最开始的时候关于航天员的人选有过许多争论，最后人们认为战斗机飞行员最合适在这种极端环境下工作。因为他们可以在危险面前即时做出反应而且一专多能——不仅能开飞机，还能当导航员，无线电通信员，机枪手以及工程师。我们知道科罗廖夫在三十年代当过试飞员，可别的我们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科罗廖夫点到尤里.加加林的名字时尤里的脸一下子就红了，说话也有些结巴。科罗廖夫被逗乐了，他那双凌厉的棕黑色眼睛的眼角也开始有了几道笑纹，他放下了名单，似乎把我们其他人都忘了。他们俩谈了有十五分钟。最后见面会还是进行下去了。轮到我的时候，我说我家里有六个姐妹和三个兄弟。

“您的父母很能干嘛。”他微笑着说。他似乎也挺喜欢我。

总工走了以后我们把尤里围了起来。“你被选中了。”我对我的朋友说。多年之后我发现自己是正确的。科罗廖夫走了之后对其他设计师们说：“今天早上我碰到了一个英俊的俄国小伙子，有着明亮的蓝眼睛，坚定顽强，是个优秀的飞行员。他应该成为我们第一个送进太空的人。”

直到来年春天科罗廖夫关于他的门徒的雄心才得以实现。在那之前，苏联航天还要接受灾难的打击，不是一次，而是两次。

第一场悲剧发生在1960年10月23日的拜科努尔发射基地，位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南部的荒凉草原。这里冬天被积雪覆盖，夏天有酷暑和沙暴，令人难以忍受。这里是军管区，极其机密。（人们相信美国CIA的飞行员加里.鲍沃斯在1960年驾驶U-2在乌拉尔山上空被击落时所执行的任务就是对拜科努尔进行拍照。他的任务被苏联当做极大的侮辱，美国的严重挑衅，也是冷战升级的标识。）

我们最初知道这第一场悲剧是因为我们发现大量运送储备血浆的飞机一股脑地从我们的基地起飞前往拜科努尔。卡曼宁将军很快把我们集合在一起进行了情况通报。一枚新型R-16火箭在测试时爆炸了，死了165人，包括苏联战略火箭军司令.米罗特凡.涅杰林元帅（Mitrofan Nedelin）。爆炸烈度之强使得所有的死者都无法辨认。涅杰林元帅的遗体是通过他佩戴的勋章来确定的。这场事故对我们的日常训练没有直接影响——这枚火箭是军用的——但这仍然是场悲剧。

从个人层面来说，对我们冲击更大的事故是我们自己人的牺牲——我们当中最年轻的一员，瓦伦丁.邦达伦科（Valentin Bondarenko）。这起事故发生在七个月之后的1961年3月。当时为4月12日的首次载人飞行所进行的工作已经进入了尾声，尤里.加加林和盖尔曼.蒂托夫（Gherman Titov）早已前往拜科努尔进行发射前的准备工作了。

23号的时候，我们还在星城基地的隔离舱里进行训练。我们要在条件各不相同的隔离舱里关十五天，接受生理及心理上的各种测试。我们全身都贴满了各种感应器，以便监测我们的心跳，脑波和血压等各项参数。瓦伦丁所在的舱室模拟得是海拔5千米高度的低气压。作为补偿，舱室里的氧气压力调到了430毫米汞柱。和我们一样，瓦伦丁的舱室里有一个小电热炉用来煮茶做饭。他为了贴感应器用酒精药棉来擦身体，然后不小心把药棉掉在了加热器上。

在富氧环境下，一点小火花瞬间成为了一个硕大的火球。可怜的瓦伦丁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他的羊毛外套浸透了氧气，结果一下子就爆炸了。我们把它拖出舱外之后他还活了4个小时。我们大家都很悲痛。随即所有与高压氧舱有关的训练都终止了，因为这事很是掉了几颗人头。

这场悲剧引发了人们对于空间项目的大规模反思。用来在太空舱内部制造富氧环境的设备被氧气循环设备取代了，后者要安全得多，也要笨重得多。我们知道美国的飞行器也采用富氧环境，最终也有美国飞行员因此而丧生。但是即使在此之后美国人依然在使用这套设施。

苏联方面并没有就我们所遭遇的悲剧向美国太空项目的负责人提出警告。当时两边的交流十分有限，一般都是在国际会议上进行，没有一个经常性交换信息的机制。邦达伦科事件被我们当做家丑，不愿让外人知道。就像我们的太空项目的其他方面一样，这件事很快也成为了高级机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