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父亲的空军生涯--航校岁月 -- 一直在看

关于父亲的空军经历，不知不觉的已经写到第九篇了，连自己都不敢相信。文章发表在“西西河的英雄本色”应该算是我的运气，因为这里有一大批如此宽容的、见多识广的、热情的网友，有一个妙笔生花、乐观大度的斑竹，当然还有那个看来根本不是商人的、为了西西河伤透脑筋的网站管理者。我真是衷心的感谢大家，没有你们的鼓励和支持，我不可能在这个系列走的这么远，也不可能发掘出我所不了解的父亲的另一面。写着写着，昨天的历史好象就出现在眼前：父亲的成长历程印下了共和国空军发展的痕迹，一个个逝去的、健在的、壮烈的、平凡的空军将士们共同参与了历史、创造了历史。我会永远记住这些无名英雄们。

父亲从来没有说自己是英雄，他为自己的飞行技术骄傲、他为自己经历了多次空中险情大难不死而庆幸、他为老年无所作为而沮丧，但他从没认为自己是英雄。他说牺牲的那些战友们才是英雄，他说那些人牺牲的时候既没打下飞机、也没立功、有的连名字都没人记得了，他很痛心。我说你放心吧，即使军史上没有他们的事迹，但是在他们的家人心里，在老百姓心中，永远有一块地方是留给无名英雄的。

我爸说你写写我们的航校生活吧，空军最早的几批飞行员经历的应该都差不多，会有些代表性。

于是就聊起了航校。电话里的父亲有好几次声音好象哽住了，我不敢确定。因为印象中只有一次，也就是我出国上飞机前，平时情感从不外露的他抱起了我的女儿说：“爷爷送送你，咱们要好久见不到面了。”声音有些哽咽，很是伤感。那情那景让我不敢面对，至今不忍回想。今年底，移民监坐满后，第一件事就是回国！带着女儿、儿子，让他好好享受一下天伦之乐，人老了，期盼的东西应该并不多吧。

父亲是浙江永嘉人，1948年入党，参加了当地的游击队。浙江解放后，他们部队合并到三野X军（他记不清楚了，我查了一下，应该是原华东野战军三纵，司令员孙继先中将；后为7兵团辖下第35军，军长吴化文，政治委员何克希；最后整个部队并入海军）103师，驻扎在温州地区。主要任务是解放浙江沿岸海岛，肃清国民党残敌。在此期间，负了几次伤，身上留了不少处伤疤（之前在游击队时也负过伤，但当时战斗规模小，受伤规模可能也相对小些）。

1951年2月，新组建的空军到陆军各野战部队招飞行员，在父亲他们部队的几千个士兵中挑中了15名候选人，其中就有刚满20岁的他。当时他们在温州的招生点呆了有一个月，一次次的审查、一批批的筛人，剩下的这15个人来到了省会杭州，进行下一轮选拔。

当时选拔飞行员除了身体条件外，政治上筛选更严格，要符合以下条件：一是要当过三年兵；二是要打过三次仗；三是要政治可靠（不要求一定是党员），祖宗三代历史清白。至于文化水平，要求并不高，会读写300个汉字就可以了，父亲读过五年书，硬是算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兵了。

在杭州审查了半个月，又刷下来10个人，剩下的5个人被送到南京，进行第三轮选拔。

到了南京后，又送回原部队3 人，原因各异，有的是因为出身不好；还有的象父亲的一个游击队战友叫曾家俊的，被送走的原因居然是因为审查的人认为他没打过仗，他从游击队到野战部队职务一直是“文书”，“文书”在野战部队可能的确不用上前线，但在游击队时，“什么书”见到敌人都要开打。这位曾叔叔很是不忿，回部队后到处开证明，终于在下一批被录取为运输机飞行员。

这时他们一起选出来的就只剩两个人了，这两位幸存者来到了长春飞行预科总队。

这次是由苏联教官亲自审查，他对我父亲的各项成绩非常满意，把他录取成为飞战斗机的学员，至于同来的另一位候选人，被安排去学开运输机（不是身高的原因）。

正常情况下，飞行学员应该在长春的飞行预科总队学习半年，补补文化学学航空基本常识什么的。但由于抗美援朝前线的战事吃紧，我空军损失很大，急需补充战斗机飞行员，上级决定他们这批学员（共142人）提前进航校学习飞行业务，尽早上战场。

当时我军有七所航校，我父亲这批去的是山西太原的四航校，是该校自1949年建校后的第三批学员，这所航校后来搬了家，目前在河北省的石家庄市。

四航校位于太原市的双塔寺附近，使用的是原阎锡山部的一个兵营旧址，由于我军在解放太原时在双塔寺附近与阎锡山部有一场恶战，所以兵营内空地上到处都是弹坑，用作学员宿舍和教室的营房也是破破烂烂。四航校建校后也盖过学员宿舍，但当时由老学员使用，所以这批新学员到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修理营房，填补弹坑，使自己能有宿舍和教室。

按照常规的航校教程，第一年的课程是航空理论学习，但由于当时大敌当前，上级决定将一年的理论课程压缩到一个月，充分贯彻了“在陆军基础上建立人民空军”的指导思想，大大的高估了这批新学员的理论水平。

学员们被分成了一个个的小组，相当于各学员小队，每组人数8、9个不等，我父亲那个小组有9个人，都住在同一个宿舍。

航校的管理人员和教员情况大致是这样的：苏联政工人员和教官占一部分；我军管理人员和教员占一部分；原国民党起义人员占一部分，此外汽车司机全是日本人。在这里面，苏联教官的权力非常大，一个学员的淘汰与否，基本上全凭他们一句话。

理论学习使父亲倍受折磨，原因如下：一是一年的教学内容压缩成一个月，对学员来讲，信息量太大，只能生吞活剥，不可能100%理解；二是每天除了理论学习，他们还要填炮弹坑、修理营房、一心二用；第三由于我父亲是浙江人，到1949年以后才大量接触到其他省份人的讲的普通话，听力还真有些困难，所以要跟上学习进度，他要付出比其他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在这期间父亲也闹了不少笑话如：拼装飞机模型时，有一段他老是把飞机的螺旋桨和起落架搞混，该安螺旋桨的部位伸出个起落架，飞机的肚皮下却冒出个螺旋桨。

经过一个月的埋头苦读，父亲居然考试合格结了业。他们小组有两个学员在飞行理论学习过程中被淘汰了，他们宿舍剩下7个人，显得宽敞多了。

于是就开始学习飞行，他们最先接触的飞机是“雅克―18”。

那时航校的条件还比较简陋，学员们的飞行装备就是一套飞行服，连飞行帽都是全组共用一顶，哪个人飞行就归谁戴。至于飞机也是一个组一架，学员们轮流飞。

每个小组专门配一个飞行教员，是中方的，当然还有其他诸如无线电等专业的教员，这些属于公共课程，一个学员大队配1、2个就够了，中方教员主要任务是教学，没有其他权力。苏联教员负责教学和考核，权力很大，学员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他们想淘汰一个学员，只要写上一行字：“该学员没有飞行前途。”这个人就得打道回府，改行干别的。

负责我父亲他们组的苏联教官叫“邱叶夫”，是莫斯科人，当时40多岁。

父亲回忆：航校中的苏联人，政工干部还不错，会跟中国学员握握手，聊聊天，但苏联教官们就大不相同了，很瞧不起中国人。

他们骂人，骂学员是蠢猪，马溜子，笨蛋，什么中国人长的跟猴子一样。。。。他们打中国学员很是顺手：在地面推、踢学员，一个不满意就是一耳光；在天上，学员一个动作没做好，苏联教官在后面一踩方向舵，学员一抬腿，苏联人就拿驾驶杆给他一下子。有的学员反应慢点，腿会被打的伤痕累累，肿了起来。可能是我父亲飞的还行吧，一直到毕业，他只被打过一次。他说：“打几下到没什么，大伙都是枪林弹雨里出来的。但受不了的是他们侮辱人格，感觉他们是从心底里瞧不起中国人！”“他们从不鼓励学员，对学员有的只是打骂。”

有学员受不了向上级反映，得到的答复是：“你们来航校是向苏联老大哥学技术来的，别的什么都别管！破坏了中苏友谊，搞坏了国际关系，你可要负责！”于是不再有人反应。加上学习任务真是很重，除了学习飞行外，业余时间都要用在理论学习上，因为那一个月的压缩理论，实在需要慢慢消化。学习转移了学员们的注意力，对苏联人的不满，暂时压了下来。

终于还是有学员忍不住了。这个学员叫张文来，平时没少挨打受骂，忍受苏联教官的蛮横。一次与苏联教官一起飞行，可能是又挨了打，气急之下驾驶飞机冲向地面，想与教官同归于尽，但被苏联教官制止了，飞机落地之后，张文来立刻被停飞，后来被送走，去向不明。现在想想，他的结局不会太好，很有可能面临的是军法审判。

学习飞行“雅克―18”三个月后，学员们刚掌握飞行基本要领，勉强能飞了，这种机型的学习也就结束了，算是结了业。在这期间，我父亲他们小组又有两个学员被淘汰，宿舍里还剩下5个人，更宽敞了。

接着就开始学习飞“雅克―11”。这时我父亲他们的状况是这样的：飞行基础没有打好，“雅克―18”就只能勉强飞，理论基础很差，囫囵吞枣，飞行技术就自然不过关。“雅克―18”容易飞，这些弱点还不明显，到硬飞“雅克―11”的时候，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开始飞行后不久，父亲他们组的中方教员和一个学员，在一次飞行训练时飞机失控，双双牺牲。教员叫王文礼，学员叫陈进发（父亲叮嘱我一定要写出牺牲烈士的名字，请大家记住他们）。

这样他们小组在一天之内就失去了教官、飞机和朝夕相处的室友，对剩下四个人的震撼之大，不难想象。这时在学员中间开始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山西省、太原市、904（航校番号）飞行员死了埋在双塔寺（飞行员牺牲后安葬于双塔寺附近山上）。”

带着悲痛，父亲他们继续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繁重的学业中去，努力提高理论和飞行技术，争取早日全面掌握飞行本领，去前线打仗。

过了一阵子，他们小组又有一个学员被苏联教官淘汰了。宿舍里只剩下三个人。

在配备了另一架飞机后，经过勤学苦练，他们的飞行技术有了明显的提高，小组的三个学员都可以放单飞了。这个成绩是在没有固定飞行教员的情况下取得的，非常艰难。

他们飞的雅克―11飞机是前后两个座位，一般情况下，前座是学员，教官在后面。放单飞后，为了保持平衡，使飞机更容易驾驶，要在后座上放一个沙袋，重量跟一个成人差不多，术语叫“压座”。

单飞了一段时间后，教官认为他们组的三个学员技术水平比较稳定，开始将飞行时的沙袋换成学员了，也就是前座学员负责驾驶飞机，处理各种情况，后面的学员要象沙袋一样，沉默不语压座的同时，还要在心中模拟操作要领。由于一个组只有一个飞行帽，归驾驶飞机的学员使用，压座的那位就要借教官的飞行帽来戴。

就这样，他们三个人白天轮流进行飞行训练，晚上一起努力提高理论水平，没有业余时间，没有娱乐活动，也很少休星期天，全部的业余时间基本上都用来学习，就这样过了两个月。

一天，他们照例来到机场进行飞行训练，这次轮到我父亲在地面等，另两个学员先飞，其中一个人负责驾驶，另一个“压座”。

两个人再也没有返回机场，飞机失事，一起牺牲。父亲再见到他们时，已是在追悼会上。

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孟起成，王德发。这两个年轻的战士，还没来得及成为正式的飞行员，就为祖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晚上回到宿舍，父亲发了来到航校后的第一次呆，原来住着九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的房间，现在空荡荡的。原来紧张的学习训练后，几个人还可以开开玩笑、聊聊家常，如今他一个人坐在宿舍里，咳嗽一声都有回音。心理素质再好的人，这时也免不了情绪低落。一个20岁的年轻人，在短短几个月里，经历了太多的离别和死亡。他实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飞行训练时，连个“压座”的搭档都没有。

学员大队的裴路良政委发现了他的情绪变化，搬着自己的铺盖卷来到了父亲的宿舍，对他说：“我那一个人住太冷清，咱们搭个伴吧！”这位可敬的政委，在父亲最困难的时候，起到了一个合格的政工干部应起的作用。

不过飞行训练搭档还是个问题，后来从别的组调来了一个学员叫蒋书人（因为没有征得蒋叔叔的同意，为了表示尊重，我用了同音字）和我父亲一起训练，也搬进了他们宿舍，但人员编制还在原来的小组。

他们俩后来成了莫逆之交，分到部队后还和我父亲分别与另一对莫逆之交结成了伴侣----就是李阿姨与我母亲，这是后话。

他们俩的飞行训练很是不容易，因为他们没有飞机-----父亲他们组摔了两架；他们没有固定教员----牺牲了。因此蒋叔叔和我爸两个人就象叫花子一样，每天一早就等在停机坪旁边，乘着别的小组学员飞行训练的空档，抓紧时间飞一个起落。为了一次飞行机会，要在地面等好几小时。只要别的组教员要教点什么，他们两个就凑上去伸直耳朵使劲听。

他们两个人就这么一种条件的下飞了将近一年，也真是一个奇迹！1952年12月，每一个学员盼望已久的日子到了----第三期学员毕业了。

学校为他们举行了简单的毕业典礼。入学时的142个学员，毕业的时候还剩下一半，除牺牲的外，大部分离开的学员是被淘汰的。我父亲那组减员最多，只剩下他一个人。

写到这，我不禁感慨！看到我父亲那一辈飞行员的航校经历，有人可能会说：“当时的中国空军素质太差，半文盲都敢开飞机，这种水平上了前线，还不是挨打挨揍。”

可事实证明，就是这么一些半文盲，在抗美援朝前线，飞行技术进步的神速，没让敌人占半点便宜。他们是祖国的骄傲，是民族的脊梁。五十年后的今天，再次向他们致敬。

我们将永远记住那些“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烈士们，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有他们的一份努力，愿他们安息。

后记：毕业后，父亲和另外14个学员分到北京附近的一个航空兵师。他们联名向空军党委、司令部、政治部反映了四航校苏联教官存在的问题，空军领导非常重视，专门整顿了航校苏联教官的工作作风问题。父亲他们算是为后来的学员们做了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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