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台湾历史从1895年开始 -- 南渝霜华

标题党一把，呵呵

今天下午，台湾历史博物馆馆长吴密察教授在UCLA做了一场演讲。

吴密察，著名历史学家，1990年获东京大学博士学位，导师是以研究东亚朝贡体系闻名的滨下武志。历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行政院文建会副主委、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馆长，现为国立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主任。

教授的一个半小时演讲内容很丰富，也颇可玩味，谨录于下，供大家讨论。

题目：“历史”的出现

台湾历史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以前有“四百年”的观点（注：这个提法来自于著名的独派史著《台湾人四百年史》，作者史明），但这是一种汉人中心史观。（注：应指大规模汉人迁台）原住民就说了，你们汉人没来之前，我们就没历史了？于是台湾史一下推进到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这是一个整体观念。对历史的具体研究，需要史料，但台湾史见诸文献的史料大都是统治台湾的人留下来的，谈来谈去都是台湾怎样被人统治，缺乏民间的自我表述。在另一方面，非文献史料也非常缺乏（注：这是近年来非洲史研究中越来越重视的一个方向），因为原住民中有名的艺术家和工匠不多，其作品保存下来的也很少。在清代，对台湾的文献记载主要是中国来台的人留下来的，基本上都是一种外来者的视角。除了明清档案中的记述，余下的就是诗词、笔记。

清朝消灭郑氏，开始统治台湾之后，曾有一段时间致力于编修地方志，但集中在1683到1750年之间。这以后很长时间没有修志，1830年有一些，再到1895年，近150年中修志很少。空间分布也不平衡：台南多，其他地方少。以至于有人说，清代台湾史只有一天半，那半天是1860年台湾依《天津条约》开港之后的历史，从此台湾的茶、糖、樟脑等产品源源不断地进入国际市场。

虽然在这段时间有不少地方志，但除了《淡水厅志》之外，其他都是官修地方志。这和长珠三角洲多由地方宗族修志的情况很不一样。1885年台湾建省，修《台湾通志》，也是具有行政手册性质的地方志。

那么，台湾的在地人什么时候意识到“我要写历史”呢？

契机是中日甲午战争。台湾被割让之后，台湾人在地方官员的鼓动之下奋起抵抗，最终失败。读过书的人要把这一段历史记下来的心情非常急迫。因而，虽然以前文人们写的都是诗词，几乎没有写过不是韵文的东西，在96、97这几年却出现了不少历史记述。

如署名“思痛子”的人所著《台海思痛录》：

予于甲午倭寇犯台之役，纪其战事本末，分为五篇，命曰“台海思痛录”。盖生于台，长于台，身受台之创巨痛深，亲见台之同遭蹂躏而痛定思痛也。

在这部写于光绪丙申（1896）夏月的著作中，“思痛子”记下了台湾沦陷时各色人等的表现。他对曾任“台湾民主国”总统、号召台湾军民齐心抗日、关键时刻却临阵脱逃的唐景崧非常不满，“民主国之总统，直梦呓耳！儿戏耳！”

此外尚有《瀛海偕亡记》（洪弃生）等多种。连横所著《台湾通史》，也记载了唐景崧、刘永福、丘逢甲等人先勇后怯的情形。《丘逢甲传》文末曰：“景崧未战而走，文武多逃，逢甲挟款以去，或云近十万云。”至今丘逢甲后人对此句依然耿耿于怀。

黑格尔说过，有几种历史，其中有一种是非得要把我看到的记录下来不可的历史。当人们感觉到岁月不再自然流逝，有那么一些时刻必须要等一等，要保存下来的时候，这样的历史就会出现。

而在殖民时代，却出现了强有力的历史叙述。这和日本的统治形态有关。事实上，现在大家一般同意，在皇朝中国，政府的力量并未有效渗透到县以下的基层，但日本的现代政权却能将力量有效地贯彻到地方。

这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日本虽然消灭了抗日义军的大部队，但却不能有效镇压剩余的抗日力量。因为这些抗日者是当地民众，无法辨识，遇上日军大队时就装作顺民，等大队过去之后再进行偷袭，或击杀落单日军。这样的游击战，给日军带来很大困扰。日本人就恼了，进行宁错勿漏的报复，把整个整个的村子烧掉，但这样反而把原本不坚决抵抗的人也逼上了抗日之路，形成无休止的恶性循环。

日本人发现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就跟本地人谈判。后者开出不少条件：第一，日本人不要来，我们自己搞政府；第二，为了防范匪盗，我们要成立自己的武装；第三，你们要承认我们这些武装的合法性；第四，建立和维持武装需要钱，你们得让我们像原来一样课税；第五，如果有人来跟你们说我们的不好，你不能立马当真，要来做仔细的调查。

日本人答应了。——但要求人们登记。登记后发给归顺证（良民证？），定期出来报到。在本地人看来，这是日本人对地方割据势力的认可，但实际上是日本人的引蛇出洞之法。通过登记的办法，摸摸底，先看看你这个地方到底有多少人，如果势力很大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先消灭那些较小的势力，最后来收拾大的。就这样，到1902年，武装抗日的力量基本被消灭。

为了巩固对台湾的统治，日本人采取了一些措施。第一条是把行政机关设到地方，第二条是建立了具有准军事力量性质的警察系统，形成严密的警察网。现在，本地人每天醒来就会感觉到日本人的存在——因为村子里面有警察。从此，生活中有了代行国家权力的东西。“他者”出现了——日本人。而我们是什么呢？被日本人管的台湾人！所以台湾人的身份是被逼出来的，没有甲午战争，没有割让，没有日本人的到来，就没有台湾人。这时，读书人的意识是，“我们是中国人，但是，是被割让出来那个地方的人”。底层民众则是不断遇到管他们的人，从而在家庭、宗族、村庄之外，多了一层身份。

殖民统治对台湾的统合主要体现在交通建设上。清朝统治台湾期间，台湾的陆海交通都不方便，虽然西岸的北中南都有港口，但几乎没有深水港，而南北之间因河川阻隔也很难沟通，最先进的交通工具是牛车。虽然南部出产的鱼粮和北部出产的茶叶等产品为彼此所需，但两边的商贸往来却很少，大都把产品销到对岸的福建，再购回所需的物品。

日本人修了纵贯铁路，打通了西岸精华地区，对台湾的一体化有很大贡献，使本地人开始有了共同的经验和感觉。而到了二十年代，接受了系统的日本教育的知识分子，就能够用近代方法来详细说明什么是台湾人。

殖民统治制造了台湾人，但这并非特例，在许多殖民地都出现了这样一个“制造”的过程。然而，这样的研究思路到很晚近的时期才出现。总的来说，台湾史的研究虽然有很多史料整理和概念辨析，但还处在非常初级的阶段，跟中国史和其他殖民地历史，还缺乏对照、比较的研究，而这恰是未来要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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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为什么这样的思路出现才出现？

答：因为以前在研究中有很多死角，不能充分自由地讨论各种观点。国民党统治时期，用中国民族主义的方法把这些过程掩盖过去了。没有充分放开讨论。

问：（提问者继续发言）美国被认为是欧洲人的拓荒殖民地（settler colony），因而长期以来“后移民学”很发达，后殖民研究的方法却不能应用在美国研究当中。以此类推，美国不是后殖民，台湾也不是，因为它是国民党的拓荒殖民地。

答：以前不能充分讨论，现在这些都不是定论了，比以前活泼有趣多了。很多人认为清朝对台湾也是殖民统治。不过台湾现在还有逢甲大学，铭传国小，教科书上还说丘逢甲是英雄呢！

问：刚才您谈到1750到1830年方志的缺失。新清史学派谈清朝版图的扩张，恰好是在这个时期。随着清朝的扩张，被纳入统治范围的少数民族都由理藩院进行管理。台湾也存在大量的所谓“土番”，但并不在理藩院管辖的范围。为什么台湾成为这样一个异数呢？

答：这是一个观念问题。1683年清朝拿下台湾之后，台湾并没有完全进入清朝版图。比如，台湾东北角有一个地方，宜兰，根据《葛玛兰厅志》，就是道光年间才纳入清朝版图的。当时平原和山地之间有划线，清朝不允许平地居民进入多为“生番”居住的山区，而后者就没有进入清王朝疆域。因此当时台湾还有很大一片地方在清朝版图之外。到1750年，台湾西岸的郡县设置已经基本完成，于是修志也就停止了。而牡丹社事件就暴露了这个局面下的问题。1871年69名琉球人因乘船遇风飘至台湾南部，3人溺水身亡，66人登岸，其中54人被当地高士佛与牡丹社生番杀害。日本向中国发难，清朝官员回答说生番乃化外之民，不立中国版图。日本说，那好，我来！于是1874年攻打台湾。清朝马上意识到划线之举是作茧自缚，于是1875年就“开山抚番”。由此，康熙时期划下的线才被取消。增设郡县也与此有关。

问：1895年，土著占总人数百分之几？

答：不超过20万，而台湾总人口已经有200万。事实上日本人也不太敢进山地。日本人对台湾居民进行了分类，把平地和山地分为不同的类型，给予的权利也不同。比如，在平地的“普通行政区”，居民有土地私有权，而山地居民没有。1895年，谈“台湾人”的时候，百分之九十的原住民是不包括在里面的。他们不是同胞，我们是“人”，他们是“番”。直到1945年，讲台湾人也基本不包括他们。把他们包括进来是很晚近的事情。

问：那是什么时候呢？

答：那要到1980年代的原住民运动。他们自称原住民，有人认为应该叫先住民，他们说不对，我们不只是比你们先来而已，我们是本来就住在这里的！他们很积极地参加联合国建立的原住民组织，很积极地和其他原住民交流，认为是自己的兄弟民族。主要是和加拿大、美国的印第安人和澳洲的毛利人交流，非常亲密，往往能够宾主尽欢。

而且他们不只是自己搞运动，和那时争取社会民主、妇女权益的各种运动有广泛的合作。

问：日本的阿伊努人在争取民主权利的过程中，也和左派团体进行了广泛的合作，请您比较一下台湾的原住民运动和日本阿伊努人的运动。

答：我认为阿伊努人进行运动的社会基础还是很薄弱的，就只有北海道的那一小块地方。而台湾的原住民有一半都住在台湾最重要的地方。很多人在都市的郊区生活，条件相当不错，因为政府给了很多优惠。由于政府给的加分等等好处，很多原住民学生能去台大医学院这种最好的地方念书。而且原住民与争取社会民主的人以前一直合作，后来这些做社会运动的人被政府吸纳了，陈水扁时期虽然在行政上是下降了，但这些进入政府的人推动通过了不少对原住民有利的法案。

问：我有两个问题。刚才您介绍了殖民者造出被殖民者身份的情况。其实当时很多台湾知识分子仍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比如说江文也。可能要到了后来去了大陆，发现自己不被接受，像《亚细亚的孤儿》里面写的那样，认同上才又有新的变化。所以这是不是，应该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第二个问题，您刚才说这样的思路是一个“晚近的情况”，但是台湾解严已经二十多年了，台湾史研究的兴起也有十多年时间，在台湾有不少学者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您认为即使在这部分学者中间，思路也不够放开吗？

答：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首先汉族知识分子有一个“我是汉民族”的认同，即文化、血统上的认同感，同时日本的殖民统治也保留了一般中国人的习惯，比如中国人习惯要拜拜，拜神，三零年代日本人要台湾人不拜拜，遭到很大的抵抗。后来让台湾人改姓，有些人改了，多数人还是很不愿意。

你从蒋渭水的思想就可以看出这种意识。他的一些说法跟孙中山很相似。他说台湾人“把握世界和平之锁钥”，因为台湾人有日本人的政治身份，又有中国人的文化，所以是日华亲善的桥梁。如果让台湾人充分发挥作用，中日之间就有和平，有了中日和平就有东亚和平，然后就会有世界和平。你看看孙中山1924年关于大亚洲主义的演讲，蒋渭水身上是不是有孙中山的影子？所以台湾知识分子没有放弃中国。

至于台湾史的研究，我认为现在只是放开了小脚而已，要说充分讨论，我觉得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