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外交十记》（钱其琛）】[第四章加注至10月30日] -- 神仙驴

1982年是个什么年呢？中共12大是那时召开的。党和政府都在酝酿着改革。比如中央设立了顾问委员会，比如国务院将部分副总理改为新设的国务委员。提拔大量年轻人成为共识。李鹏当时已经是电力工业部的部长，并等待来年成为副总理。江总也被提拔为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钱老当时54，这个年龄在现在看不算什么，当时就不简单了。

注意到1月13日邓公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这次能跻身省部级的“年轻人”也确实堪当大任。

该年9月，中共中央废止党中央主席一职，胡耀邦以总书记身份成为党一号。

钱主管苏东事务当然与其经历有关。从简历上看，钱老早年是团干部，在苏联中央团校学习从而结缘，54年起10年间在苏联工作，然后3年回国负责留学生工作，当然那时主要还是对苏联东欧，此后结束6年的因为文革停止工作的时期后又担任驻苏联使馆参赞，不折不扣的苏联通。

中苏美大三角关系在中美建交后达到高点，从这时候开始微妙转变。

中国与美建交、反击越南后外交空间还是很大的，国内思想的放开和经济的起色使得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成为必须，中国外交出现新局面。进展很多且激动人心，包括4月6日，邓公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说，香港的割让，是过去不平等条约定的，现在实际上是废除条约的问题。中国外交显示自信。

而当时苏联的外交环境是，在入侵阿富汗后面临泥潭，外交上开始退缩。1981年12月因团结工会问题波兰实行军管，苏联压力极大。苏联开始寻求打破与中国的僵局。

国家领导人尤其是最高领导人发表重要讲话时选择地点是非常讲究的。勃氏选择塔什干和后来戈尔巴乔夫选择在海参崴发表对与中国关系的讲话是有深刻含义的。

勃列日涅夫这时也是病入膏肓，这年年底老爷子下世。后面还有讲。

此时他提到了早年中苏合作时的美好?D?D“我们清楚地记得那个友谊，与同志般合作地纽带将苏联和人民中国联结在一起的时代。我们从不认为我们两国间的敌对和疏远状况是正常的现象。我们愿意在不带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就双方可以接受的，在互相尊重彼此利益，不干涉彼此事务和互利的基础上，当然是在不损害第三国利益的情况下改善苏中关系的措施达成协议。这将既涉及到经济、科学和文化关系，也涉及到政治关系，但是这要看双方将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在其中的任何一个领域采取某些具体步骤。”

设立新闻发言人成为外交部等政府部门规范化的标志之一。李肇星在这个位子上也干得不错。

附带说一句，外交部发言人由新闻司司长、副司长担任。司长离任后出路都不错。90年代后的发言人中，陈健担任过驻日大使、联合国副秘书长，吴建民担任过驻法大使、现任外交学院院长，沈国放担任过驻联合国副代表、现任外交部部长助理，朱邦造担任过驻突尼斯及巴勒斯坦国大使、现任驻瑞士大使。

另外唠叨一下驻外大使。大使的级别多数是司局级的，有相当的是副部级甚至更高的，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个人都有表现。以后会谈到这个话题。

现在“听其言，观其行”几乎已是专指了。

可以看出总设计师嗅觉极高，是抓大事的，但小事考虑也很周全。不是只喊话，马上就有动作，这个反应是可以的。因为当时中美即将签署《八一七公报》，这之后再寻求和苏联的关系正常化不仅有立场也有后盾。

邓公在外交部请示报告上的批注：“为了不致过于突出，同时去波兰二三天”；名义是“例行巡视我国使馆工作”；“从有助于改善两大邻国关系的一两个实质问题着手，推动其他方面关系的发展。”

苏欧司是外交部现在欧亚司的前身，东欧各国事务已交原西欧司办理，后者是现在欧洲司的前身。

于洪亮，此时担任外交部苏欧司司长，后任驻波兰(83年)、罗马尼亚(85年)大使，1987年起出任驻苏联大使直到1991年11月苏联解体前的最后一刻。有意思的是，他三任大使的前任是同一个人，李则望大使，后任也是同一个人，王荩卿大使。关于于洪亮，附一段采访他的回忆录。

搞外交的干部不好当。国内的干部司局级的只要有稿子念就可以了。

《八一七公报》签署的第三天。

马叙生，时任驻苏使馆政务参赞，后调任外交部苏欧司司长，接替于洪亮，任上从东欧五国下手改善双边关系，取得重大进展。84年10月，马调任驻东德大使，实现昂纳克访华成功，最终使得东欧对华关系正常化。88年5月调任驻南斯拉夫大使。

后面还将看到邓公的谈判艺术，大师级。

十二大报告关于苏联部分的章节：

　　中苏两国关系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友好的。中苏关系演变到今天这样的局面，是由于苏联执行了霸权主义政策。近二十年来，苏联一直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派驻重兵。它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在印度支那和东南亚进行扩张，不断对我国边境进行挑衅。它还武装侵占中国的邻邦阿富汗。这些都造成对亚洲和平与中国安全的严重威胁。我们注意到苏联领导人一再表示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但是，重要的不是言辞而是行动。如果苏联当局确有诚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并采取实际步骤解除对我国安全的威胁，中苏两国关系就有走向正常化的可能。中国人民同苏联人民具有悠久的友谊，无论中苏之间的国家关系还处于什么状况，我们都将努力维护和发展这种友谊。

葛罗米柯，1909年生，1939年开始从事外交工作，1957年接替莫洛托夫任苏联外交部长，直至1985年7月2日改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明升实降，因为他已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不相适应。1988年10月，他因“健康原因”辞去一切职务，由戈氏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89年7月2日因病逝世于莫斯科。倒霉的日子7月2日。还好，老爷子下世前虽然东欧一塌糊涂，毕竟他还没看到苏联的解体。

苏联建国近70年，能让人记得的也就莫氏、葛氏，可能再加上比较近的谢瓦尔德纳泽，他们几乎全部囊括了整个苏联的外交部长时期。

poker face，记得后来用在朱槠基总理身上了吗？

平均年龄80上下的病老头子们开会决定国家命运（注意这个“病”字），还有比这更糟的事情吗？中国应该庆幸邓公改变了此前最高领导人事实上的终身制。不过说起来苏联老家伙们是够倒霉的。勃氏、安氏、契氏逝世时分别是76、70、74岁，其实也不算太老。现在人类寿命普遍延长，其实就跟中国比吧（，当然现在我们是退休制实行还不错的），江总2004年卸任军委主席已经68了，身子骨看着还倍儿好；朱总开始当总理就已经70了。没什么说的，咱领导人就是健康。

下面对比一下中国对苏联三次吊唁的规格。

勃氏： 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名义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了简短唁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前往苏联驻华使馆吊唁；

外交部长黄华赴莫斯科出席葬礼。

安氏： 国家主席李先念、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署名发了唁电；

国家副主席乌兰夫、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耿飙前往使馆吊唁；

第一副总理万里赴苏。

契氏： 国家主席李先念、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署名发了唁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前往使馆吊唁；

副总理李鹏赴苏，转达胡耀邦总书记对戈氏的祝贺，被认为是两党关系改善的重要信号；中国首度称戈氏为“同志”。

前面说到，82年中央的一个举措是部分副总理改任新设的国务委员，黄华亦在此列。82年5月后，国务院副总理只保留万里、姚依林两人，到次年六届人大止，国务委员包括黄华在内共设11人。就在黄华从莫斯科返京后，被免去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由半年前从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转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的吴学谦接任。

此时吴学谦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

保持联系。当年毛主席留下几个福建小岛给老对手，用得着的时候轰一轰，也是一种联系方式。

阿尔希波夫，1907年生，1974年起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相当于中国的国务院副总理)，1980年就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阿氏对得起“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称号。1950年时阿氏以苏共中央人事局局长和有色冶金工业部副部长的职务担任在华苏联专家的“总顾问”。为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专门作出决议，在苏联驻华使馆设立经济参赞职务，并批准由阿氏以二级特命全权公使衔担任。53年中国成立了国务院外国专家工作局。84年此次访华后，86年夏天阿氏在中国治病，10月5日“因身体健康原因”被解职。

陈楚，历任苏欧司司长、驻苏使馆公使衔参赞、亚非司、新闻司司长、驻日本首任大使、常驻联合国代表，1980年起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主管外事工作。

吉洪诺夫，1904年生，普遍认为是勃氏的忠实战友，1980年接替柯西金出任部长会议主席，俄国100年来年龄最大的总理。1985年9月戈氏任命雷日科夫顶替吉出任部长会议主席。此时吉氏已是朝不保夕。

85年对于中苏双方来讲，都是个特殊的年份。改革进行下去，老干部的问题怎么解决？双方可以说都是大刀阔斧。让我们来看一下。

苏联方面，领导人几十年不换的局面迅速改变。戈氏上台后迅速解除了一批“老干部”的职务，以此扳掉推行“新思维”的绊脚石，重要职务包括任命雷日科夫为部长会议主席顶替吉洪诺夫，任命谢瓦尔德纳泽为外长、迁葛罗米柯为无实权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等等。戈氏的气势确实很大，全世界人耳目一新。

中国方面，要缓和一些。其实自82年12大设立中顾委起，邓公主持下年龄大的领导人已经开始渐渐淡出。中国与苏联不一样，老干部多是在历次运动中被打倒而后重新起用，虽然僧多粥少，但至85年已经没有必要恋栈了。是年9月，12届4中全会，叶剑英、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革命家带头退出中央委员会，起了很好的表率作用；同月召开的5中全会，李鹏、乔石等6位新人进入政治局。

齐奥塞斯库，绝对值得在中国外交史上大书特书的外国领袖。对塞氏在罗国内我们不予置评，但他对中国外交作出的贡献，大概只有巴基斯坦前总统叶海亚?汗可以比肩，是中国秘密与西方国家接触的主要联系人，曾经作为尼克松访华的主要联络人。关于齐氏，这里恐怕说不下了，有空的话，可以起个专题来讲。

关于捎口信这段，当时的翻译蒋本良是这样回忆的：

1985年10月9日，应正在访华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的请求，邓小平会见了他。会见中，齐奥塞斯库以调停中苏关系的姿态，表示希望中苏改善关系，说中苏关系正常化不仅对中苏两国重要，而且对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都很重要。邓小平当即指出中苏关系的症结所在并强调说，苏联应该以实际行动消除“三大障碍”，首先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从这件事做起，这是最容易做的。他风趣地说：“如要我给戈尔巴乔夫当参谋，我就建议他这么做。”齐奥塞斯库赶紧附和说：“我也这么做。”邓小平抓住这个契机，突然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你可以见到戈尔巴乔夫吗？”事有凑巧，正好齐奥塞斯库即将同戈尔巴乔夫见面：“这个月，就是10月22日，我们要在保加利亚见面，举行华约政治协商会议。”邓小平迅速做出了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你给我带个口信好不好？”齐奥塞斯库立即乐意地应承说：“好，当然可以。”邓小平随即口授了一项重如千钧的建议：“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我或胡耀邦（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同志愿意同戈尔巴乔夫同志见面。”邓小平又强调这个破例的意义说：“我出国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但为了这样一件好事，我可以破一次例。”齐奥塞斯库欣然接受了这项委托：“非常欢迎邓小平同志的倡议，一定转达。”邓小平又郑重其事地交代说：“你向他转达后，我们等候答复。”

会见后，邓小平以浓浓的四川口音、缓缓地向在场陪见的副总理李鹏和国务委员陈慕华道出了这项行动的分量和意义：“我今天打了一张大牌哦！”

心痛吧。不过注意钱老在这里叫的是“海参崴”，而不是“符拉迪沃斯托克”。

85年11月到86年7月，长达8个月。这段时间中苏双方在做些什么？蒋本良的回忆中也有描述：

苏联利用邓小平口信，急不可待地想同中国实现高级会晤。对此，邓小平提出要予以警惕。他在一项批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利用中苏关系每一改善，打中国牌，从中国得到好处，此点必须时时警惕！” 为了压苏做出实际让步，他又指出，口信中的高级会晤是有先决条件的，那就是消除“三大障碍”。这就迫使苏在消除“三大障碍”方面前进，否则它渴望的高级会晤就可望不可及。他指出：“三角关系很复杂，我处在最有利的地位。”一切要从保持和利用自己最有利的战略地位出发。

在最高级会晤一时不可能实现的情况下，苏又转而力图促成两国外长互访。针对苏打出的这张牌，邓小平对吴学谦外长指出：外长互访“暂不确定，至少推迟”。邓小平在吴学谦赴联大会晤苏外长前，又交代说：“要把分寸掌握好，不要轻易把牌都打出去。”他指出几种微妙的差别说，外长在联合国见面，有问题可以在那里谈。但是，互访性质不同；外长互访又同副总理互访不同，外长代表国家。 他强调其中的奥妙说：“外长互访就意味着关系正常化，美国、西方就要考虑同中国的关系问题。”他最后警示道：“现在是真正体现三角关系，走得太远不利，现在吊着对我有利。”他本人首先在掌握分寸上作出了范例。他对戈尔巴乔夫的海参崴讲话评价说：“只说有新东西。这已经松了一步了，表示谨慎的欢迎。”

一向注重实效的邓小平，面对苏联当时泛谈改善关系、交往中“虚多实少”的特点，针锋相对地采取了“实多虚少”的方针，先从同中国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经贸、边界问题入手。他指出：“世界都在看我们，同苏联的贸易关系和人员交往发展下去，不会丢掉东西。”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中苏关系在政治领域未取得重大突破之前，在经贸、边界问题上，在互利基础上取得了较大进展，加强了中国的战略地位。

戈氏实行外交上的全力退缩，站在苏联角度上，现在看来显然是不成功的。

戈氏的表态直接影响到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和中越关系的恢复。

普京10月来华，刚刚和胡总签署了边界条约。关于珍宝岛和黑瞎子岛等岛屿的归属，终于有了结论。

中苏良性合作和竞争。

附：《戈尔巴乔夫在授予海参崴列宁勋章大会上的讲话》见本文回帖。

华莱士这个老狐狸大家都不算陌生了。

附：《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见本文回帖。

关于苏联的“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以后俄罗斯的“第一副总理”再说几句。

“第一”在中国有第一且惟一的意思，比如赵紫阳曾任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等等。但在苏联和欧洲一些国家，“第一副总理”只是一种官职。举例说来，这时候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除了前面提到的阿尔希波夫、现在说的塔雷津，还有以后成为独立的阿塞拜疆首任总统的阿利耶夫等等。而部长会议副主席则要略低一点，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1986年就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苏联的部长会议制度类似与中国国务院，部长会议主席相当于国务院总理，第一副主席相当于副总理，副主席相当于国务委员。

罗高寿，此时任副外长，后任苏联驻韩国特派代表、俄罗斯总统驻朝鲜特派代表和特命大使（好别扭），92年起任驻华大使至今。后面《从苏联到俄罗斯》作者还会特意提到。

1987年底中共十三大更换领导层，88年3月七届人大召开政府换届，赵紫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李鹏任国务院总理，万里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先念任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任中顾委主任，乔石任中纪委书记，姚依林任常务副总理，田纪云、吴学谦任副总理。外交工作在政治局内由吴学谦负责，钱其琛正式出任外交部长。

田曾佩，生于1930年，苏东专家，历任苏欧司副司长、驻苏联使馆参赞、驻南斯拉夫使馆公使衔参赞、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苏欧司司长、驻南斯拉夫大使，1988年4月开始任两届外交部副部长，开始主持对苏谈判。苏联解体时期出访新独立的前苏各国，后面还要提到。

谢瓦尔德纳泽，传奇人物，生于1928年，1972年当选为苏联格鲁吉亚共产党第比利斯市委第一书记，同年当选为格共中央第一书记，1985至1990年任苏联外交部长。1990年谢氏对戈尔巴乔夫开火并坚辞外交部长，举世瞠目。1991年苏联大厦将倾之际又受戈氏之邀任苏联对外政策协会会长。苏联解体，格鲁吉亚内战。谢氏返回家乡，出任国务委员会主席、议会主席。1995年11月，当选为格首任民选总统。2000年4月连任。2003年11月被逼辞职。谢氏在家乡被誉为“高加索银狐”，95、98年遭遇两次遇刺未遂，他的传奇经历考虑今后另起专题。

正式访问当然是和其他工作访问、顺访等有差别的。仅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就有黄华赴苏参加勃列日涅夫葬礼。

戴秉国、李肇星就不用特地介绍了吧。

列宁山，苏联解体后改名为麻雀山，景色宜人。柯西金街即在此处，与著名的莫斯科大学相隔不远，传统上是政要居住的地方。

戈氏接替苏联元老葛罗米柯出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仅仅2个月。

戈氏的“地中海”胎记过目不忘。

邓公曾经提到愿意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同戈氏见面。估计苏联认为邓公年事已高（当时84岁），怕出麻烦，还是自己送货上门好一些。

这种滑头对邓公讲，那真是小case。

查得的钱老正式访格时间是1996年4月16日至17日。不太清楚1989年后5年即1994年，钱老可曾在格参加某国际会议？

因为涉及到89风波，及中苏领导会谈引发的意想不到的后果，我们这里就不多评述了。中苏最高级会晤，戈氏见识到了广场上的学生，对自己也是产生了相当震动的。89年东欧板块解体，波捷匈保罗以各种方式终结了本国执政党的命运。戈氏的新思维，虽然赢得外交上与所有大国的关系正常化，却不能赢得应有的尊重。戈氏从北京天安门看到的，可能反而使他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以致于后来不能对苏联本国的政治势力因势利导，最终走向崩溃的命运。

意犹未尽啊！[可能的话再谈这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