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削足适履的中国人口政策 -- 唵啊吽

计划生育这一史无前例的对人类再生产进行干预的社会工程，在中国已经实行近三十年了。这一政策对中国，以至于全世界，无疑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关于计划生育的利弊，在学术界的探讨日趋热烈，在河里也有几次大辩论。方家雅言在上，冒昧几句，止增笑尔。

（一）无本之木

计划生育这一政策的提出，是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的。建国初期人口高速增长，除了在三年困难时期的短暂间断，呈现出一个连续三十年人口增长率接近或超过千分之二十的生育高峰。以当时的人口增长趋势外推，在当时的经济增长水平下，确实会带来严重的困难。针对这一迫在眉睫的问题，邓公把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定为了长期性的基本国策。现在回顾这一决策，存在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这一决策的理论基石是不牢靠的。经历过七八十年代计生宣传高潮的人，都会记得“马寅初”和“优生学”。马寅初被当作人口学的一面旗帜，甚至有“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个亿”的说法。河里的六十年代后生人的恐怕占大多数，照这说法，很大一部分是多生出来的，都该被塞回娘胎里去。毋庸置疑，马老在耆耋之年以《新人口论》（1955-1957）为代表的人口学研究中提出对人口增长进行大规模的国家政策干预，是十分大胆的创见。但平心而论，马老在学术论证方面则挂一漏万。具体而言：第一，人口学数据严重缺乏，而且数据可信度很低；第二，缺乏定量分析，特别是人口动力学模型过于简化，人口动力学中极为重要的几个负反馈因素没有被充分的考虑。前者还可以说是马老见微知著，虽立论仓促，但毕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但后者则完全是囿于马老的学术水平，随着人口学这半个世纪的飞速发展，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事实上，很多人口动力学的负反馈因素，现在已成为常识，例如随着生活水平的上升，特别是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生育率会明显下降；人口城市化也有类似的效应。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对人类的再生产进行大规模干预，虽然是《新人口论》的核心论点，但其理论处理却十分的乌托邦化，实在不比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描述的配种站强多少。我无意菲薄马老，但马老学说，基本上就是带上避孕套的马尔萨斯学说，整体上停留在十八世纪人口学研究的水平。马老的《新人口论》若今天用来申请科研课题经费，哪怕是用一窝蚂蚁来做实验，也会被同行批的体无完肤，休想拿到一分钱。

马老留美求学期间（1906-1914），“优生学”是科学前沿，堪称一时显学。在生物界大名鼎鼎的美国冷泉港，二三十年代时便是个优生学研究中心，其研究成果，包括对优等白种人标准人样的分析，特别是颅相学分析，已成为科学史中一段经典的笑料。优生学和当时的另一显学，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是带有极为浓厚的白人至上的意识形态色彩的。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当时都推出了以优生学为理论依据的政策，纳粹种族政策便是其中的一个极端。不难想象，优生学在二战后很快就被主流科学家所唾弃，优生学研究成为了最为政治不正确的研究。而正是这一学说，在八十年代初被中国人捡起来，当作计划生育的一个主要理论依据。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基础科研水平的严重落后，也是与外界交流长期隔绝的结果。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在思想界学术界更是一时间泥沙俱下，有“人体特异功能”这样荒谬绝伦的东西，更多的是在做学问上的草率，轻浮，急功近利。遗憾的是，这些不科学，甚至是反科学的东西，参杂在了计划生育的决策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