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削足适履的中国人口政策 -- 唵啊吽

贪天之功

尽管在计划生育的决策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毫无疑议计划生育对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有着全方位的影响，其正面意义是不容否定的。特别是计划生育对于支持改革开放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缓冲三十年人口高速增长带来的冲击，度过这一社会转型期的难关，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基本上达到了最初的政策目的。现在很多学者指出“人口红利”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托建国头三十年没有计划生育的福，有大量的青壮年可以投入生产；第二，托建国后三十年计划生育的福，人口再生产这一重要的长期投资被大大削减，移作短期投资和消费。但显而易见，人口红利是不可持续的，而现在的中国，则面临着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的转折点。

应该指出，计划生育的效果有被夸大的倾向，而且这一倾向同时存在于这一政策的正方和反方。实际上，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力度和效果，在八十年代最为显著，而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递减。这是因为人口动力学中的负反馈因素，进入九十年代后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结论，是有大量的空白对照试验支持的：如果我们把中国的计划生育看作一个巨大的人口动力学试验，令人深思的是，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欧美国家，日本，韩国，甚至台湾省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几乎无一例外的出现了人口生育率的急剧下降。

事实上，生育率转折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二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中产生的婴儿潮。对这一现象有很多解释，这里我们先提相对收入理论：大批的年轻人涌入劳动力市场引发激烈竞争，导致他们的实际收入水平相对于预期收入水平有所下降，进而使他们减少对人口再生产的投入。这里的预期收入水平可以被多种因素影响，包括社会财富分配模式：在西方婴儿潮的学术研究中，就经常用高年龄段人群的收入水平作为参照，在中国，巨大的城乡差距，以及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差距的存在，使问题更为复杂，但总体来说使预期收入水平进一步偏离实际收入水平；我个人认为被低估了另一影响预期收入水平的因素是消费文化，过度消费和人口再生产这一长期投资直接冲突。有趣的是，相对收入理论可以从一方面解释在建国之初长达三十年的“婴儿潮”：这只能产生在一个财富分配高度平均，消费文化被高度抑制的社会里；而当这两点在改革开放中被完全逆转，中国社会便迅速进入了生育率转折。

生育率转折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人口城市化，这在发展中国家中尤为显著。城市人口生育率大大低于农村人口生育率，这一规律古今中外普遍适用。当农村人口在短时间内大量涌入城市，就会导致生育率急速下降。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城镇化水平由不到20%提高到接近50%，而这一趋势在可预见的将来还将继续下去，并对生育率施加持久的压力。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城市人口生育率为何低于农村人口生育率。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是支持人类再生产的很多社会因素，包括伦理道德，是对农村生活最优化的。对于大规模的人口城市化，人类社会还在一个调整适应的过程中。而这一问题的妥善解决，是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关键。

最后我还要区分作为个人行为的计划生育，和作为国家政策的计划生育。个人对生育的有效和自觉的控制，是二十世纪一个最主要的社会趋势，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近几十年来的生育率转折反映的是生育率本质上的改变，而不仅仅是数量上的改变。计划生育这一个人行为模式的改变，还带来了深刻的社会道德和社会伦理的变化，其作用像滚雪球一样被不断放大。这种文化上的深远影响，罗素在他的《婚姻革命》（1929）中就做过前瞻性的阐述，而现在更是东西方社会共同的热点话题。作为中国国家政策的计划生育，只是顺应了这一潮流，推动了山顶上的这个小雪球。当生育率如雪崩般哄然而下时，计生委是领不起这个赏，也担不起这个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