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读史有感·战略家的本色 -- 双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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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读史有感·战略家的本色

读史有感·战略家的本色

双石

  

  上个世纪未1998年,因一个偶然的机缘,我曾有幸拜望过熊向晖老人。

  那次拜望颇具戏剧性:我在这位传奇老者家中坐下还跟他面对面地侃了大半天儿,却依然没有将这位老者与我早已熟悉的故事主人公联系起来。直到临别前老人将他的著作《我的情报和外交生涯》签名相赠时,才把我惊得一下子从沙发中跳将起来:我的个天,这个名字太如雷灌耳了!这……这……这就是当年那位“钻进铁扇公主肚皮的孙悟空”?这就是让胡宗南“鬼摸了头”,让蒋介石气吐了血的著名“共谍”?……

  那会儿谌攸华阿姨还在世,记得我的这个反应还把她乐得不行。

  好一阵儿才回过神来的我马上开始遗憾:因有工作任务我马上就得离开(当时在跟踪采访老鬼子东史郎),没时间继续跟老人聊下去了。否则当场作个专访回单位交账,说不定还能记功领赏哩!笨蛋啊笨蛋,迟钝啊迟钝……

  一路上我还跟同事感叹,老者的平淡朴实与他的传奇人生,反差巨大而又相映生辉。

  回想起来,其实也不怪我笨蛋迟钝。那会儿我因《开国第一战》在网上流传(当时书名为《百战青锋劈泾渭》)刚与熊蕾大姐接识,而这位大姐也是平淡朴实很不起眼——人可是大腕儿名记噢,我压根儿也没有把她看成“红色贵族”一档人物,当然就更不知道她与传奇英雄熊老的这层至亲至近的血缘关系。那次到北京出差之所以到闯到熊宅与熊老面对面地侃大山,纯属是离京前宾馆退房到去赶航班之前要找个地方存放摄象器材的临时需求……

  后来几年里我到北京,还多次拜望过熊老。

  后来熊老去世,我悲痛嗟叹之中,为这位可钦可敬的老者撰了一副挽联:

  

  一着闲棋,十年冷子,背影后有精彩人生;

  三杰故事,两代风流,无声处是英雄世界。

  

  后来,熊蕾大姐把这副挽联镌刻在了熊老的墓碑上——熊老没进八宝山,而是与先他去世的谌攸华阿姨一起,安葬在京郊一个叫“万佛园”的普通墓地。

  在如今这个喧嚣的世界,各色“大师”、“大家”如同走马灯一般粉墨登场,来去匆匆,匆匆来去,你唱罢来我登场,让人眼花瞭乱而又目不睱接,而且个个都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心思都花在造句上了,不整出点“惊天秘闻”誓不罢休——这样才能抬举出“我知道你们不知道”的话语高度,时不时地还要在社会上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浪头——呵呵,咱媒体中人称作“炒作”)……

  于是我经常想到熊老,想到熊老那本语气平淡毫无矫饰的文字所叙述的故事:那些故事的很多主人公都是些连敌人也承认的战略家,而且是真正富有真知灼见的战略大家!但却未见他们以悲情喧恬或故弄虚玄的夸张来阐示自己的“战略分析和判断”,也没见他们动辙就贬损这个不懂啥那个不懂啥——还从几百年数到了上下五千年,所依据者,也大都是些众所周知显而易见“大道消息”——人称“大路货”。

  “秘密”自有秘密的范围,煞有介事地把“秘密”当成佐料爆炒自己者,反而令人生疑。

  何况那些“秘密”还多有“捏造”之嫌!

  熊老的书中有一个很经典“战略分析和判断”的案例。那就是1969年“珍宝岛事件”和党的“九大”后,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四位老帅“对中美苏‘大三角’战略关系的探索”(注:熊老当时是被四位老师“抓”的“壮丁”——文字整理者):那当口,“一片红”了的“全国山河”到处都迸发着“新沙皇亡我之心不死”、“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吼声,要拧着这个“主旋律”和大形势说事儿,那可是需要勇气以及比勇气更多的东西…… 

  看着网上因最新诞生的某位新锐“战略家”及其演讲而爆发的口水仗,看着但有对这位风头很健的新锐“战略家”有不同意见就要被斥之为“汉奸”、“卖国贼”的景观,我常想,要是四位老帅的分析当时就面世,会不会也会被人斥之为“汉奸”、“卖国贼”哩?

  其实,所谓“战略分析和研判”,最需要的还是冷静的头脑,甚至还需要耐得住寂寞!严谨和准确地掌握运用信息和资料是最起码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所有过度的渲染(不管是过高还是过低)和煽情(不管是豪情还是悲情)都是有害无益的!造成的后果也完全可能是同样的!而在“后果”面前,不管你如何强调你的初衷和动机,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而且,不管你的文字卖弄得如何酷毙,不管你的句子营造得如何火暴,没了“严谨”和“准确”的内涵,都是如同承载它的纸张一般轻薄的东西!  

  

附:对中美苏“大三角”战略关系的探索

  

熊向晖

  

  在《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中,四位老帅全面分析“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指出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明确提出“苏修扩张是挤美帝的地盘”,“它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从而勾画出刚刚形成并延续十余年的国际战略格局,为打开中美关系提供了依据。从(1969年)7月29日至9月16日,四位老帅对相继发生的重大新情况又进行了十次共29个半小时的讨论,概述如下:

  ㈠7月11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最高苏维埃作报告,一方面倡议苏美举行最高级会晤,以发展两国间的“广泛合作”,并在国际问题上“寻求一致的立场”;一方面大肆攻击中国。7月21日,美国和柬埔寨恢复代办级外交关系(1965年柬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因美对柬进行军事威胁和政治挑衅,宣布与美绝交)。同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对美国旅游者购买中国货物的限制;放宽美国公民去中国旅行的限制。7月25日,尼克松在观看了美国首次进行登月飞行的宇宙飞船“阿波罗”号返回船舱溅落后,在关岛发表谈话,承认在越南战争中“受挫”,宣布将在印度支那收缩兵力、使战争“越南化”。7月26日,尼克松动身访问菲律宾、印尼、南越、泰国、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就在这一天,发生两件事:

  ⑴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突然约见我驻苏代办,面交苏联部长会议给中国国务院的内部声明(未公布),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

  ⑵西哈努克派人见我驻柬大使,面交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6月17日写给周总理的信,要求访华,会见周总理或其助手。信中说,中美“二十年长期交恶”不应继续下去了。

  四位老帅立即进行研究。

  叶帅说:美帝不得不从南越逐步撤军,苏修却在大力推动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尼克松访问亚洲五国,是怕苏修接管“真空”;同时,美乘与柬复交时,转来曼斯菲尔德的信,苏修可能侦悉此事,美国国务院宣布“两个放宽”,步子虽然不大,但表明尼克松想拉中国、压苏修。

  聂帅说:葛罗米柯反华的调子那么凶,刚刚半个月,就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它是害怕中美和缓。

  徐帅说:尼克松访问罗马尼亚,在东欧会引起连锁反应,苏修怕后院出问题,不得不向我们递出橄榄枝。

  陈总说:“二十年长期交恶”,真是慨乎言之!美国人可以上月球,就是接近不了中国,接近中国比登天还难,这是美帝自己造成的。现在美帝憋不住了,苏修也憋不住了,它们的矛盾不可开交,都向中国送秋波,都向对方打中国牌。局势到了转折关头,后面还会有文章。我们要继续观察,必要时向中央提点参考性的建议。

  

  ㈡据外电报道:

  

  ⑴尼克松在出访中,多次表示美国准备开始同北京交往,反对苏联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并说,如果让中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向前进”。他出访罗马尼亚时强调不应孤立中国,并称,美国愿意同苏联和中国都建立友好关系。回国后,尼克松表示,明年春天以前不再出国。外电评称,这意味着尼克松不愿匆忙与苏联举行最高级会晤。一家英国报纸认为,尼克松此次出访六国,是要利用中苏矛盾,改善欧洲局势。

  ⑵8月8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堪培拉发表演说,声称:“台湾的中华民国和大陆上的共产党中国都是生活中的现实”,“大陆中国终有一天会在亚洲和太平洋事务中起重要作用”,“这就是我们在一直寻求打开来往渠道的一个原因”。(以上各点,以及美国宣布对中国两个“放宽”,新华社均未报道。)

  ⑶原定1968年5月举行的“中苏国境河流第十五次航行例会”,因苏方破坏,延至1969年6月18日至8月8日在苏联伯力举行。8月11日新华社报道:“中国代表团本着开好会议、解决问题的精神,同苏方进行了耐心的协商,就中苏国境河流航行的某些具体问题达成了协议,并签订了会议纪要”。(我代表团未带密码,八岔岛事件后,苏修在伯力搞示威游行,他们打电报要求回来。总理指示用明电回答:要沉住气,争取达成一两条协议。)

  

  四位老帅讨论时认为:

  

  ⑴在总理指导下,就中苏国境河流航行达成若干协议,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可以驳斥苏修说我“好战”的谰言,表明我在坚持原则下谋求和缓;另一方面使美国担心中苏改善关系,有利于增强我在对美斗争中的地位。

  ⑵美要利用中苏矛盾,苏要利用中美矛盾,我应有意识地利用美苏矛盾。苏渴望同美举行首脑会晤,尼克松迄未同意。苏要同我举行高级会谈,目的之一是想捞取资本压美。它知道我不会当砝码,因此没有声张。我不宜急于表态,以免造成我屈服于其武力威胁的错觉。可拖些时候答复,指出举行高级会谈条件不成熟,可举行部长或副部长级会谈,只谈中苏边界问题。苏坚持顽固立场,谈判难以有成果,但抓住和谈旗帜对我有利,力争避免边界武装冲突,维持较正常的国家关系对我有好处,这也可加快美接近中国的步伐。

  ⑶对曼斯菲尔德的访华要求不予置理。美急于同我接触,我应保持高姿态,再憋它一个时候。第一三五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原定1968年5月28日举行,由于美扩大侵越及美、越和谈,我借故三次延期。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可恢复华沙谈判。

  

  ㈢四位老帅的建议未及写出,局势出现重大变化:

  

  ⑴8月13日,我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指出该日上午苏军侵入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制造新的流血事件,中国政府为此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⑵8月15日,《人民日报》以《苏修头目声嘶力竭发出反华战争叫嚣》为题,刊载新华社的报道说:“勃列日涅夫诬蔑中国‘策划武装冲突’,叫嚷要‘把防御能力保持在最高水平’,猖狂地对我国进行战争威胁。苏修军事头目格列奇科·雅库鲍夫斯基更是歇斯底里地叫嚷什么‘军事威力’,公然威胁要进行核战争”。“最近,苏修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不断大量增兵,并且肆无忌惮地不断进行各种‘军事演习’。目前,苏修还在接近中国边境的地区赶修战略公路和铁路”,“把住在靠近中苏边境的苏联居民赶走,沿边界线建立一条宽达二十公里的无人地带”。

  ⑶8月16日,《人民日报》以《苏修美帝紧锣密鼓大搞反革命全球勾结》为题,刊载新华社的报道说:“对于苏修的步步加紧反华,尼克松政府欢迎唯恐不及”,“苏修叛徒集团抛出的所谓‘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黑货”,“苏修这个黑货也是同尼克松近年来一直在鼓吹的加紧拼凑反华军事联盟、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罪恶阴谋遥相呼应的”。

  ⑷8月18日,外电报道苏驻美大使馆一官员询问美国一专家:如果苏联袭击中国核设施,美国将作何反应?8月27日外电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向记者透露,“苏联可能就它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问题,向其东欧共产党同伙进行试探”。

  ⑸8月28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恶毒反华,诬我对苏进行武装挑衅,要求全世界在为时不太晚之前认识到中国的危险,并说:“在当前拥有最现代化的技术、有效的致命武器和发射这些武器的现代化手段的条件下,如果爆发战争,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

  ⑹8月28日,中共中央下达加强战备的命令,包括赶修防核工事,但未公布。

  

  四位老帅讨论时,一致认为:

  

  ⑴在《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中提出的看法没有错,苏修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

  ⑵中央决定加强战备非常必要,无论何时都不能放松战备,要立足于打,有备无患。

  ⑶毛主席说,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主席从最坏处打算,我们拥护。

  

  (注:这个背景,这种气氛下,坚持这种超越了“居安思危”的战略分析和判断,是不是很需要勇气?乃至比勇气更多的东西?要搁现在某些一夜之间诞生如同如明星一般的“战略家”及其粉丝口中,是不是就是“汉奸”、“卖国贼”?)

  

  四位老帅还反复研究,万一苏修对我发动大规模战争,我们是否从战略上打美国牌。叶帅说: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可以参考。陈总说:当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也可以参考。姚广汇报说:外交部研究了尼克松的对华政策,已上报中央。概括起来,就是:玩弄“遏制不予孤立,压力加劝说”的反革命两手既定方针,把中国看作潜在威胁,对台湾问题一直不松口,加紧对我军事包围,同时搞些假和缓姿态,是做一张牌压苏修;希望同我接触,妄图软化我们,争取喘息时间,消除“潜在威胁”。姚广还说:外交部主要领导同志希望四位老帅向中央提建议时,可以原则上讲要利用美苏矛盾,如何利用,不宜具体。在美、越和谈期间,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也不适宜。

  陈总说:外交部的老同志关心我们,怕我们又犯“右倾”错误。我们尊重外交部领导同志的意见。

  (注:嗯,“尊重”归“尊重”,“尊重”完了还是坚持“打不起来”,管他“右倾”不“右倾”!

  ㈣胡志明主席于9月3日逝世。越南党和政府决定9月9日举行国葬和追悼会。以周总理为团长、以叶帅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于4日到河内吊唁,当晚回国。外电猜测,周总理此行是为了避免与参加胡志明葬礼的苏联领导人见面。9月8日,李先念副总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去河内,9日在胡志明追悼会上未与苏联党政代表团团长柯西金交谈,10日回京。柯西金通过越方向我方传话,希望路过北京时在机场会晤周总理,越方因故延误,苏驻华代办向我外交部紧急提出,经报毛主席同意后,柯西金已离越回到塔吉克首府杜尚别,知我答复后绕道于9月11日上午9时许飞抵北京,周总理在机场同他会谈。新华社11日发布低调的简短消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

  9月13日,四位老帅集体阅读了周总理同柯西金的谈话记录。总理谈话的要点是:

  

  ⑴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两国的问题,只要心平气和地处理,总可找到解决办法。

  ⑵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今年发生冲突的地方都是争议地区。你们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国内的事情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我们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开发,我们没有军队驻在国外,不会侵略别人,而你们调了很多军队到远东。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核武器的水平,你们清楚。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⑶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妨碍两国关系正常化,中苏不应为边界问题而打仗。中苏边界谈判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中苏双方应先就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达成协议。

  

  此外,双方还就重派大使、恢复两国间政务电话、扩大贸易及改善通车通航等问题达成协议。总理还告诉柯西金,准备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

  在讨论时,四位老帅认为,总理对柯西金的谈话很典范,充分体现了主席的战略和策略。现在柯西金屈尊就教,主要原因是想同我们缓和一下,借中国压美帝,同时也摸摸我们的底。总理请他吃了一顿饭,同他恳切地谈,称他为同志,还转达主席对他的问候,这是高姿态。美国情报部门限期搜集柯西金在中国三小时的详细情况,可见美帝很着急。尼克松一定会急起直追。陈总说:中苏首脑会谈震动全世界,一旦举行中美首脑会谈,一定更会震动全世界。

  

  ㈤为时不久,战争的空气又甚嚣尘上。对柯西金北京之行,有些人认为是苏修大举侵华前施放的烟幕,有如珍珠港事变前日本派特使来栖去美迷惑罗斯福。根据是:

  

  ⑴柯西金在同周总理谈话中,并未否认苏修同我挥舞核武器,更未保证今后不向我发动核战争。

  ⑵柯西金返回莫斯科时,苏修的主要头目均未出场,只派二三流人物到机场接。说明柯西金所作的若干缓和承诺不代表苏修政治局的意见。

  ⑶外电报道,9月10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一位成员对美国一位代表说,苏联在军事上具有对中国的压倒优势,如果中国对苏联的敌对态度继续下去,一场军事较量无法避免。

  ⑷9月12日《人民日报》在题为《核讹诈救不了新沙皇的命》的文章中揭露,苏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扎哈罗夫说,苏“战略火箭部队”“随时准备立即行动”,“出其不意地进行打击”,“使敌人措手不及”。

  ⑸9月16日,伦敦《新闻晚报》刊载苏联“自由撰稿者”、经常透露苏联重大决策的维克托·路易斯的文章。文中说,如果中苏爆发战争,“世界只会在战争爆发以后才会知道”,并说,苏可能对新疆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

  

  (注:瞅瞅,又是“密闻”又是“猛料”哈?

  四位老帅紧急讨论后,写出《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由陈总定稿,9月17日报送周总理。

  (注:瞅瞅,不为“密闻”或“猛料”干扰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四位老帅在《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中首先指出:“国际阶级斗争错综复杂,中心是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目前压倒一切的问题是苏修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正当苏修剑拔弩张,美帝推波助澜,我国加紧备战的时候,柯西金突然绕道来京,向我表示希望缓和边境局势,改善两国关系。其意何居,值得研究”。然后,提出以下几点:

  ㈠“苏修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苏修的战略目标是同美帝重新瓜分世界。它妄想把我国纳入其社会帝国主义的版图”。“最近,苏修变本加厉地制造反华战争舆论,公然对我进行核威胁,阴谋对我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表明“苏修领导集团中的一批冒险分子,想乘我国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核武器尚在发展,越南战争尚未停止时,依靠导弹和‘乌龟壳’,对我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幻想把我搞垮,消除其心腹大患。”

  ㈡“苏修虽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并且作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但它下不了政治决心”,因“对华作战是有关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苏修感到并无把握”。“苏修对侵华战争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帝的态度。迄今美帝的态度不但未能使它放心,而且成为它最大的战略顾虑”。美帝“绝不愿苏修在中、苏战争中取胜,建立资源、人力超过美帝的大帝国”,“美帝多次表示要同中国改善关系,这在尼克松访问亚洲前后达到高潮”,苏修“深怕我国联合美帝对付它。7月26日尼克松出访亚洲的第一天,苏修迫不及待地向我方交出其部长会议给我国政府的声明,充分表现了苏修惶惑不安的心情”。“它对中、美可能联合的担心,增加了它大举进攻我国的顾虑”。文中还列举其他“种种因素”,判定“苏修不敢挑起反华大战”。

  ㈢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基于反革命实用主义的需要,试图改变对我国的战争边缘政策,打出和谈旗帜,借此摆脱内外困境”,并“探询我方意图,作为苏修决策的依据”。“估计苏修可能同我谈判,要我基本上按照它的主张暂维边界现状或解决划界问题;在继续反华的同时,缓和并改变同我国的国家关系,以便争取时机,堵塞国内漏洞,稳定东欧形势,巩固和扩展在中东及在亚洲等处的阵地;特别是想利用对我国的反革命两手政策,在同美帝的争夺中,增加一点资本,求得一些主动”。

  ㈣“周总理会见柯西金的消息,轰动了全世界,使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战略思想发生混乱”。“我们坚持打倒美帝、苏修,柯西金反而亲来北京讲和,尼克松反而急于同我们对话,这都是中国的伟大胜利”。“在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中,美对中、苏,苏对中、美,都要加以运用,谋取它们最大的战略利益。”我们“对美、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包括用谈判方式进行斗争。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苏修要求举行边境会谈,我已表示同意;美帝要求恢复大使级会谈,我也可以选择有利时机给予答复。这种战术上的行动,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

  (注:还是一句话,打不起来!但“打不起来”是不是就可以高忱无忧了哩?呵呵,姜还是老的辣,战略家就是战略家,人还有主动出击的“分析和判断!”)

  在这个报告定稿后,陈总提出他对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

  陈总说:这个报告,主要是分析柯西金来华意图和苏修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的问题,对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没有多讲,只从战略意义上点了一笔。关于打开中美关系,我考虑了很久。华沙会谈谈了十几年,毫无结果,现在即使恢复,也不会有什么突破。我查了资料:1955年10月27日,我们提议举行中美外长会议,协商解决缓和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1956年1月18日和24日,我外交部发言人两次发表声明,指出: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证明不能解决像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样重大的实质问题,必须举行中美外长会议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切实可行的途径。这一重大建议被美国拒绝。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我有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

  第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我们只提会谈的级别和讨论的题目,不以美国接受我们的主张为前提。我估计美国会乐于接受。如果我们不提,我估计美国也会向我们提出类似的建议。如果这样,我们应该接受。

  第二,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并不是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还可以商谈其他带战略性的问题,这不是大使级会谈所能做到的。

  第三,恢复华沙会谈不必使用波兰政府提供的场所,可以在中国大使馆里谈,以利保密。陈总说,他决定将这些“不合常规”的设想向总理口头汇报。

  (注:这就是陈老总,大主意大气魄大手笔啊!刚表示领了外交部领导“不宜具体”的情,接下来却仍然提出打开中美关系的具体设想——甚至“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具体设想,“具体”到了连会谈的会场安排在哪里都说了!

  管他“右倾”不“右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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