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重看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 -- wage

其实“北京共识”的名词一点都不重要，这是我的观点。之所以批评Huang与姚洋是特意挑错靶子（“北京共识”）来打，就是为了证明，他们行文的出发点，不是学术争鸣，而就是政治争论。

而实际上，“北京共识”有没有被系统的阐述过，这点根本不重要。因为中国的发展模式，也根本不是按照“北京共识”按图索骥搞起来的；以后也不会按它来搞。中国的发展模式可能是北京烤鸭，而北京共识可能是卫生棉，两者风牛马不相及，但是对于中国的实际发展而言，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们行文的动机与观点。Huang与姚都是希望通过对一个“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概念，来证明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不行——要么是不独特（所以不能持久，因为高速发展不能持久是所有NIC的历史经验），要么是前头危险得很（拉美模式）。因此，他们背后的含义就是：我们要用另一套模式来代替目前这套模式。

但其1，他们的靶子，其实同样不是客观实在，而是自己捏出来的一个东西。这些靶子首先不是北京烤鸭，同时也不是卫生棉，他们可能就是一个汉堡或者热狗。但他们是把自己捏出来的东西化装成卫生棉来证明自己捏的过程的合法性，这样可以把汉堡或者热狗包装在一个blackbox里。

2则，姚洋的文章还好说，还算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发展数据讲话。但Huang的文章就不同，他还给“卫生棉”搞了个镜像，就是拉美模式，从而把“北京烤鸭”跟“拉美模式”联系了起来。而通过一系列网文的批判，你也可以看到，即便是“卫生棉”，跟拉美模式也不是一回事。这个“镜像”它就是一面哈哈镜里的镜像。哈哈镜不要紧，但为什么要用哈哈镜就要紧了。

而他们要达到的结论都是一样的：小政府与中性政府，要求“国退民进”，这跟他们两人的一贯主张是一样的。

人当然可以有自己的主张。但问题在于，1-人是如何做自己的论述过程的。论述与现实中的差距，到底是认知本身的局限，方法错误，还是明知而为之？

2-则是，对他们隐含未名的主张，即以另一种模式来代替目前的中国模式，更是未经证明的。可以说，他们是要否定一个已经被证明了30年有效的东西（目前中国的发展模式），来主张一个根本自己没有从理论或逻辑证明、也没有被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实践所证明过的东西（继续地“国退民进”下去？搞英美模式？）。【此处剑桥的韩国人Ha-Joon Chang, 《Kicking Away the Ladder》已经被翻译成中文，有很精彩的论述】

因此，起码于我而言，他们这样的论述，是荒谬的，是别有用心的。

对于你所提出的在第二产业中，民资提供的就业比国资多，我认为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

其1，事实上，这种局面首先是30年中的改革的结果，即事实上的“国退民进”，把一大部分劳动力密集型的，首先从轻工业然后到重工业的产业，从93年之后，国资退了出来，或者事实上国资被私有化。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体制改革的结果，国资不再涉及这些部门。因此以这一点来证明“国退民进”的合理性，是不太能站得住脚的。否则如果我们退回到1993年之前，同样一个论据，岂不是也可以证明完全相反的论断？

其2，他们所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打着目前这个反对“国进民退”的旗号，到底想要的是哪一块？打个比方，机床制造业已经向民资开放多年，也已经有民资进入，劳动力也可以流动，但民资的发展速度在过去30年内是很慢的。搞床板工厂或者搞电子产品的民资老板们赚了钱，10个有9个是会跑去买矿山，搞房地产，到股市当庄家，或者参加海南炒房团。

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要的是资源类产业，煤矿、有色金属，更要的是房地产，或者其他能源消耗类的加工业（比如制铝等）。国家在这些行业的收紧，在山西搞整合，在高耗能产业要求淘汰落后产能，是不利于他们的利益，因此他们要从理论上证明“国进民退”不行；而证明这一条不行的方法，就是唱衰。

国进民退没有发生在电子产品工业，没有发生在一般机械制造工业，没有发生在食品制造工业。而恰恰相反，在资源类、房地产以及能耗类产业中，这些既得利益者从来就没有能够证明：他们能够提供更多的单位资本就业率，他们能够提供更好的能耗效率，他们能够提供更好的劳工保障，他们能提供更好的社会公平。

相反，在过去的10多年来，贫富分化、财富集中、民怨最大、污染环境的，也就是这些工业，更是这些工业中的民营部门。

所以这才是背后的故事。这些富人们以前闲暇时都不会来“忧国忧民”的（《新劳动法》刚出台的时候，数百个工厂老板要集队上京表态），在这些时候，社会公平从来不成为问题，他们的钱包是问题；但当更赚钱更容易的行业国家收紧了，社会公平就成为问题了，富人们就出来“忧国忧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