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饮马出长城——简述贞观外战史（五）总结评论 -- 森林鹿

“迁都事件”发生在武德七年秋季突厥军入侵时，“杨文干事件”后，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二人矛盾严重激化的时候。

大概过程是：有人认为突厥屡次攻击关中是因为长安人口密集、财富集中，建议李唐“焚长安”把都城迁到离抗突前线比较远的地方，便于指挥对突作战。李渊打算采纳这一建议，派遣中書侍郎宇文士及到秦岭以南的今汉中、湖北、河南一带，探查理想的迁都目的地。

李建成、李元吉、裴寂等人都赞成其事，老倔头萧瑀等“虽知其不可而不敢諫。”于是武德后期在公开场合一贯低调的李世民终于出面反对，并且比较罕见的，在朝堂上与李建成当众进行争论。

　　兄弟二人各自的观点，现在看来没什么特别之处，大致是李世民认为被迫迁都太丢面子、会“贻四海之羞，为百世之笑”，并以李唐军队总司令的身份保证在几年之内消灭突厥。李建成则重点针对李世民的人品进行攻击，并且按史书的记载，当公开争论结束后，他还联合一些妃嫔私下告状，认为李世民力主抗突是为了保住自己手中的兵权。

　　迁都争议的结果，各本史书记载的细节也有所不同。当然大致上李渊是同意了李世民的见解，停止迁都动议，这个没问题，但是按《册府元龟》中的一些原始记载，是说当李世民一陈述完自己意见，李渊就大笑同意，并且还夸赞李世民为“吾家千里驹”云云。而按照旧唐书的文字，李世民的意见却让李渊很“怒”，当时不但不同意，还命令李世民带少量骑兵去山南一带踏勘新都地址，只是李世民后来又反复陈述，最后打动了李渊，停止此动议。

这项讨论的过程结果，不用说反映出李渊当时对抗突战争持一种相当消极悲观的态度，这应该和李唐内部矛盾大暴露有关。同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以前没怎么见人提过，这里多口水两句。

李渊、李建成一派意向中选择的新都城地址，为什么是“襄、邓”即今湖北河南一带？

　　要知道在隋唐之交的中古时代，甚至还可以上下再推溯五百年，当中国统一时，政治中心如果不在关中长安，就一定落在中原的洛阳附近地区。这是由自然地理和人文条件共同决定的，并不是某些人一时心血来潮的结果。具体到隋末唐初，洛阳城是杨广倾全国之力建设的新都，虽然在战争中破坏严重，但是“宫室、仓储犹存”，其硬件基础、区域内布局（如运河、几大粮仓以及金墉等卫星城）等都是国内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更别提人口和经济重心问题。那么如果李唐真的要迁都，要离开长安，为什么不顺理成章的迁到洛阳呢？如果只为了躲开“突厥攻击第一线”的危险位置，洛阳也完全符合这个条件啊。

　　答案很明显，因为洛阳地区是李世民的势力范围，而且看起来短时间内李渊李建成无法改变这个事实。

　　而反观汉中湖北一带，在当时“天下”的中心地区里，这一带算是李世民没有直接控制染指过的地方。李唐开国以来这一带的守将先后是李孝恭、李孝恭的近亲堂兄李瑗、以及李孝恭的亲弟弟李瑰。李瑗后来我们得知是一个板上钉钉的太子党，李孝恭兄弟的立场比较模糊，但可以确定他们不是秦王党。这样，“襄、邓之地”就可以说是秦王势力的空白薄弱处，对于杨文干事件后极度敏感的老李李大来说，被选为新都城所在地，也就不让人感到奇怪了。

　　但是这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李家一向被目为“关陇集团的代表”，李渊在起兵建唐以及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也主要是获得了关陇军事贵族势力的强力支持，才能因而成事。都城设在哪里，直接关系到当地的势力集团利益（可以参考当前全国人民对于北京的观感），所以在第一章我们就分析过，杨家父子特别是杨广，正因为坚决背离了关陇核心长安，当天下大乱时，才被关陇集团如此轻易地抛弃，另找了带头大哥李渊。

　　那么如今李渊李建成也要弃长安（甚至“焚长安”）而就襄邓，关陇集团的中下层实力人物，对此又会有什么看法呢？

　　本来已经得到了山东（包括江南）集团人物拥戴的李世民，此次强力反迁都成功，是否又在关陇集团人物当中，为自己赢得了额外的印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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