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整理原创】朝鲜战争中的细菌战(系列终结篇) -- 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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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故作高深,还继续表演这套低级的把戏

哈哈,你说你不看那种马路货的报纸,请问你贴中文字的来源?

这张照片可能要比任何字眼上的争论都有用

笑话!我这里也给你照片看看!

首先,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另,您还没有给大家:美国没有动用细菌战的论证呢!请返回完成

关于志愿军战俘的接收工作,中国方面从战争初期就已经开始与美国方面进行接触了。援引美援朝时期担任志愿军第六十五军一九三师政委的贺明的回忆:1951年12月,朝鲜战场停战谈判进入第四议程——关于遣返战俘问题。中方谈判代表团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即按照《日内瓦战俘公约》中“战争结束后战俘应该毫不迟延地释放和遣返”规定的办。

但美方代表却未公开反对中国和朝鲜的立场。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他的回忆录里记载:如果把包括投降在内的战俘送回“铁幕”,将来发生大战,无人逃亡。他还认为,战俘一旦不再回到共产党阵营“是对共产党有威慑作用”的。美方不愿意遣返战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把这些人补充到朝鲜李承晚和台湾蒋介石的军队里去,以加强他们的兵力。

    

由于双方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立场不同,谈判漫长而艰难。在双方提供战俘资料时,美国方面在战俘数字做了四次变动,最多时11.6万人,最少时7万人(含朝鲜人民军)。从1951年12月1日谈判进入第四议程——关于战俘遣返问题,到1952年11月,在将近1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达成任何有意义的协议。战俘问题因此成了停战谈判的难点。

第四议程后,双方又经过一年半多的谈谈打打,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这一天签定了停战协议。协议规定:“在本停战协定生效后60天内,各方面应将其收容下的一切坚决遣返的战俘分批直接遣返”,“各方应将未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从其军事控制与收容下释放出来,统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根据此项规定,中美双方将采取自愿原则让志愿军战俘自行决定去向问题——战俘们可以自由选择回大陆或去台湾,而这项工作由中立国——印度来主持,以确保任何一方不得采取胁迫手段,所有战俘的选择确实是出于自愿的。

  1953年9月9日,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正式成立。印度的蒂迈雅中将为主席,捷克斯洛伐克的衔西莫维茨上校、波兰的衔加耶夫斯基、瑞典的斯坦斯特鲁、瑞士的邓尼克为委员。

  按照规定,在印度代表主持的解释营帐中,战俘们将按照顺序进入解释营,分别聆听中共代表与美军代表的解释,最后战俘们做出决定,回大陆的由中共代表的这边出口出去,去台湾的则由美军代表这头出去。

但关于“解释”的过程显然不可能一帆风顺,在此前后,美国方面都采取了一些小动作。据《文史博览》(2005年第9期)记载,到了1953年9月6日,双方直接遣返战俘“交换完毕”,但是,美军手上尚有14235名志愿军战俘未被遣返,美方称这些战俘自己拒绝返回共产主义阵营。当时,板门店附近的军事分界线南北两边都设立了“不直接遣返”战俘营,在分界线以北的“北营”尚有359名联合国军战俘;分界线以南的“南营”有22604名中朝军队战俘,其中中国战俘14704人,多出了四百余人。

  9月21日,朝鲜和中国方面提交美方一份98742人的朝中被俘人员名单,要求对方交待这些人员的下落,但美方一拖再拖,经再三催促,直至1954年5月13日美方才交待,其中27000人在停战前“逃亡”,22000余人移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37900余人已作为平民处理。朝中方面表示不能接受,并要求美方对此作出诚实的交代。此后,一直没有下文

  根据规定,对不直接遣返的战俘的解释工作应在9月25日开始,但由于美方拖延修建解释营场,致使解释工作推迟到10月15日才开始。朝中方面坚决要求中立国遣返委员会隔离战俘解散特务组织,将经过解释的战俘与未经过解释的战俘隔离看管。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以解散特务组织有困难,“战俘代表”拒绝隔离等理由,拒绝了朝中方面的要求。

  据《战俘营纪实》记载,朝中方面的解释代表利用广播,播送《金日成元帅、彭德怀司令员告被俘人员书》、《朝中解释代表向志愿军被俘人员的讲话》,打消被俘人员的顾虑,使他们知道有行使遣返的权利。但这项解释工作所收到的效果并不明显,其中当然有美国方面的阻挠甚至恐吓,但也不乏有些志愿军战俘鉴于当时的形式希望投靠台湾方面。

而美国方面直到12月2日才开始进行解释工作。战俘们平静地听取美方的解释,没有任何暴力的表现。但美方不肯给予战俘更多的解释,拒绝回答战俘提出的有关他们回家过和平生活的问题,并对战俘进行侮辱和威胁。

  12月11日,战俘向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在美方改变态度前拒绝走出营场。美方不能为战俘的和平生活提供保证,因而,经过解释后,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印度部队看管期间,仅有10名战俘改变决定要求遣返,2名南朝鲜战俘希望到中立国,绝大部分战俘拒绝遣返。于是,美方解释工作遂于12月12日起停止。

  不久,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不顾朝中方面的反对,于1月22日午夜撤出印度部队,放弃对北营战俘的看管,致使北营战俘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次日,中立国遣返委终止了对战俘的看管,并很快解散。

  1954年1月20日,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将南营重新移交给联合国军看管,由联合国军负责把这一万多名志愿军战俘运送往台湾。当年任职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厅长赖名汤负责该次行动。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终止看管工作后的1954年1月23日,1.4万多名志愿军战俘全部换上国民党军装,于凌晨3时许分乘225辆美军大卡车,离开中立区印度村。上午8时起由韩国仁川港搭上16艘美国军舰,浩浩荡荡地驶向基隆。惟一显示与台湾相关的是台湾出动海军5艘中字号登陆舰。

  

  为了迎接这一刻,国民党动员了许多欢迎群众,开启了所有的宣传机器,并将1月23日这天定为“自由日”。能成功策动1.4万多志愿军战俘来到台湾,对当时的台湾蒋介石政权的确是一件大“喜事”。志愿军战俘交由蒋经国领导下的一个辅导组织负责,逐个审查后,补入“国军”基层监视使用。

  

  至于为何会有这么多的志愿军战俘选择去台湾的问题,后人有诸多解释。但对于那七千多名返回大陆的志愿军当时的状况,大陆方面的各项记载都对美国多有指责,称这些志愿军被俘人员,不仅个个精神上经历过无数的磨难,而且大多数人的肉体也遭到了极大的摧残。“6000名被遣返的志愿军被俘人员中,有1609人是严重的病、伤、残者。在1172名外科病历中,有840人或说71%的人被截肢而致残。在261个被截肢者中,共截下来360截肢体(上、下肢),那就是说,有半数人被截下两截肢体。最为残酷令人不忍睹的是,这1172人中,竟有十多人是只剩下躯体没有四肢的全残人,其中多人原来不过只有一点冻伤而已。”

来源:万名志愿军战俘选择去台湾之谜

志愿军战俘去台是否自愿?全身被刺反共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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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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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流落台湾被刻了一身反共标语志愿军战俘的凄凉回忆

还有,被逼去台湾的赵英魁的口述

在釜山战俘营待了几天,我们被转送到济州岛战俘营。济州岛战俘营美军虐待中国战俘,故意给我们小麦粒当主食吃,而不配给我们面粉吃。许多人因为吃了小麦粒煮成的“饭”,不消化而泻肚子。战俘们向美军提出交涉,老美竟然答复说:“你们中国人吃米不也是这样吃的吗?”我们说:“小麦粒哪能吃?必须研磨成面粉做面吃啊!”美国人根本置若罔闻,掉头而去。恰巧,蒋介石的太太宋美龄,从台湾派来牧师,向战俘传教,我们借机向牧师抱怨美军虐待战俘,牧师大吃一惊,连忙去跟美军办交涉。美军突发慈悲,特地找来一条牛,专门用来牵磨,把麦子压碎了,再让中国战俘吃。

刺字

在我们进入济州岛战俘营之前,总数一万多人的志愿军战俘当中,悄悄混进了一批台湾渗透来的假俘虏,这批假战俘里头有一个叫黄效先的人,他是徐蚌会战(淮海战役)中兵败自杀的国民党军将领黄百韬的儿子。黄效先混迹朝鲜战俘营,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人员为身份掩护,表面上是宣传联合国政策,实际上在跟我们洗脑上大课,宣称共产党暴力统治如何如何,国民党在台湾积极建设如何如何,目的是要诱使我们去台湾。

中国战俘里边,有不少是原国民党军四川邓锡侯、刘文辉的部队,里头有不少出身国民党军校的成员,也有不少原国民党党员,在联军默许和台湾方面积极运作之下,这批人摇身一变为中国战俘营的管理干部,分别被任命为联队长、大队长、小队长、班长等职衔。

上完大课,组织好干部,接下来第三件事就是发起刺字,就是在我们战俘身体上刺青纹身,刺上各种反共标语和政治口号。战俘起初都不愿意刺字,有好几个态度坚决的战俘,先挨了小队长一顿耳光,到了晚点名吹熄号以后,那几个态度强硬不肯刺字的人,被个别叫到营区暗处,他们被干部围住恐吓:“你们究竟是要吃软还是吃硬?要吃软,就乖乖刺字。我们是受上级命令,你们不刺字我们就要受处分,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们小队长,也是原国民党军军官。他除了劝我们刺字,还派一个和我们年龄相当的班长,威胁我们:“关公不吃眼前亏,你们如果不刺字,害小队长交不了差,那么就不要怪他不客气,在这里,我们要打谁就打谁,要干掉谁就干掉谁,神不知鬼不觉,我们可以把尸首扔进毛厕粪坑。”在威逼恐吓之下,战俘们迫于无奈,绝大多数人被迫接受刺字命运。

刺完字不久,好戏高潮上演。某夜,集合晚点名的时候,干部上台宣布:“明天联军就要开始审查啦!你们愿意回大陆的人举手!”好多战俘思乡心切,纷纷举手。晚上趁大家上床睡觉以后,举手表示要回大陆的人,全被干部带到营房黑暗空地,施以痛殴,有的战俘当场被打断腿。挨了打如果还是拒不合作,就当场被活活打死。我们躺在床上,竖起耳朵倾听从海滩方向传来的阵阵哀号声,那凄厉的哀鸣,今天回想起来,还令人不寒而栗。

干部们的威胁绝非虚张声势,接下去的几天当中,有好几个战俘不明不白失去踪影。我们深信这些失踪的战俘,是被国民党干部杀掉了。

最后阶段,他们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毫不避讳地将不从命的战俘活活打死。一九五二年春天,我就亲眼看过他们拿着固定帐蓬的钉钻子,活活打死两名战俘,处死的理由就为了处罚他们不肯刺字。当局残杀了战俘之后,还迫令战俘派出代表,到现场观看战俘的尸首。他们对观看的战俘说:“你们看,这就是不刺字的下场。”

我认识一个战俘,原来是解放军排长,就在一天晚上被他们打断腿,动弹不得。我悄悄告诉他:“你怎么那么傻,你要回去何必现在讲出来呢?”他无奈地说:“我哪里知道他们诱骗我们上当?”最后这位排长仍然如愿返回大陆,只是他的瘸腿已经永远无法康复。

战俘的手臂上、胸膛上、背脊上被刺上类似“反共抗俄”之类的字眼。还有些战俘营干部基于报复心态,竟然在战俘下腹部刺上不堪入目的污秽字眼,辱骂共产党的领导人。刺完字以后,干部们对战俘说:“刺了这些字,你们回去吧!你们敢回去吗?”

刺字纹身之后,我们被转送到距离南朝鲜海岸更遥远的巨济岛,战俘插翅难飞。巨济岛战俘营有二十余万北朝鲜战俘,我们中国战俘一万多人。进入巨济岛战俘营,中国战俘的灾难并未就此结束。

我们的手臂上,胸膛和背部,都已刺满反共标语。某日,一位干部跳上讲台,手上拿着一本杂志,猫哭耗子假慈悲地宣布:“各位,这里有一份香港出版的《新闻天地》,刊登了一篇报道,我念出来给你们听听……”他煞有其事地声称,凡是身上刺了字的战俘,回到大陆以后,就会遭到公审批斗,战俘会被罚站在台上,被迫用刀子把刺了字的肉,鲜血淋淋地挖掉。念完杂志的报道,这个干部问我们:“你们回去就会被批斗,会被当众强迫把刺青的肉挖掉,你们还敢回去吗?”

这么一讲,战俘们真的被吓得面面相觑,这一招确实管用,战俘们在心理上软化了想回大陆老家的坚定决心。威吓之后,进而利诱战俘。台湾派遣“大陆灾胞救济总会”会长方治,“军人之友社”社长江海东,连袂到朝鲜,对战俘提条件,故示优待。江海东说,只要战俘肯去台湾,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假如不肯去台湾的,可以选择前往中立国(像是印度),悉听战俘尊便。

在国民党官员甘言诱惑之下,战俘们不知不觉入其彀中。战俘们产生了错误的认知,误以为国民党当局会让战俘来去自由,可以先到台湾,再转往想去的中立国家。

牢狱

一九五四年一月,美军与国民党连手把我们运往台湾。

船抵达台湾基隆,战俘们直接被解送台北市南郊的林口,一个叫苦苓岭的地方。苦苓岭有一个军方单位,它隶属国民党军“总政治部”辖下的“心战总队”。被威逼利诱送抵台湾的战俘,总人数号称一万四千人,被编成两个联队,后来,我们又被安上一顶高帽子:“一万四千个反共义士”。

到台湾之初,连续发生好几宗战俘上吊自杀悲剧。战俘原本深信国民党当局会尊重他们的意愿,送他们到别的中立国家去。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到台湾后,立刻失去自由,被集体送往“心战总队”,形同关押。还施以密集课程,强迫这些“反共义士”上课,灌输党国思想教育。台湾当局又发动所谓“请缨从军运动”,强迫战俘签名附和。有一位我熟识的战俘,因为不愿意当兵,干部不断纠缠,逼得他最后走上自杀绝路。

我被强制分配到嘉义民雄国民党军“教导营”后不久,1955年3月8日,突然几名武装军人将我逮捕,罪名是涉嫌“叛乱”!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指控弄得惊慌失措。

这桩“叛乱案”和一位名叫李国安的战俘有关。李国安在韩国战俘营里,曾经参加话剧队演话剧,台湾还发了一纸奖状,表彰他为台湾宣传的功绩。李国安就向战俘营干部反映他的意愿,希望去台湾后能进军中康乐队。到了林口“心战总队”,上面却不理会李国安想去康乐队的申请,直接分发李国安到部队当兵。几次向上头反映,却得到“没有办法,这是上级命令”的答复。李国安心里十分气愤,频频抱怨上了国民党的当。

分发部队服役后,空闲时间,总和李国安等四、五位战俘朋友凑在一块谈天说地。李国安不管旁边有没有人,破口大骂国民党不守信用。

某日,李国安牢骚满腹,高声大骂:“国民党不如共产党好,我们从前被共产党俘虏,人家还不曾欺骗过我们呢!国民党是骗子!还在我们身上刺了那么多字,将来有机会回大陆,身上刺了这许多反共标语,我们是两头不讨好。”当时有人提议,大家在台湾举目无亲,何不结拜兄弟,以后兄弟有难或者遇有病痛时,也方便彼此有照应。

可能是李国安讲话口无遮拦,遭军中特务“政治战士”向政治部检举,李国安首先被政治部逮捕。受不住刑求逼供,李国安供出我们结拜兄弟的事。不久,我们五人全部被抓捕。政治部完全不理会我作的任何辩护,硬栽给我一项莫须有的重罪:“从事非法组织,意图叛乱。”第一审,我们五个人有两个被处死刑,三个人被判无期徒刑,我被判无期徒刑。

审讯过程中,我们都有受刑被拷打的经历。我双手被捆绑在吊架上,我不肯招供,特务启动铰盘,把我高高吊起,他大声吼叫:“你到底承不承认?”我摇头表示不承认,他就再把我往上吊上。这时,我的手腕痛彻心腑,两手几乎脱臼,实在痛得受不了,只好被迫低头认罪。

我们五个人里头有一个是山西洪桐县人,恰巧第二审的军法官也是山西洪桐县人,他详细审阅了全案的档案数据,军法官很同情我们的境遇。他轻声说:“你们五个人文化水平都不高,有人甚至不识字,怎么可能‘组织叛乱团体’呢?”他当场训诫:“以后你们这些孩子讲话要当心了,不要再乱讲话。”

我的无期刑期,经军法官改判成有期徒刑五年。但是,我被关押了五年期满后,因为没有人敢保释我,所以又被送到“游民收容所”,和一群流浪汉、和疯子关在一起好多年。算算我前后被监禁长达十年,其间,还被关到火烧岛(绿岛)一年。最后,幸蒙一位在韩国战俘营当过我们队长的退伍军官出面作保,我才终于获得自由。刚到台湾时我才二十三岁,出狱时,已经快要三十好几了,大好青春岁月,一大半在牢里蹉跎。

记得在我出发上朝鲜战场前夕,曾经往家里寄了一封信,说我要去朝鲜打仗了,希望家里捎一张全家福照片给我。之后音信渺茫。家里没我的消息,以为我打仗打死了。我家大门口挂上一只“烈属”木牌,大陆政府按月送钱给我母亲。“烈属”木牌,保护我家两老未受文革之苦。直到台湾开放赴大陆探亲,我才一偿回乡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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