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我的平凡的世界 -- 成奎花

“就算一个私德无可挑剔的人，在上世纪国家内外交困民族存亡堪忧的情形下还写出那么怡然的文字，有点象看到一个人坐在死人堆里品茶，我是会反胃的。而就象郁达夫那样私德我很看不上的人，有举身赴国难的勇气，我也佩服。”

梁实秋当时从北京一路逃到大后方教书著文，我想他已经算是尽了一点国民党统治下文人的义务了。他不与共产党交接这个算是基本的阶级属性问题，略过不提。梁实秋自始至终没有任何直接支持日本侵略者的行为，这个跟周作人是有根本区别的。而且，如果梁实秋真的投奔了日本人，就不会有他在四川雅舍的那些文字。梁实秋在大后方雅舍里面写的那些苦中作乐，又何尝不能看做一种即便是放弃所有，也要抗争的精神呢？

您既然在主贴不涉及《平》的文学性，那还是不要谬赞这本书是“80年代最好的小说”的好。一谈到最好的小说，就必然涉及到文学性的。

陈mm的帖子我又细细的读了一遍，里面诛心之论是蛮多的，当然也发掘出来不少事实。比如，“徐这样的，便是雅玩；郁那样的，便是下流。其实说白了，有钱便得“名士气”；穷酸便要下流。梁先生的标准不过如此。这跟许多人乐于单批朝鲜专制有异曲同工之妙；沙特也专制，可是谁叫人家有钱？说来说去，标准原来并不稳定统一，而且是以钱划道的。那我们还有什么话说？”梁实秋评价诸人，细细来观，其着眼点并不是钱，徐志摩一开始他并不喜欢，后来能入得他法眼，多半是基于以下几点：一是留学英国，深得欧美的熏陶；二是面对女人，虽然花心，但是也是诚恳的花心，有“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为证；三是天真好接触，不似郁达夫有种阴郁，看文字就能发现。

陈mm在文中讲述了那个圈子，诚然有之；但是，有些观点，我们必须看到，五四时期的某些见解是偏激的甚至走过了头的。比如泰戈尔来访一事就是这样。

陈独秀1923年10月27日在《中国青年》发问《我们为什么欢迎泰戈尔》，指出“像泰戈尔那样根本的反对物质文明科学与之昏乱思想”，不值得如此宣介。陈独秀、瞿秋白、沈泽民、恽代英、雁冰（茅盾）对于中国走“东方精神文明”（即：物质文明也有漏洞，不好，让西方走好了）路线，颇为反对。中立派周作人亦在1924年5月14日《晨报》副刊发表《“大人危害”及其他》，委婉地说，“地主之谊的欢迎是应该的，如想借了他老先生的招牌来发售玄学便不正当，至于那些拥护科学的人群起反对，虽然其志可嘉，却也有点神经过敏了”。

试想，泰戈尔的文学价值和地位，其时他访问中国，即使文学理念不与上述诸人相类，也不致此等的口诛笔伐。分明是扯虎皮做大旗。

陈独秀本人被挖掘出来在八大胡同嫖妓甚至争风吃醋乃至被从北大辞退一事，我想河里大概很多人是选择性失明吧。

1938年在重庆召开第2次会议，爱国华侨陈嘉庚发电报提议“言和者以卖国贼论罪”：此时是否退无可退，当以截然姿态示以“明志”呢？梁实秋和多数人意见不一致，果然异常“理性”：言和不等于出卖国家利益，为什么要以卖国贼论罪。并和共产党参议员发生激辩，给土共留下了“拥汪主和”的印象。1940年，梁实秋等参政会成员本欲延安一行，结果最终接到毛泽东致参政会电，电文如下：

“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前来访问延安，甚表欢迎，惟该团有青年党之余家菊及拥汪主和在参政会与共产党参政员发生激烈冲突之梁实秋，本处不表欢迎。如果必欲前来，当飨以本地特产之高粱酒与小米饭。

“梁实秋在一九二九年与胡适、罗隆基合著《人权论集》（上海新月书店版），靠着胡适，也对国民党有太岁头上动土的文章；后来又以民社党党员身份，靠着张君励，也对国民党不无失敬之处。如今沦落台湾，自然不敢造次。”这段陈mm所引，出于李敖。事实上在1938年前后主和者，不止是汪精卫，大批知识分子出于对中国未来的不自信，都有一定的主和倾向。但是这些人，同汪精卫的直接求和相比，是有一定的差别的。不可以一种眼光而观之。

梁后来说，“领导我、鼓励我、支持我，使我能于断断续续30年间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者，有3个人：胡先生、我的父亲、我的妻子。”（《怀念胡适先生》）又用1年时间，译完莎士比亚3部诗集，《莎士比亚全集》40册名副其实告成。“我翻译莎氏，没有什么报酬可言，穷年累月，兀死不休，其间也很少得到鼓励，漫漫长途中陪伴我体贴我的只有季淑一人。”

梁实秋完成“自我”，《莎士比亚全集》分量颇重。参政，他虽有心，然而乏胆识，又多“逆天”理性。论思想，不过“稳定压倒一切”，

“我在创造周报（注：这时还跟郁达夫等人交好呢，创造周报是创造社刊物。）第十二期（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写过一篇《繁星与春水》，我的批评是很保守的，我觉得那些小诗里理智多于情感，作者不是一个热情奔放的诗人，只是泰戈尔小诗影响下的一个冷隽的说理者。（注：与日后“理性”对照，极为有趣。）就在这篇批评发表不久，于赴美途中的杰克逊总统号的甲板上不期而遇。经许地山先生介绍，寒暄一阵之后，我问她：“您到美国修习什么?”她说：“文学。”她问我：“您修习什么?”我说：“文学批评。”话就谈不下去了。 ”（见《忆冰心》）

其实这段很能看出来梁实秋的性格，是个很直不会拐弯的人而已。既然已经对冰心的文字不欣赏，遇见又直接谈到这个方向，自然是谈不下去的。话说回来，我也不喜欢冰心的文章。

梁实秋并非创作人才，他从事的是文学批评。然而，与李健吾、梁宗岱、李长之的文学批评相比，他的“伦理”式“古典”批评显然并不单纯，成就亦非突出。说到散文，是个文人，均写散文。这段其实有点故意打压梁实秋了。梁实秋后来虽跟着胡适混，因年纪、交往多被人视为五四一代，这其实是凑巧的曲解。他拿着“白壁德”的学说多次向“新文学”精神发难，内里不过是“旧式士大夫”的灵魂。陈mm虽然能看懂梁实秋的内心，但是对其评价，还是有点过于接近鲁迅的风格了。梁实秋主编《远东英汉大辞典》，翻译《莎士比亚全集》，这两条都是非常人能为之。简单的提出朱生豪的效率和翻译书并不能作为一项很厉害的文学成就，我认为似不必如此来贬斥梁实秋的水平。我觉得，不如直笔梁实秋的才有不逮，方是正经。比如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全以散文为之不可避免的要丧失不少原文的诗意。然而用词不必扭曲，在某些地方据说是胜过朱生豪的。郁达夫的才气，我是有所见识的，然而对其为人的确是不能接受。苦中翻译莎士比亚的朱生豪，我想是该佩服的，但是一个并没有直接卖国也作出了一定的文学贡献的梁实秋，我想，不能以其为中产阶级，有过某些见解，而就简单的依照教科书将其一棍子打死吧。